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佛寺的精美艺术品

　　吐峪沟佛寺距离高昌故城不过十公里，却不属吐鲁番管辖，在行政上划归鄯善县。
　　这里的人们远离尘世，很少同外界往来，过着古远、简朴的生活。在这个深山沟中的小村庄里，水流淙淙，小溪纵横，在排列成行的泥土小屋周围，环绕着浓密的桑树、榆树、白杨树，桃、杏、葡萄的芳香溢满山沟。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村中沟谷的那盘古老的水磨，它完全凭借自然的节奏、原始的动力转动着，从历史的远方原样不变地转动到今天，呈现出古貌沧然的往昔岁月的模样。
　　这里的居民不愿问津沟谷两边峰峦岩壁上的洞窟，他们的先祖毁坏过洞窟里的佛像泥塑和壁画。德国人勒柯克曾来到这一带，他向当地维吾尔农民问及为什么要挖掉佛像和壁画上的眼睛时，当地人回答道：“画上的魔鬼如果睁着眼睛，夜晚他们就能找到村庄，看清每个人，我们就要受到危害，甚至可能被吃掉。”
　　在这静无声息的偏远山沟里，曾经展现过人类文化的灿烂画卷。
　　佛教洞窟像一只只神秘的眼睛，藏匿在沟谷两边的崖壁中。在这些眼睛的注视下，这里存在过一个喧闹的世界。
　　这里有山有谷，有水有树，有能种五谷瓜果的肥沃土地，因而成了佛众研读经卷、修行悟道的理想之地。
　　吐峪沟石窟寺，不仅是吐鲁番地区较早的佛教窟寺，也是整个西域建窟和保留壁画较早的洞窟之一。这里的建窟、造像活动，最早出现在晋和十六国时期。沟东一座残窟中保留着一幅佛本生故事画和一些汉文榜题。据专家分析，这些榜题的书法风格，与新疆出土的晋简以及敦煌莫高窟晋、十六国卷子中的书体“如出一辙”。因此，吐峪沟石窟寺特别引人注目。
　　高昌的佛教文献记载告诉我们，早于车师前部时代，佛教就已成为国教。如果从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峪沟发现的《诸法要集经》来推断，这本书写于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的经卷，就是西域发现的最早有纪年的佛经写本了。无疑，吐峪沟残窟佛本生故事画及汉文榜题，特别是那本经卷写本，为佛教传入高昌的古老史实提供了可靠的证明。
　　后来，沮渠氏自河西西迁，在吐鲁番称王时期，吐峪沟石窟寺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高昌沮渠安周王朝大兴佛教，开山凿寺，并抄写“佛说菩萨经”，署名“大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这就说明，吐峪沟石窟寺在南北朝时期，确实是高昌王国的重要佛教寺院。
　　到了唐代，吐峪沟石窟寺又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有一本保存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残本，记载了吐峪沟“丁谷寺”及一所禅院的隋况：
　　丁谷寺依山而建，上背危峰，下临流潺，四周绿阴环抱，佛寺禅院香烟缭绕，蔽天遮日。雁塔凌空高耸，横跨沟谷的桥梁如彩虹卧于霄汉。人们往返沟谷东西佛寺如履平地，实在是“仙居之胜地”、“栖灵之秘境”。
　　《西州图经》的上述描绘，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吐峪沟佛教的繁盛兴旺景象，营造了一派浓厚而神秘的佛寺禅院的宗教气氛。
　　现在的吐峪沟石窟寺，历经一千多年历史的沧桑，已是一片劫难之后的破败景象，空留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怀旧模样。
