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 东曹、西曹、中曹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贰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火罗五百里。……武德中，与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隶麾下。”高祖大悦。
　　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十一载，东曹王设阿忽与安王请击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听。
　　中曹者，居西曹东，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①
　　1.关于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隋代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大业中，遣使贡方物”②。从此记载看，曹国起初仅是康国的属地而已。到隋大业年间(605—618)，曹称国，治瑟底痕城(Ishtikhan，当是穆斯林地理文献中的Ithtākhanj、Ishtīkhan之对音，其地在撒马尔罕西北50公里的伊什特汗③。丁谦认定瑟底痕城在今喀喇苏城④)，遂向隋朝贡方物。据《册府元龟》，曹国向隋朝遣使贡献方物是在大业十年(614)七月。⑤向隋朝遣使的曹国国君，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此君很可能就是康国王子乌建一脉。武德年间(619—626)遣使入朝的，大概也是乌建一系。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说，窣堵利瑟那国“自有王，附突厥”⑥；而在隋代、唐初的汉籍记述中，未见有称曹国国君为“王”的。《新唐书·西域传》“西曹”(即隋之曹国)条则明确记载天宝元年(742)，“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这位曹国王哥逻仆罗的太祖，在唐太宗(“天可汗”⑦)时期已统治曹国。早在唐高祖时期，曹国已遣使朝贡。为什么哥逻仆罗的使者不追溯到唐高祖时期呢?最可能的原因是哥逻仆罗与唐高祖时期的曹国国君并非同祖。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唐贞观初，曹国统治层发生变故，哥逻仆罗的祖辈取代了康国王子乌建一系，遂独立于康国而称王，并向唐朝遣使称臣。而唐朝则仅视西曹为正统。所以，在东、西、中曹三国中，唐朝仅册封西曹国王(哥逻仆罗)为“王”(怀德王)。
　　上述推测可从《册府元龟》记述得到佐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天宝元年(742)三月，曹国王哥逻仆罗、石国王特勒(勤)并遣使献马及方物。”同书卷九七七记：天宝四载(745)，“曹国王哥逻仆遣使上表，自陈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⑧。哥逻仆罗与哥逻仆应是同一人名之异记，他是西曹国王。不过，《册府元龟》有时也记“西曹”国，而不记作“曹国”。例如，天宝三年七月，“大食国、康国、史国、西曹国、米国……并遣使献马及宝”⑨。
　　而东曹(苏对沙那)的王统则与西曹不同，至迟在玄奘途经其地时(628)，东曹已有自己的王统。正因为如此，在武德年间，东曹才能与康国同遣使入朝。在唐朝看来，东曹的政治地位与康国相等，都是独立的国家。
　　在显庆年间，唐朝肯定也在曹国设置了羁縻州府。对此史事，《新唐书·曹国传》阙载。据《资治通鉴》卷二百记：“显庆四年(659)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⑩天宝四载(745)，曹国国王向唐玄宗上表说：“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征发。”(11)可见高宗时唐朝必定在曹国也设置了羁縻州府。
　　关于西曹国王哥逻仆罗被诏封怀德王的时间，《新唐书·西域传》记为天宝元年(742)；《唐会要》卷九八记作天宝三载；《册府元龟》卷九六五记载，天宝三年七月，“赐曹国王号为怀德王，米国王为恭顺王，康国王为钦化王”(12)。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述，曹国国王是与米国国王、康国国王一起被赐封的。《册府元龟》不大可能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时间记错。当以《册府元龟》、《唐会要》此记为信从。
　　2.关于曹、东曹、西曹的区别
　　在隋代，仅有曹国一名，不分东曹、西曹、中曹。唐代的东曹实际上与隋代曹国没有什么联系。《新唐书》的编撰者对东曹与西曹的情形不甚了了，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这首先反映在他们对东曹不同称谓的误解上。
　　《新唐书·西域传》说：“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都识匿。”率都沙那，《隋书·米国传》仅作苏对沙那(13)；玄奘记作窣堵利瑟那。率都沙那、苏对沙那、苏都识匿三种称呼，皆梵语Sutrcna的对音，意为“干燥”，阿拉伯语作Sutrūshan；在穆斯林文献中有几种转写法，最常见的是Ushrūsana和Usrūshanah。(14)米诺尔斯基考证，此名仍以转写为Sutrūshana较妥当。(15)该地位于锡尔河以南，地当费尔干纳盆地西部出口处。《新唐书》所称之波悉山，即今Hissar山脉所属(丁谦认为，波悉山为前阿赖山(16))。巴托尔德考定，苏对沙那国治在今乌拉秋别。(17)乌拉秋别在撒马尔罕以东220公里；苏对沙那城遗址就在今乌拉秋别市一高地上，高约20米，面积2.5公里。(18)9—10世纪，苏对沙那首府又被称为Būnjikath(Banjakath，Bunūjkath)；Būnjikath易与撒马尔罕以东的Banjīkath相混淆。(19)
