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 石国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匐职统其国。武德、贞观间，数献方物。显庆三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於屈昭穆都督。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二十八年，又册顺义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蕃臣礼，请讨之。……石东南千余里，有*(左忄右巿)捍者……西千里距堵利瑟那……
　　1.几个名称的考释
　　柘支、柘折、赭时三名，《魏书》作者舌，《经行记》又谓赭支，粟特语作C'c，乃波斯语Chach(Chāch)、Chāj或Jaj、阿拉伯语Shash之音译，意为“石”。②8—9世纪，C haj这一名称常出现在阿拉伯、波斯史料文献中。阿尔·比鲁尼(973—1048)说，Chaj一名是借自这座城市的突厥语名称，也就是塔什干城，意即石头城。③11世纪70年代，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大词典》(抄本第1卷，413，577页)说，塔什干，在阿拉伯文献中称Xax，在塔吉克—波斯文献里作Qaq，突厥语文献则写作Tarkend；Tarkend意为“附属的”，“可汗统治者把隶属于他们的省称做Tarkend”④。石国位于锡尔河支流齐尔齐克河冲积形成的绿洲上。605—750年，石国宫廷所在地为今塔什干市中心东南方15公里处的阿克·特帕遗址；750年至12世纪上半叶，石国政治中心迁至今塔什干市中心的宾卡特(Binkath)遗址所在地。⑤
　　瞰(Kàn)羯城，有学者将其对音为Binkatn。⑥但是，Binkath(n)要晚至8世纪中叶才成为石国政治中心；而且，该词很难与“瞰羯”审音勘同。所以，瞰羯城对音似是Qaq。
　　窳(yù)匿城，原为汉代康居五小王之一的窳匿王所治，《汉书·西域传》记为窳城。该城位于康居组成部分的乐越匿地区，后者即今塔什干地区。⑦
　　素叶河，《释迦方志》所记亦同，《大唐西域记》作叶河。素叶河的方位，上引二书均称在赭时(石)之西邻；《新唐书》称石国右涯素叶河。“右”为北方南视之右，即西方。阿拉伯人、波斯人记东部地区方位，则以东望定左右，以右为南。《隋书·石国传》、《北史·石国传》并记：“石国，居于药杀水。”杜环《经行记》则称，石“国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质河，并西北流”⑧。真珠河，即药杀水⑨；质河，应即赭时河。
　　素叶河之对音，沙畹认定为Tchou，并把此河与药杀水(Yaxartes，中古波斯语作Jax*arta，即锡尔河)相区别，认为此处素叶河误也，应为药杀水。⑩但是，Tchou之对音应是楚河。沙畹之说有误。季羡林等先生则把素叶河直接勘定为锡尔河。(11)考虑到玄奘曾亲临石国，以及上引各书均记作素叶河(叶河)，素叶河之称必是有所据。唐人不大可能把楚河与锡尔河相混淆。《世界境域志》把流经赭时(Chāch)边界的河称作Parak河，并称该河汇入赭时河；大食人(Tāziyān)把赭时河称为Sayhūn河。(12)parak河，今名Chirchik河。杜环所称之真珠河，似指Parak河。“素叶”，古读Sou-iap，我们很难在上述诸河河名中找到其对音。
　　2.关于大宛都督府设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资治通鉴》卷二百记：显庆四年(659)“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13)。《新唐书·康国传》“石国”条、《唐会要》卷九十九“石国”条则把唐朝在石国瞰羯城置大宛都督府的年代系于显庆三年(658)。(14)
　　那么，大宛都督府究竟置于何年?
　　大宛都督府的设立，与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有关。《旧唐书·高宗本纪》记：显庆三年二月，唐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贺鲁败走石国，唐军副将萧嗣业追擒之；三月，西域平，唐朝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15)同书《突厥传下》述：显庆二年，苏定方率萧嗣业等征讨(阿史那)贺鲁；几经征战，贺鲁败遁石国；萧嗣业追至，石国(突厥统治者)鼠耨设把被石国苏咄城(Shoturkath，距塔什干5法尔萨赫(16))城主伊涅达干拘禁的贺鲁交给萧嗣业；贺鲁被送往长安；唐朝分贺鲁种落“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17)。《旧唐书·地理志三》也称：“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18)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称：“显庆二年既平贺鲁，三年诏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乃册阿史那弥射为兴昔可汗兼崑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19)同书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记：显庆二年“十二月，苏定方大破贺鲁金牙山，尽收其所居之地，西域悉平。……定方于是悉兵，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列置馆驿，埋瘗骸骨，所在问疾苦，分其疆界，复其产业，贺鲁所虏掠者悉括还之。于是，西域诸国安堵如故”(20)。又，《唐会要》卷七十三记：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西域诸国，安堵如故，擒贺鲁以归。十一月，分其地，置漾池、崑陵二都护府。……其月十七日，又分其种落，列置州县。……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同书卷九十九记：显庆三年，以石国噉(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21)此记把二都护府和诸州府县置立时间记为同年同月。石国为阿史那贺鲁所役属胡国，大宛都督府置立时间应在十一月十七日。但是，此十一月是在平定贺鲁之乱的显庆二年，还是在擒贺鲁以归的显庆三年呢?