　　至今，吐峪沟编号的洞窟有四十六个，仅有九个洞窟保存着壁画，且大部分都已脱落。这些石窟分布于沟谷东西两岸的峭壁上，沟东的洞窟比较集中，大部分是凿崖而成，一般窟形较大，气势雄伟。沟西洞窟背靠高峰，依山势起伏而建，错落有致，似层层“疏梯”。沿着昔日“疏梯”而上，就可以看到《西州图经》记载的“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和“上则危峰迢滞，下则轻流潺浸”的景观，只不过太朦胧了，需要加入我们的想象力。
　　吐峪沟石窟寺的窟形比较复杂，种类较多。如方形窟，有圆形藻井的，有与莫高窟一些窟相似的覆斗顶，也有龟兹窟样式的穹庐式。又如中心柱窟形，窟形高大，有塔柱、开龛、两侧甬道，是供僧众右旋绕塔观像的礼拜窟。还有一种纵券顶窟，与吐鲁番地区居民房屋建筑遗址相似，多为禅室和僧房。各种类形、不同用途的洞窟，比较有规律地组合成一个个整体，形成一个个佛教寺院。
　　在残存的壁画中，有千佛、佛像、说法图、菩萨像、比丘禅观图等，还有佛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画等。沟东第44号窟中就有千佛、佛和菩萨及说法图。最精美的是该窟中的佛本生故事画，其中有《太子求法投火图》《舍身饲虎图》《忍辱切割手足图》以及《慈力王施血饮夜叉图》《毗楞竭梨王求法千钉钉身图》《尸毗王割肉易鸽图》等。第40窟中有一幅残画，似有一黄色龙舟，坐着十二个菩萨，榜题中有“水”、“龙”、“放”等字，可能是《菩萨入海求珠图》。另一幅绘一穿铠甲的人，手持一器皿伸向佛前，佛头部肉髻突出，两眼有眶无珠，大约是佛舍目济人的故事。第38号窟的佛，头光折射的火焰纹内布满小千佛，甬道顶的图案中有一朵大莲花，用晕染法表现出花籽和花瓣，另外还有蔓藤忍冬纹、方格六瓣花纹、葡萄样纹饰等。在沟西第12号窟绘有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佛坐于菩提树下莲花座上，两菩萨立于莲下。所绘菩萨，形象优美，富于动感，菩萨发向后梳，披长巾戴宝冠，上身袒裸，挂帛带系腰裙，佩环钏璎珞，身姿扭曲呈“S”形，手持供物或合十，整个形体生动飘逸，身若出壁。
　　吐峪沟残存壁画既有龟兹风格，也有莫高窟艺术风范，这就说明高昌佛教艺术先接受了佛教东渐时的影响，后来又受到中原佛教中国化后回传的影响。
　　吐峪沟石窟寺壁画中最特殊的现象，是禅窟中大量出现的比丘禅观图。例如第1窟、第20窟和第42窟三个禅窟的壁画内容，在西域乃至我国其它佛寺绘画中都是少见的。比丘“禅观”即“禅定”，是佛教修行的一种方法，要求澄心静虑、坐禅观想，求大彻大悟之境，修来世成佛之果。据佛教艺术研究专家贾应逸先生介绍，在龟兹石窟和莫高窟，只是在故事画里出现禅观情节，像吐峪沟这样满铺洞窟、侧壁窟顶绘禅观图的现象，是从未见过的。这说明高昌地区曾一度盛行禅法。贾应逸先生举出《高僧传》中提到的法惠，该僧曾“住龟兹”，“修得出家，修学禅律，苦行绝群，蔬食善诱，心无是非。后还高昌，住仙窟寺，德素既高，尼众仰止，禀其诫训”。在高昌他大弘禅律的记载以及吐峪沟佛寺洞窟中出现的比丘禅观图，反映了禅法在高昌盛行的情况。
　　吐峪沟现存洞窟，主要是晋、十六国和麹氏高昌两个时期的遗存。因此，这些洞窟壁画内容和风格中，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后来一度废弃，“圮毁天主”。当回鹘人在高昌建立王国后，才又对吐峪沟佛寺进行了修建。
　　吐峪沟石窟寺的壁画榜题，全部是汉文。有的窟形与中原晋墓建筑形式很接近，窟顶莲花居中，四周画条幅，条幅中画立佛，绘画风格与敦煌莫高窟有相似之处。
　　在吐峪沟西区有三洞相连成为一窟，壁画不多也较简单，但佛像座下不是莲台而是胡床。有关专家对这一现象十分关注，认为是其它各石窟中没有见到的。绘画在人物轮廓上用粗线条，内部用大笔烘染，风格比较朴实简单。这组洞窟中的壁画，应为河西前凉王朝在高昌设置高昌郡时期的作品。
　　高昌郡是属于中原王朝的地方汉族割据政权。这一时期，内地的文人画匠及流民纷纷涌向高昌，汉文化在这里发生重大影响。吐峪沟早期洞窟壁画，正是这一影响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