　　劫布呾那，托玛舍克考定其对音是Kapūtānā／Kedud。《大唐西域记》卷一夹行注称劫布呾那国，“唐言曹国”(20)。玄奘说劫布呾那西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300余(唐)里，劫布呾那位于弭秣贺国(米国)以北，弭秣贺国位于飒秣建之东南。(21)《释迦方志·遗迹篇》记劫布呾那国(曹国)位于弭末贺国西北。(22)那么，玄奘所言之劫布呾那应当位于飒秣建之东或东北。如果玄奘所言不虚，玄奘从石国至西南方的飒秣建途中，应当路过劫布呾那；但是，玄奘并末路过此地。从方位上看，玄奘所言之劫布呾那与《新唐书》之中曹更接近。所以，沙畹认为，玄奘所言之劫布呾那，应是中曹，其对音为Kaboudhandjakath。(23)章巽等先生也认为，劫布呾那之对音是Kabūdhanjakath，即曹国，都城故址在那密水北，距撒马尔罕2法尔萨赫，今名Gubdan村。(24)可是，据《新唐书》，唐代曹国(即西曹)的国治是瑟底痕城。如果玄奘所称劫布呾那国即“唐言曹国”不虚，那么劫布呾那国治并不是劫布呾那(城)，而是瑟底痕城。据《隋书》说，曹国都城在那密水之南。章巽所考定曹国都城Gubdan在那密水北，这与《隋书》所记不符。除非《大唐西域记》所称劫布呾那即“唐言曹国”有误，否则章先生之考定有缺陷。
　　《隋书·曹国传》称：曹国方位在“那密水南。……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25)。《隋书》所记曹国当位于康国之西北，西至何国一百五十里，这与玄奘所记之劫布呾那国的方位和道里不一致。而《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西北距西曹百余里，北距中曹五十里。《隋书》所记之曹国，与《新唐书》所记西曹，其方位基本一致。玄奘所记之劫布呾那与《新唐书》之中曹更接近。但是，玄奘称劫布呾那西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为三百余里(26)，与《新唐书》、《隋书》所记均不一致。(27)
　　无论劫布呾那的对音为何，该地与东曹(率都沙那(28))不是同一地方，这是可以肯定的。劫布呾那国应即西曹，国治在撒马尔罕西北的伊什特汗；东曹在撒马尔罕以东。东曹、西曹之称谓，大体上是以飒秣建(撒马尔罕)为基点来区别的。看来，《新唐书》编撰者没有注意玄奘对劫布呾那与苏对沙那的区分，而把两地相混淆了。(29)考虑到撒马尔罕以东不远的地方另有一个Banjīkath，此地名极易与苏对沙那首府Būnjikath(Banjakath)相混淆，《新唐书》很可能误把东曹等同于Banjīkath，并进一步把Banjīkath与Būnjikath相混淆了。
　　《新唐书》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把东曹视作汉贰师城地。苏对沙那并非汉代贰师城。据岑仲勉考定，汉代贰师城当在今Dsizak。(30)吉扎克(Dsizak，或Jizak)位于撒马尔罕至乌拉秋别的中间，西距撒马尔罕102公里，东南至乌拉秋别132公里。(31)常征则认为，汉代贰师城乃大宛王城，即吉尔吉斯奥什城。(32)
　　东曹与曹国的区别，《册府元龟》和《唐会要》也未加注意。《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记：武德“七年七月，康国、曹国并遣使来朝。……曹国使者曰：‘臣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愿在麾下。’高祖大悦，因厚遇之。”此记与《新唐书·东曹传》所记应是同一事件。《册府元龟》卷九七三记：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请同心击黑衣，辞甚切至”。同书卷九七一则记：天宝十四载三月，“康国副王、火寻国王稍芬、曹国王设阿忽并遣使朝贡”(33)。设阿忽显然就是设阿。但是，“东曹国王”被记为“曹国王”了。《唐会要》卷九八《曹国》则把东曹视为“曹国”：“曹因居埋那密水南，古康居之地。俗与康国同。……又有中曹国，在西曹国之东，康国之北。其所治谓之迦布底真城，在平川。……又有西曹国，治那密水南瑟底痕城，东南去康国一百里，西北至何国二百里，南与史国界接，北与波览国接……”(34)埋那密水，即那密水，“埋”应是衍文。按：曹国(西曹)无论如何不会位于“东南去康国一百里，西北至何国二百里”这样的方位。由于观念上的错讹，《唐会要》卷九八把曹国(西曹)、东曹记事混记“曹国”条下：“武德七年七月，(曹国)朝贡使至，云：‘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愿在麾下。’高祖大悦。……天宝元年，其王哥逻仆罗使献方物。三载，诏封其王为怀德王。四载，哥逻仆罗上表……十一载，其王设阿忽与(安)国副王野解及九国王并上表，请同心击黑衣大食，玄宗宴赐慰谕遣之。”武德七年(624)、天宝十一载(应是十三载)记事，应归于东曹，余为西曹之事。
　　3.关于西曹的宗教状况
　　唐代西曹的得悉神祠，在隋代也存在着。《隋书·西域传》“曹国”条记载：曹国“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35)。可见，曹国的“得悉神”信仰由来已久，而且香火极盛。曹国人对宗教的虔诚以及祭品之奢糜，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这种以大量的驼、马、羊为牺牲的做法，显然具有绿洲地域特征，很可能是结合了曹国当地原有的自然崇拜的做法。
　　关于“得悉神”的起源，白鸟库吉认为，曹国的“得悉神”就是阿尔泰人所信奉的“托司”(Toc)，突厥人“事火”是通过中亚昭武九姓向伊朗学习的。(36)
　　蔡鸿生先生认为，曹国所信奉的“得悉神”与阿尔泰卡钦人的“托司”(Toc)没有渊源关系。阿尔泰卡钦人把他们认为自古以来存在于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神灵，统称为“托司”。其中最受崇拜的是火神“查巴克托司”(Чалбак-Toc)，神作女相。“查巴克托司”是萨满(巫师)首先祷告的对象。实际上，托司是一种植根于母系氏族的火神崇拜。(37)
