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探宝人是哪里来的

　　在吐峪沟，无论是早于晋时的佛寺，还是盛极一时的唐代西谷寺，或者是回鹘高昌王国重新修整的寺院建筑，都在十五世纪一场宗教战争中被摧毁了。
　　幸存于遗址废墟中的残破不全的文书、壁画、艺术品和其它文物，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远道而来的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像过筛子似地过了一遍又一遍，把从吐峪沟佛寺遗址中搜寻到的文物，车拉马驮地运往国外。
　　生活在吐峪沟这边远封闭的小山村的人们，虽说过着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却也见识过来自许多国家的不速之客。
　　俄国植物学家雷格尔，这位沙皇时代的彼得堡皇家植物园主任、德意志血统的俄国人，早于1879年就来到吐鲁番，可以说是惊扰吐峪沟这个世外桃源的开先河者。他也是自十七世纪鄂本笃经过吐鲁番以后，二百年来第一个到此考察的欧洲人。他除了搜集许多植物标本外，回国后还发表了《吐鲁番探察记》一文，介绍了他在吐峪沟见到的石窟寺，并谈到高昌故城，说“那里有一个如同罗马一样的城市废墟”。他的介绍，引起西方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十四年后的1893年罗波洛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吐鲁番进行气象测绘和观察，也到吐峪沟石窟寺进行考察，带走了一些回鹘文、汉文经卷写本和其它佛教文物资料。至1897年彼得堡科学院派出考古学家克列门兹到吐鲁番考察了一百三十个洞窟，其中包括吐峪沟佛寺的洞窟，拿走了许多文书和精美的壁画，回国后发表了《吐鲁番及其古迹》等文章，不久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大会”上，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所获宝物，引起与会者一片惊叹。
　　日本人不甘落后，大谷光瑞主持的探险于1903年派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等，在吐峪沟进行挖掘，仅得一批佛经写本。1908年他们重返吐峪沟，雇了三十五个当地民工，分成五个组对洞窟进行大规模搜查发掘，这下他们可是满载而归，运走了大量古代文书、经卷抄本、铜佛像、刻花砖等珍贵文物。前文提到有“大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署名的“佛说菩萨经”抄本，就是这次由他们带往日本的。在他们拿走的许多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绘画作品中，有一幅绢画《佛传图》值得在这里提说。这幅描绘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佛传图》，虽然与龟兹或敦煌的同类内容作品的画法不同，但表现的都是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情景。这幅出土于吐峪沟的《佛传图》上，有清楚的汉文榜题的“摩耶夫(人)”“举手采花肋生太子”字样。摩耶夫人能生育伟大的“佛”，除了她具有一切高贵的品德，还在于她集中了所有女性最完美的体态。
　　在龟兹克孜尔石窟的《太子降生图》中，画家正是这样来表现太子和摩耶夫人的。无忧树下，摩耶夫人靠在侍女肩上，双腿交叉站立，右臂扬起，太子从她臂下肋间诞生。裸体的太子站立在他母亲美丽的裸体之旁，一派高雅的姿态。但是吐峪沟出土的这幅《佛传图》描写太子出生时，却给初生的太子和摩耶夫人都穿上了衣裳。这幅被考古家判断为唐代的绢画，至少是当地画家受中原审美观念和汉画表现手法影响的产物，说不定就是出自汉族画家之手或是从中原汉地带来的绘画作品。这种艺术表现，不仅距离佛经的描述相去太远，而且与龟兹画家笔下的《太子降生图》相比，差别也太大，缺少美感，观之令人大失所望。
　　日本人拿走的这幅绢画《佛传图》，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深受汉文化熏陶的高昌人，与崇尚裸体、画风豪放的龟兹画家相比，其艺术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佛教艺术中原化后回传高昌的又一实证。
　　如果要说对吐峪沟侵扰次数最多、劫掠后果最严重的，则要数德国人了。自1902年至1914年，格伦德威尔和勒柯克分别以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皇家普鲁士考察队等名义，四次到吐鲁番，他们对吐峪沟古寺进行了测量、拍照、绘图、发掘，仅在沟东一个涧窟就拿走两麻袋文书经卷，包括汉文、回鹘文、吐蕃文等。这是一个原本封闭的藏经密室，被勒柯克打开后，几乎连窝端走。此外还有许多“惊人的刺绣品”、佛像、丝织品等以及一个圆形有盖、绘有红、黄、蓝色的木制舍利盒。
　　以上物品，是勒柯克在吐峪沟一座大型建筑中发现的。一块巨大的岩石从山上落在僧房上，把墙砸开一个大口子，他就从这里钻进去，在里面发现还有一间小密室。于是，勒柯克从这里获得了被他惊喜地称为“代价”的一批珍贵文物。
　　在吐峪沟的一座佛寺中，勒柯克不仅发现“美丽的壁画仍然在墙上存在”，而且还发现一些被一层薄石灰糊着或被其它饰物掩蔽着的壁画，经过清理后“绘画就可以出现，保存完好”。勒柯克和他的助手对这些精美绘画进行切割，揭走大块大块色泽鲜艳的壁画。
　　勒柯克还在吐峪沟发现许多“美丽的雕塑”，雕刻着各式各样的佛像，“此种雕刻的全数，也通为我们所获得”。勒柯克在惊喜之余，突然发现这些雕像纯粹是犍陀罗式的，却也表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为什么其变化不如绘画那么大呢？后来他才发现，这些佛像的头是由标准模型制作的。他和巴图斯在克孜尔和焉耆发现了大量佛寺工场中白云石灰制成的模型，才解开了他们的疑团。
　　“每天都发现钱币”，勒柯克夸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这些钱币“大部分是中国唐代的，不过也有萨珊王朝的，也有喀什噶尔叛逆王子时期伊斯兰教的”。此外，有宝贵的丝的、亚麻的和麻的织物，以及大量的写本，字体共计有24种，“这些都是在此地发现的”。勒柯克将吐峪沟佛寺石窟所获宝物，装满了一个箱子又一个箱子，在他意满志得之余，禁不住对这里的风光发出赞叹：“这地方被称为吐峪沟(弯曲的沟)，真是一个极适当的名称。在谷的深处，小溪分成无数的沟渠，那水使黄土变得极肥沃。吐峪沟的小村，以种植葡萄为业，吐鲁番的葡萄即产于此。其形椭圆，无子，味极甘美。此地又产杏、梅和桃，西瓜也多，有非常硬的梨，当熟了时才可以吃，那味道也极好。”
　　离开吐峪沟时，他还发现了一个燕巢似地紧紧依附在山腰中的几乎垂直的斜坡上的一座寺院。在1916年，一次剧烈的地震使这座大庙坠入峡谷。从此，再也无人记述它的踪迹。
　　勒柯克在吐峪沟搜寻到的艺术品及文物，收在他的《火州》和《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等书中。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对勒柯克的掠夺性发掘很不满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愤愤地说：“德国人常常像狼群一样出去猎奇。”
　　斯坦因也曾于1907年和1914年两次到吐鲁番，在吐峪沟进行了绘图、测量、拍照和发掘，但收获不是很大。
　　他认为吐峪沟遗址“景物如画”，无数石窟“像蜂房一样点缀在风蚀了的小山崖壁之上”。他对这些像猿猱居住的地方，竟遭到本地盗宝人的毁坏而感到十分遗憾。他只是在吐峪沟“找到不少好看的壁画和塑像残片”。此外，还有一些汉文和回鹘文的写本。
　　然后，就向木头沟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