龟兹托梦：佛迹玉石

　　龟兹的佛事是极为兴盛的，这里，当然也得听一听昭怙厘佛寺的诉说，领略一下“佛迹玉石的”的风采。
　　据《大唐西域记》载：龟兹城北有两座著名的伽蓝，“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有八寸，广六尺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佛足印记，玉中瑰宝。它在东昭怙厘佛寺中静卧了1300多年，直到1898年，才被世人所知晓，一个叫科兹洛夫的俄国人看到了这块重达2000公斤的巨玉，企图弄走，却又无法挪动，于是便找人将其砸成两块，之后以原木做成巨型爬犁式架子，马拉人拽，运进龟兹城，待机运往国外。但是，一位和田的老玉工看到了这块玉，便联络当地百姓奋起护宝，这块玉才得以保存下来。之后又运往北京，存放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内。
　　昭怙厘佛寺，龟兹人习惯称它为苏巴什古城，苏巴什是维吾尔语，即“龙口”的意思。当年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就在此城中住了一个多月，坐坛讲经。
　　昭怙厘佛寺在龟兹城北的雀格塔尔山下，距城约20公里。随着山势的起伏，整个遗址一层层铺开，分布着僧房、寺院、佛塔、窟群。保存较为完好的是一座方型大寺，四周有坚实厚重的墙垣。殿内残迹，方型土塔高约9米，台上禅室内有残存壁画。
　　战争的破坏、自然界风沙的摧残，再加上诸多外国探险家的掠夺，这座辉煌一度的佛寺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佛寺里的舍利盒，被日本人大谷光瑞弄回了他们的本土。这只舍利盒上，绘有一幅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是龟兹当时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乐舞图以一男一女手持舞旄为先导，依次是6个手牵手的舞蹈者和一位舞棍的独舞者。接着是一组由8人组成的乐队，最后是一持棍独舞者在做旋转动作，其左右有3个儿童拍手助兴。
　　由舞蹈者头戴各种面具和乐舞气氛看，这是一幅典型的龟兹乞寒乐舞图。乐手们身穿翻领紧袖花边长袍，腰扎珠联纹式腰带，下穿长裤，足登筒靴，腰带剑刀，典型的胡服胡妆，完全的龟兹世俗男子形象，特色鲜明的龟兹乐舞形式。
　　这个舍利盒产生的年代，大约是公元7世纪。这是中国隋代末期和盛唐初期。由于中央政府在龟兹先后设立都护府，使龟兹社会的各方面得以迅猛发展，成为西域广大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衣食足而后歌舞行，在这种情况下，龟兹乐舞便空前的繁荣起来。龟兹是西域佛教中心，昭怙厘为龟兹之大寺，舍利盒从昭怙厘出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文化和龟兹社会风行歌舞的盛况。继大谷光瑞之后，昭怙厘寺又出土了6具舍利盒，被法国人伯希和弄走了。
　　龟兹之所以扬名天下，与乐舞密不可分。到了唐代，龟兹乐舞几乎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据《梦溪笔谈》记，当时的西域音乐主要是龟兹，对中原音乐冲击之大，竟使得中原地区的音乐“全失古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龟兹的大音乐家苏祗婆(“苏祗婆”是龟兹语“聪明过人”的意思)。苏祗婆出身于音乐世家，他的父亲是当时西域著名的“知音之士”。苏祗婆不但擅长琵琶，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琵琶演奏家，而且是杰出的音乐理论家。北周时期，他随突厥皇后进入长安。中原音乐从他演奏的琵琶“一韵之中间有七声”而受到启发，经过长期的探讨实践，终于使龟兹乐律的“五旦七声”理论演变成“旋宫八十四调”，对中国的音乐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故称之“苏祗婆琵琶八十四调。”
　　至于说到舞蹈，借用白居易的《胡旋女》就能领略到龟兹舞蹈的风采：
　　胡旋女，胡旋女，
　　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举双袖举，
　　回雪飘飘转蓬舞。
　　左旋右旋不知疲，
　　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
　　奔车轮缓旋风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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