　　1948年，粟特语专家恒宁研究了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的粟特文信札，认为这些信札的一些人名中包含了古代伊朗神祇的名称。如第二号信札的发信人Nanai-Vandak，意为“娜娜女神之仆”；又如Artixw-vandak，意为“(祆教《阿维斯塔》中)Asis-va uhi之仆”；还有第一号信札中的npt-，他认为就是当年敦煌娜娜女神祠中的一位神职人员。(38)1965年，恒宁在《粟特神祇考》一文中，列举了现存粟特文献中出现的伊朗万神殿中的一系列神祇，其中见于粟特文古信札人名中者，除上述两神外，还有Druvaspa (Druvaspa?)和Taxsic(txs'yc)，他还比定后者即《新唐书·西域传》西曹国条下提到的“得悉神”。粟特语中的txs'yc神，很可能就是火祆教的“星辰雨水之神”。(39)近年新疆焉耆七星乡出土一件银碗，碗沿刻粟特铭文，经西姆斯·威廉姆斯释读，内有“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之句，并指出该神名带阴性词尾(txs'ycyh)，表明该神是女神。(40)
　　苏联学者别连尼茨基认为，“得悉”应还原为波斯语Testar。(41)这也是祆教的神。
　　看来，无论“得悉”的对音是什么，“得悉”神是波斯火祆教的神灵无疑。在西曹的祆祠中，主要供奉“星辰雨水之神”——得悉神，而不是祆教的最高神“马兹达”(阿胡拉·马兹达)，这说明西曹地区的祆教信仰之地方特色。绿洲地区对雨水的祈求，是当地居民压倒一切的愿望。
　　4.关于东曹、西曹的道里
　　东曹至周边国家道里，《新唐书》所记多数与实际道里接近。这在《新唐书》所记中亚诸国道里中是少见的。
　　俱战提，即今苦盏(忽毡)，位于乌拉秋别东北62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古达玛均称，苏对沙那东至俱战提为17法尔萨赫，约合106公里。(42)他们所记道里走向，要绕道扎敏附近的萨巴特，多走7法尔萨赫(约合43.7公里)。《新唐书》称，苏对沙那“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200唐里合88公里，与今日里程相差约26公里。这可能是唐代里程较为迂曲之故。《新唐书》所记这两地方位大体正确。
　　石国，即今塔什干，位于乌拉秋别正北方，605—750年，石国宫廷所在地为今塔什干市中心东南方15公里处的阿克·特帕(Ak-Tepa)遗址。(43)乌拉秋别至塔什干里程，今日约160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34法尔萨赫，约合210公里(44)；《新唐书》记为400(唐)里，约合176公里，与今日实际里程大体吻合。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道路走向是从撒马尔罕出发，苏对沙那至赭时(Shāsh，即石国)要绕道萨巴特、扎敏，里程多走9法尔萨赫左右(56公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称，赭时(石)国西千余(唐)里至窣堵利瑟那国。(45)此记显误。窣堵利瑟那位于石国之南，而非之西；两地之距约为400唐里，而不是千余(唐)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能也把窣堵利瑟那误为曹国(西曹)了。
　　苏对沙那至撒马尔罕，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称有26法尔萨赫，约合162公里(46)；《新唐书》记有400(唐)里(约合176公里)。两者所记基本相符。
　　宁远，即拔汗那，或曰钹汗，即Akhsīkath古城，在浩罕东北约60公里处，西距俱战提约170公里，距乌拉秋别约232公里。《新唐书》称，苏对沙那东北至宁远400里许(176公里)，比实际里程(232公里)少了56公里。
　　《新唐书·吐火罗传》称：“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覩货罗，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47)显然，唐人视阿缓城为吐火罗的政治中心。苏对沙那“南至吐火罗五百里”，似指苏对沙那至阿缓城的距离。阿缓城(War-waliz)，《旧唐书·地理志》作遏换城，并称该城为吐火罗国治所在。(48)地当今阿富汗东北之昆都士。(49)乌拉秋别到昆都士，至少也有400公里，《新唐书》所记显然太少。吐火罗国北境在著名的铁门关。玄奘说“出铁门至靓货罗国故地”(50)。铁门，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州的达尔本脱(Derbent)西约13公里处(51)，至今仍为穿越拜孙套山脉的唯一孔道。铁门距撒马尔罕里程，玄奘称有800余(唐)里(52)，两地实际里程240公里左右(途经史国)。因此，《新唐书》所记苏对沙那至吐火罗里程肯定有误。
　　① 《新唐书》，第6245页。
　　② 《隋书》卷八三，第1855页。
　　③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9页，91—92页注释1。
　　④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第16页。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第11396页。
　　⑥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5页。
　　⑦ 《唐会要》卷一百，第2134页，记：贞观“四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
　　⑧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卷九七七，第11411、11482页。
　　⑨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封册四》，第11411页。
