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故城

　　汉、唐时期著名的西域古国龟兹国，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县城西侧湮没在一大片农田之中的座座废墟，便是昔日龟兹国曾经辉煌的见证。
　　古代库车，是西域的政治中心。汉时的龟兹国，是当时塔里木盆地首屈一指的大国。据史书记载当时有人口8万余人，士兵2万余名。这在两千多年前与那些仅有“胜兵千人”的小国相比，确是个不小的数字。当时的龟兹国，位居丝绸之路的要冲，扼控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不仅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且采矿及金属冶炼在西域各国中也位居前列。史载“国王姓白，头系彩带，着锦袍宝带，坐金狮子床，都延城”。延城十分宏伟，周长达7000多米，城墙三重，可与汉城长安媲美。
　　龟兹王十分倾慕汉朝的制度和文化。为了与汉朝交往，在西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再三向近邻乌孙王求婚，娶乌孙王和汉朝解忧公主的大女儿第史为妻，达到了成为汉朝亲戚的目的。两人还被允许同至长安觐见皇帝，汉朝给予其极高的礼遇，任命第史为公主并赐予印绶，这样绛宾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汉朝的女婿。朝觐归来，绛宾成了汉文化的膜拜者，在宫中推行出入传呼、钟鸣鼎食的汉家礼仪，使汉文化在西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担当起了维护西域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担。
　　神爵二年(前60年)，龟兹归属西域都护管理。东汉和帝永三年(91年)，西域都护府班超屯龟兹它乾城经略西域。魏晋以后，由于中原地区连年内乱，疏于对西域的管理，西域各国也动荡不安。383年，统一了北中国的前奏国王苻坚在听说了关于鸠摩罗什的种种传闻后，派大将吕光统兵8万西行，发动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原地区对西域地区最大的一次政治和军事行动。龟兹王率西域各国70余万人与吕光战于延城城西，为吕光大破。中原政权又一次控制了西域，打通了阻塞多年的丝绸之路。由此也可看出，龟兹在当时仍是西域各国中具有相当号召力的强国。
　　吕光进入龟兹，见到宫室壮丽，焕若神居，遂命手下大将杜进的记室参军段业(后为北凉国主)著《龟兹宫赋》以讥之(已佚)。吕光贪图龟兹国的富庶，很想留居龟兹，不再返回战乱纷争的中原。后在众人的相劝特别是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劝告下，方以骆驼2万余头，骏马万余匹满载龟兹国奇珍异宝东返。至河西凉州(甘肃武威)时得知他所效忠的前秦政权已经覆灭，于是便留驻凉州建国称王。
　　唐时称龟兹为屈支(屈兹)，这时的龟兹仍是一个“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西域大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在龟兹置龟兹都督府和“安西四镇”之一的龟兹镇。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将安西都护府由西州(高昌)移驻龟兹。使龟兹最终成为西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唐玄奘西行途中来到龟兹，因大雪封山不能前行，在此停留了60多天，与龟兹王室和寺院僧众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
　　龟兹的国教为佛教。公元3世纪佛教东渐时，龟兹境内就有佛寺千所，僧徒万余人。唐玄奘至此，曾在龟兹都城西门外，见到左右而立高达“90余尺”的大型佛像。每年秋分左右，龟兹僧徒则抬着各自装饰华丽的佛像，云集都城，高奏享誉西域的龟兹乐，跳起著名的乞寒舞、狮子舞和胡腾舞，“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谓之“行像”，给玄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并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作了详细的记载，给予极高的评价。大约从8世纪开始，随着唐朝的衰落，龟兹这座著名的西域王都也开始衰落下去。如今在龟兹故城遗址，人们只能透过几段仅存的残垣，向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园中去寻觅显赫一时的龟兹国昔日的辉煌了。
　　当然，前后延续近千年的古龟兹国文明，并没有因它的城垣不存而消亡。