　　《资治通鉴》卷二百称：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乙卯朔，乙丑日)，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阿史那)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次年十一月，萧嗣业押贺鲁至京师长安，“甲午，献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22)。可见，崑陵、濛池都护府应置于显庆二年十二月(23)；唐朝并未同时在贺鲁种落(五咄陆部)之地置都督府；六都督府应置于显庆三年十一月。《册府元龟》所记濛池、崑陵二都护府诏置时间(显庆三年)，《旧唐书·高宗本纪》所记两都护府置立时间(显庆三年二月)，可能是高宗正式下诏置立时间。《旧唐书·地理志》所记有误。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濛池都护府”条记：“显庆二年禽贺鲁，分其地，置都护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属诸胡皆为州。”(24)此记有三点疑问。其一，唐朝在贺鲁旧地(五咄陆部之地)置都督府数，《唐会要》卷七三、《资治通鉴》卷二百均作六个，并详列了其称名(25)；其二，显庆二年，唐朝并未在贺鲁旧地置都督府，因为，《资治通鉴》卷二百明确记述册命使卢承庆仅册封刺史以下官；第三，两都护府的隶属，《旧唐书》和唐乾陵石人像衔名并称归安西都护府统辖。从唐乾陵石人像衔名看，濛池都护府属下有千泉都督府、俱兰都督府、颉利都督府(以西突厥拔塞干部置)、碎叶州等(26)；石国不归属濛池都护府统辖，而与康、吐火罗、波斯等一道，属安西都护府统辖。(27)
　　《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西域图志》60卷，注云：“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28)同年，高宗派遣果毅董寄生将康王所居城列为康居都督府，以康王拂呼缦为都督(29)。高宗遣使康国等地，应在贺鲁被擒之后；而董寄生西行，估计是在高宗御览《西域图志》之后。如果大宛都督府置于显庆三年(658)，那极可能是董寄生西行时所置。所以，唐乾陵石人像才会把石国与康国、吐火罗同列。千泉、俱兰、颉利三都督府及碎叶州属于贺鲁种落之地，应是与大宛都督府同置于显庆三年。它们大概属于在贺鲁“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之列。所谓“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肯定是指显庆三年董寄生置府州之后之情形。但令人不解的是，高宗显庆四年下诏，仅有石国，而没有康国；似乎石国置于康国之后。而且，《新唐书·地理志》在著录龙朔元年(661)“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羁縻府州时，未列昭武九姓诸羁縻府州。
　　所以，《册府元龟》卷九六六《外臣部·继袭一》明确记载：“石国，唐显庆三年列其地为大宛府，以其王瞰吐屯摄舍提於屈昭穆为都督。”
　　从唐乾陵石人像衔名看，石国不归属濛池都护府统辖，而与康、吐火罗、波斯等一道，属安西都护府统辖。(30)从地域上看，濛池都护府比安西都护府更靠近大宛都督府(石国)。可是，唐朝却绕过潆池都护府，而让安西都护府统辖大宛都督府。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濛池都护为突厥人(首任濛池都护是阿史那步真；686年，其子阿史那斛瑟罗袭父职爵(31))。濛池都护府所辖基本上是在碎叶以西的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之地。唐在河中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时，不可能把它们完全交由西突厥人统治；它们只能由唐中央政府直属的西域最高机构安西都护府统辖。唐朝在石国置都督府，反映了石国在唐朝的西域统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河中地区，唐朝仅设置了康居都督府、大宛都督府和休循州都督府。
　　3.关于石国诸王
　　据《新唐书·石国传》所记，大业初年统领石国的是“特勒匐职”。此君显然是一个突厥人。特勒，应作特勤，乃突厥人的官职之一。突厥汗国设有叶护、特勒(勤)、乙斤屈利啜、阎洪达、颉(俟)利发、吐屯、俟斤等28等官爵。(32)匐职，《北史》卷九七、《隋书》卷八三均作甸职。(33)据《隋书·石国传》说：石国“其王姓石，名涅。……其俗尚战，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甸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34)。甸职在大业五年(609)最后一次朝贡，可见甸职之摄政石国是在609年以前。这次朝贡和贞观年间(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即634、646、647、648年)数次朝贡，《册府元龟》均有记述；武德年间石国的朝贡，则不见《册府元龟》记载。(35)室点密系射匮可汗虽然在位晚至 611—618年，但据章巽先生研究，射匮可汗早就承袭了祖父达头可汗的称号及其在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领地。(36)
　　贞观十四年(640)，石国受西突厥节制。是年，西突厥弩失毕部落酋豪迎立薄布特勤(咥力失可汗之侄)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乙毗沙钵罗叶护“建庭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东以伊利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37)。
