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调遣了一次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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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调遣了一次远征
　　汉人佛寺和汉风壁画在库木吐拉的出现，是唐代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文化折射。
　　自西汉至唐初，龟兹一直由中央设郡实施有效的管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击败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设于龟兹。但由于受到吐蕃和西突厥的不断侵袭，随着政局的变动，安西都护府的设置不能固定下来，总是在龟兹和西州之间反复，这对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很不利。由于唐王朝没有充分认识龟兹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军事上放松了对西域四镇的严格控制，因而导致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第二次攻陷龟兹。这一惨重失败为唐王朝敲起了西域危急的警钟，这才使唐王朝意识到对西域政策的严重失误，开始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临朝执政的武则天决心改变治理西域的被动局面，终于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命熟悉吐蕃情况的王孝杰收复四镇。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至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镇守之。”武则天雄才大略，以唐兵三万之众戍守龟兹。对此朝廷里争议很大，认为“用汉兵三万之人以镇之，既征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诚然，支付这样一支庞大远征军的费用实在不易，但为了保障西域浩瀚领土的安宁，付出一定代价也是必要的。武则天具有战略眼光，坚持向安西派兵，强化统治，并以博大辉煌的大唐文化之光沐浴西陲疆土，此举足应受到赞扬和肯定。更可贵的是，武则天由此总结了经验教训，“贞观中，西域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武则天以“不善守”三字，概括了唐王朝治理西域的弊病，指出并正确处理“不善守”的问题，对中央政府经营治理边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仅安西大都护府设于龟兹，还设置了龟兹镇守军和龟兹都督，这些重要军政机构的设置，不但加强了对四镇的控制，而且在整个西域显示了唐王朝的重威。与此同时，遍及中原的佛教文化观念也回传到龟兹。有学者指出，库木吐拉一带即安西大都护府驻节地。库木吐拉洞窟壁画榜题，证明龟兹四镇僧都统也驻锡于此，并且这位僧都统由大乘汉僧出任。他是掌管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佛教事务的僧官，从而龟兹在佛教上也居于统辖四镇僧寺的特殊地位。实际上，龟兹以外的其它三镇，也都有汉僧住持的中原风格的佛寺和佛教绘画。
　　库木吐拉汉风窟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唐朝政府对龟兹加强镇守和开发的必然结果。抵达龟兹的汉兵将士达三万之众，与当时龟兹国人口总数相当。再加上军政官员、各类后勤供应人员，或许还有陆续加入的随军家属，其人数远远超过龟兹国总人口。如此兴师动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而佛教文化一定是首当其冲了。
　　佛教虽然由西域传入中原，但经过数百年的汉化过程，再回传到西域就是另一番崭新面貌，具有独立的特性，已非靠近源头的龟兹佛教所能代替和改变的了。
　　迁居龟兹的三万多汉人，需要精神寄托，需要宗教即佛的护佑。为了满足他们的这些需要，唐王朝就招聘和派遣大批僧人随军西去，开凿寺窟，进行法事活动。他们来自中原，其生活经历、文化传统和审美趣味，就决定了寺窟建造要采用汉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绘画中原故乡的风光景物，人物也要画成熟悉的汉人形象，使他们感到亲切，借以减轻思念亲人的痛苦，贴慰远行者孤独的心灵。他们在窟中用汉文写下“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的榜题和真切感人的“十二大愿”(库木吐拉十六窟)，表达了他们祈求平安和热爱家园的心声。汉文字、汉风俗、汉艺术都进入汉人佛寺，把中原文化全方位带到遥远的龟兹，充分体现了依恋母体文化的赤子之情和强大的向心力。
　　由于一场政治变革和军事行动，使辉煌数百年的克孜尔千佛洞逐渐衰落，日益荒芜了。而库木吐拉地处安西都护府治所，是汉人聚居之地，佛教重心向这里转移就是事在必然的了。
　　作为一场政治事件产生的文化后果，为库木吐拉千佛洞开创了汉风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