　　⑩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17—6318页。
　　(11)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唐会要》卷九八，第2079页。
　　(12)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第11349页。
　　(13) 《隋书》卷八三，第1854页。
　　(14)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6页注释1。
　　(15) Hudud al‘Alam, p.354．
　　(16)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第16页。
　　(17)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6页。
　　(18) 参见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章巽等先生认为，窣堵利瑟那(苏对沙那)国都城故址在今乌拉秋别西南16里之沙赫里斯坦。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第29页。
　　(19) G.Le.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Cambridge, 1905, p.474．
　　(20)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9页，第91—92页，第92页注释1。
　　(21) 同上。
　　(22) 道宣：《释迦方志》，第22页。
　　(23)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30页注释3。
　　(24) 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第29—30页。
　　(25) 《隋书》，第1855页。
　　(26)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1页。
　　(27) 关于《大唐西域记》所记里程，详见本书第一章。
　　(28) 张广达师也认定，东曹即苏对沙那。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29) 《大唐西域记校注》校注者也没有把劫布呾那与苏对沙那区别开来。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0—92页。
　　(30)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189—193页。宋岘认为，Ush(今吉尔吉斯坦奥什城)是汉代的贰师城。不知所据何本。参见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3页中译注4。
　　(31)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刘迎胜博士实地考察所言。
　　(32) 常征：《谁是坎儿井的创造者?——兼辨大宛国弍师城》，《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33) 《册府元龟》，第2050、11434、11414页。
　　(34) 《唐会要》卷九八，第2079—2080页。
　　(35) 《隋书》，第1855页。
　　(36) [日]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傅家勤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5页。
　　(37)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32—133页。
　　(38) 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Ⅻ, 1948, pp.601-615．
　　(39) W.B.Henning,“A Sogdian God”, BSOAS, Vol.28, pt.2, 1965, p.253．
　　(40) 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
　　(41) [苏]别连尼茨基：《论伊斯兰教以前中亚的迷信》，《物质文化研究所简报》1949年第28册，第84—85页，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34页。
　　(42)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2—33页；古达玛书，第219页。
　　(43)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44)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9—32页。
　　(45)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第29页。
　　(46)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9—32页。
　　(47) 《新唐书》，第6252页。
　　(48) 《旧唐书》卷四十，第1649页。
　　(49)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103—104页。
　　(50)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0页。
　　(51) 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第30页。
　　(52)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