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窟的主人是谁
作者:王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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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风窟的主人是谁
在长期受印度、波斯影响并形成自己风格的龟兹石窟群中,出现一批纯汉风石窟,这一不寻常的现象绝非偶然,它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透露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信息密码,至今还值得我们探求和深思。
谁是塞外异域库木吐拉汉风窟的主人?阎文儒先生早在1962年发表的《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吐拉》一文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确定库木吐拉石窟群中至少有十几个窟是汉人开凿的。在绘画风格上浓厚的唐风明显可见,人物造型上也是盛唐以来菩萨造像的标准形态。
在库木吐拉石窟中,汉文题记和汉僧题名随处可见。仅据黄文弼先生1928年考察库木吐拉石窟时的记录,窟中题记中的汉僧名字就有三十多个。题记还数次出现“金砂寺”字样,即为汉人在龟兹所建之寺庙,东干沟深处之罗汉窟也可能是汉僧埋骨处。汉文题记中出现的纪年有“开元九年”、“天宝十三”、“大历四年”等,见于克孜尔石窟,还有库木吐拉石窟中出现的“建中六年”、“大顺五年”等年号。有趣的是“大顺”二年后就已改了年号,“大顺五年”题记的存在说明回鹘势力占据龟兹后仍有汉僧到此巡礼。
唐朝时,著名僧人慧超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游学印度归来,途经龟兹,正值安西都护府全盛之时,他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汉僧行大乘法……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京中庄严寺僧人。大云寺上座名明惮,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主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慧超在这里看到了当地小乘教和汉地大乘教并存的情况,食肉及葱韭的龟兹僧人与食素的汉僧各行其法,各守其道,两种佛教教派之间互不干扰,和平相处。慧超提到大云寺和龙兴寺,大云寺的寺主秀行以及义超、明惮二僧均来自“京中”应是受朝廷派遣来龟兹建寺的和尚。龙兴寺主法海,则是在龟兹出生的“汉儿”,已属迁居龟兹汉人的第二代了,但其“学识人风”仍与华夏相同。上述来自京中的僧人和在龟兹出生的“汉儿”寺主,是这两类僧人的代表。可以相信,在库木吐拉建造、住持汉风寺的僧人中,像上述两类汉僧应不在少数。
慧超在他的记述中三次提到大云寺,大云寺在龟兹兴建,就有着不同寻常的含义。据记载,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曾得助于一些御用僧人进的《大云经》,所以在她称帝的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令两京诸州各建一座大云寺,并藏《大云经》。龟兹乃至西域的大云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又据记载,唐中宗复位后,又令天下诸州建立以中兴命名的佛寺,不久又改名为龙兴。龟兹的大云寺和龙兴寺当在安西都护府复置于龟兹后所建,即在八世纪之初。值得注意的是,武后和中宗的敕令,在龟兹能与中原地区同步实施,可见当时龟兹等地与中原联系通畅,唐朝对龟兹等地的控制与中原诸州一样有效。同时也说明,龟兹大云寺、龙兴寺迅速适时地建立和开展大乘法事,没有汉人组建开凿,没有汉僧住持,没有汉族工匠画师参加设计、绘画、雕塑是不可能的。
库木吐拉汉风窟的出现,“并不属于龟兹当地石窟壁画艺术自身的发展衍化之列,它的作者以及出资建窟、绘制壁画的施主也不是当地的龟兹人,而是中原去的汉人。”吴焯先生的论断,我们不仅可以从窟室中供养人均着圆领唐式汉装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壁画大量的汉文榜题、汉僧题名及史料记载中得到证明,还可以从壁画内容到形式的大唐气象,中原景观和汉画风格得到证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库木吐拉汉风窟的主人,是从中原迁居龟兹的汉族僧众及其后代。
西域古寺探秘/王嵘著.-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库木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