　　在今天的库车城内访古，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烤羊肉味和刚出炉的新鲜烤馕所发出的香味。循着古老的街道，不觉来到老城区的边上。从天山深处流淌过来的库车河在古城西门外冲刷出了深深的沟壑，河上架着一座大桥，上题“龟兹古渡”，一下把人的思绪带回到了1700年以前。当年前秦大将吕光与龟兹国70万人战于城西，难道就是这里?迈入城西的老街，踩着当年曾经是战场的古老的土地，脑海中始终回响着1700年前胡笳的“呜呜”声和战鼓的“咚咚”声。
　　几位白须老人坐在清真寺前的石阶上，静静地享受着下午的阳光，看来他们丝毫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近百万人参加的大血战。不多的几家工艺品商店，门可罗雀，连店主人都不知去向。
　　一位面目和善的维族老人，看着身上挂着相机的我，向我微笑着伸出右手拇指。我知道他这是夸我呢。一件城南旧事忽然闪现在眼前，我追上前去问老人：原来的木桥在哪儿?老人拍着桥头的水泥柱说：木桥嘛没有了，新桥，前几年修的!他当然不知道我寻找木桥的目的是为了追寻一件发生在100年前的故事。
　　那还是1890年的一天，龟兹老城的木制大桥头(也即现在的龟兹古渡)，坐着年轻的英军中尉鲍尔(H.BOWER，又译作巴瓦)。他受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玛格特尼先生的派遣，前来捉拿杀害英国探险家达格列什的凶手——一个阿富汗人。西域大极了，当时的交通又极为不便，寻找一个人真如同大海捞针。但鲍尔中尉就像雨果笔下《悲惨世界》中的侦探沙威那样固执和敬业，他沿着塔里木河边的绿洲，不厌其烦地寻找那个行动诡诈的阿富汗人。前几天他刚刚得知凶手躲藏在库车老城区的一个车马店里，待他赶来却已是人去屋空。任务不能顺利完成，又身处远离亲人和朋友的异域他乡，鲍尔中尉心中烦闷，于是来到龟兹古渡的桥头，一边散心，一边想从来往的人群中打探点消息。
　　一个穿着龌龊的中年维吾尔人来到鲍尔的面前，神秘地向他推销一本古书。这是一部写在桦树皮上的书，共有50多页，每一页上都写满了像蝌蚪一样的文字，无人可识。但就其古旧程度和来人神秘的态度，鲍尔意识到了桦树皮书的珍贵。经过一番认真的讨价还价，鲍尔最终以“10头毛驴”的价格，买下了古书，条件是一定要去古书出土的地点看看。第二天，中年人偷偷带着鲍尔中尉来到距库车只有20余公里的苏巴什古城遗址，察看了古书出土地点，但再无收获。鲍尔得到了这部古书后，也匆匆离开了中国，返回印度交差。当然，他所追捕的那个杀人凶手不久后也在中亚名城撒马尔罕被缉拿归案。
　　“鲍尔古本”
　　鲍尔回到印度后，把古书交给加尔各答的亚洲学会识读，专家们束手无策。后来又找到正在印度讲学的英国著名东方学者赫恩勒，他立即认出这是用早已失传的婆罗迷文(又叫吐火罗文，系印度古梵文)抄写的一部有关医药和巫术的书，年代大约在公元5世纪，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年轻的英军中尉由此名垂青史：这部桦树皮古书被命名为“鲍尔古本”。
　　世界的目光一下集中到了中国西部的塔里木盆地。历史就是这样常常带有一定的戏剧性：20世纪中国西部古代文明考察、探索的大幕，不是由学者，而是由一个年轻的英军中尉在不经意中拉开。这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只能说是上帝赐予的幸运。据说鲍尔先生后来晋升到少将军衔，还受封为汉密尔顿爵士。这不能说与他在新疆库车的惊世发现无关。
　　更富戏剧性的情节还在后面。
　　“阿洪手稿”
　　由于“鲍尔古本”震惊世界，英国、印度、俄国乃至瑞典等国的学者和寻宝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新疆出土的有文字的古文书上。于是，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10余年间，源源不断的古代文书被文物贩子和寻宝人贩卖到印欧地区和俄国等地，充塞了那里的各大博物馆。追寻来源，这些文书则大部分出自和阗地区的沙埋废墟中。而文书的出卖者中，最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和阗人伊斯拉姆阿洪。一时间，“阿洪手稿”不胫而走，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字体也越来越繁复。而且每一部“阿洪手稿”后面都带着一个离奇的寻宝故事。但那些文书上面神秘的古文字却越来越难破译，常常使得饱览群书的专家们束手无策，难解其义，竟至到了后来，伊斯拉姆阿洪居然敢于向买主订货：想要什么时期的?什么样的文字?要多少?只要你说得出名目，过不多久他就能拿出来吓你一跳，简直就是在批量生产了。
　　“古文书”的秘密
　　这种现象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瑞典传教士贝克伦德。贝克伦德原来也是伊斯拉姆阿洪的老主顾，经常从阿洪手中购买他“寻找”到的“新产品”。一个偶然的机会，贝克伦德从和阗雇用的一个仆人揭穿了这个秘密。他说：“那不是古书，它们做出来时间不长!”原来这个仆人在和阗的时候，也想跟伊斯拉姆阿洪做一个制造古书的“寻宝人”，但他们不想让他知道这个秘密，便对他封锁消息。仆人主动接近阿洪之子，不想阿洪之子把他父亲在家中制造“古文书”的秘密全说了出来。
　　贝克伦德将信将疑，把这个消息如实转告识读古文书的权威赫恩勒。赫恩勒无法接受这个耗费了自己不少心血的古文书里面竟然有假冒产品的事实，批驳了贝克伦德的疑问，这等于向“阿洪文书”的更大规模加工大开了绿灯!而他为了解读那个目不识丁的文书伪造者炮制的“古文书”，白白耗费了5年的光阴!就在此时，在塔里木盆地古代文明的探索、发现中担当主角的两个人物之一的英籍匈牙利人奥里尔·斯坦因登场了。
　　斯坦因在动身赴新疆之前，已经为斯文·赫定在新疆沙漠中发现古城的消息所激动，并对广为刊布并引起学术界轰动的这么多未知中亚古书的来历产生了怀疑，他在急切地寻找进入中国西域的机会。终于，1901年4月的一天，斯坦因步斯文·赫定的后尘，来到了古文书的发源地新疆和阗。
　　斯坦因在“侦破”这起古文书公案中颇动了些心思。他先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到和阗快一个月了只是在沙漠中考察和挖掘，并不答理伊斯拉姆阿洪，以使其丧失警觉。风闻而至的“寻宝人”，拿来了他们要出售的“古文书”。斯坦因用手指沾了些水，在那些桦皮书字迹上轻轻一抹，字迹就消失了。他轻轻摇摇头，不动声色。忽然有一天，斯坦因在当地官署的协助下，逮捕了刚刚回家的伊斯拉姆阿洪，并从他的家中搜查到了他的作案工具——一大捆人为的褪色纸页，上面写满了那些令印欧学者为之倾倒的“无名文字”。
　　经过一番紧张而长时间的面对面的较量，伊斯拉姆阿洪的防线终于全面崩溃，彻底坦白了他和他的一伙人是如何伪造古代文书的过程。他有好几个同伙，其中又以伊不拉音毛拉为首，形成了一个“生产流水线”，既合作又分工。在制造“古文字”方面合作，在销售“产品”方面分工。伊不拉音毛拉懂俄语，就专门针对俄国人，伊斯拉姆阿洪则专门接待英国人和其他收藏家。他们刚开始时还仿制真正的抄本，但不久就意识到他们的那些欧洲主顾不管真品还是赝品，反正都读不懂。于是就摒弃了速度慢、效率低的手工抄写，改用木板印刷，再将纸张用烟熏、水浸等手法进行作旧处理，使之看起来有一种很古老的感觉。大量的“古文书”就这样产生了。
　　骗局揭穿以后，斯坦因发现，他们作伪的手段并不高明，漏洞很多。但由于100年前英、俄等国在喀什地区勾心斗角，互相封锁消息，加之印欧等国学者对和阗古文书狂热地追逐，结果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伊斯拉姆阿洪等人的骗技屡屡得逞。斯坦因在后来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一书中针对伊斯拉姆阿洪等人的所作所为感叹到：“如果他能见到他那些木版书被欧洲各大图书馆包上漂亮的仿摩洛哥皮封面珍藏起来，恐怕会变得更加自豪。”
　　由于斯坦因的承诺，坦白后的伊斯拉姆阿洪并没有因为伪造古代文书而受到惩罚。而那个伊不拉音毛拉，在听到阿洪被捕的消息后就逃得无影无踪了，直到今天也没有再回和阗。
　　当然，在这场“寻宝”角逐中，也并非人人都空手而归。法国西域探险团在团长伯希和率领下，于1907年在库车苏巴什的考古探险中，就出土了大批“婆罗迷”文的写本，“它们厚厚的一层横陈在那里，被沙子和盐碱土粘连在一起，一部分写本完整无损，其他的则已残损”(伯希和：《高地亚洲3年探险记》)。这些古梵文写本被原封不动地运回巴黎后，大大抬高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身价。
　　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1958年4月，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考古学专著中的图版部分刊载有《古和阗文印本》图片3幅和《不知名民族古文字》图片10幅。据作者注释这些文书购自乌鲁木齐与和阗，出售者自称得自和阗农民之手。书刚出版，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瓦尔德·施密特就在一篇书评中指出，其中的这部分内容，都属于“阿洪文书”。1990年秋天，中国著名西域研究专家杨镰先生在瑞典参观斯文·赫定所获楼兰文物展览时，发现了两件与“阿洪文书”有一脉相通之处的古文书赝品，据查是瑞典科学家安博特在20世纪30年代购买于和阗巴札(集市)。种种迹象表明，20世纪初发生在新疆和阗的这桩伪造西域“古文书”大案，在当事人先后离世之后，还遗留下了部分赝品，不时充斥市场，鱼目混珠。而伊斯拉姆阿洪们给和阗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以至后来的学者们一见到来自和阗的古文字，就先已噤若寒蝉了。
　　那座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激起西域考古热的名城苏巴什，就在库车。到了库车，如果不到苏巴什古城，如同到了北京不去故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