　　《旧唐书·突厥下》记：贞观十五年(641)，西突厥汗国咄陆可汗与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相互攻击，“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38)。这里提到的石国吐屯就是西突厥委任监统石国的吐屯。吐屯，又作土屯，对音为Toudoun(或Tudun)。《太平广记》卷二五〇引《唐御史台记》说：“突厥谓御史为吐屯。”看来，这时监统石国的突厥人之官职已由“特勤”降为吐屯。(39)显庆年间的石国王，《新唐书》记作瞰土屯摄舍提於屈昭穆。摄舍提，为西突厥五咄陆(六)部落之一，《旧唐书·突厥下》记作摄舍提暾(啜)。(40)据松田寿男研究，汉人在表示突厥人的名字时，通常是在其名字前冠以所属部落之名。(41)显庆年间石王之名，应是於屈昭穆；此人应是一个突厥人。
　　既然突厥人在大业年间杀了石王，并以特勒(勤)统其国，看来石国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有自己的国王，而由突厥人统领。突厥人一定非常重视石国。所以，阿波系处罗可汗(603／604—611)“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42)。统叶护可汗(618—628)“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43)。玄奘西行至素叶时，曾拜见过突厥叶护可汗。(44)永徽年间(650—655)，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也曾在千泉和双河建牙帐。(45)置身于石国以北的突厥小可汗和建牙帐于千泉的西突厥可汗，一定牢牢控制着石国。
　　开元初(约713)，被唐朝册封为石国王的莫贺咄吐屯，从名字上看，也是一个突厥人。因此，《唐会要》把他称为“蕃王”。(46)马小鹤认为，莫贺咄吐屯即中亚穆格山粟特文书A—14所记“赭时领主”；伊捺吐屯屈勒即A—14文书所记“吐屯”。(47)唐朝册封一个家厥吐屯为石国王，一方面说明唐朝长期利用突厥人控制塔什干地区；另一方面也说明突厥人长期控制着塔什干地区。贞观年间，石国吐屯受西突厥可汗之调遣；显庆二年，伊丽道行军总管苏定方率萧嗣业等征讨阿史那贺鲁，贺鲁逃至石国苏咄城，该城城主伊涅达干把贺鲁等拘送石国。当时，石国由突厥统治者鼠耨设控制。(48)以上材料说明，石国诸城长期受石国突厥统治者节制、号令。
　　关于莫贺咄吐屯册封的缘由和时间。《新唐书·突厥传下》记：突骑施大首领莫贺达干与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率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共击突骑施苏禄之子吐火仙，破之碎叶城；吐火仙弃旗走，擒之。因此功，莫贺咄吐屯被册为顺义王，史王斯谨提加拜为特进。(49)不过，《新唐书·突厥传下》没有明确给出此事发生的年代。另据《资治通鉴》，莫贺达于助安西都护盖嘉运擒吐(又作咄)火仙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参见本章第八节“史国”考)。(50)查《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开元初唐朝并未给莫贺咄吐屯册封；莫贺咄吐屯受封之事，在开元二十八年三月。是年三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俘吐火仙可汗来献；唐朝“以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仍赐旌节。翌日，又册为顺义王。”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为顺义王是在此年的三月二十二日。(51)《全唐文》卷三九收录《册顺义王莫贺咄吐屯文》一文，该册文称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事系开元二十八年三月。(52)因此，莫贺咄吐屯因功被册封为石王和顺义王之事，应发生在开元二十八年三月。
　　关于开元初莫贺咄吐屯册封一事，不为《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所记。《唐会要》卷九九“石国”条记：“开元初，其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寻又册为顺义王。”(53)《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石国”条照录此记。(54)此记与《新唐书》之记几乎一致。两者很可能出自同一材料来源，其特点是把开元初莫贺咄吐屯册封为石国王的缘由记为“因功”，且把莫贺咄吐屯封为石国王、顺义王记在一起。
　　另据《册府元龟》卷九六六记载，“石国……开元初，封其王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九年(721)其王曰伊吐屯屈勒。天宝五载，封其王子那偈[俱]车鼻施为怀化王。”(55)
　　《唐全文》卷九九九“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也记：“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氏昭武，与康国同族，别姓石。开元初，封其父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讨大食，不许。”(56)
　　以上两条记载均未言及开元初年莫贺咄吐屯册封为石国王的缘由。
　　考虑到以上史料记载时间、人物的一致性，看来在开元初年(约713)，唐朝也曾册封伊捺吐屯屈勒的父亲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但是，《唐会要》、《新唐书·石国传》把开元二十八年册封的缘由“因功”误系于开元初年册封之事上了。
　　从唐朝册封制度上看，也时有多次册封一人同一种封号的事例。746年，唐朝册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753年，唐朝又册封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57)
　　从汉籍记载看，石国在8世纪上半叶仍实行双王制。开元九年(721)，伊捺吐屯屈勒嗣立，但其父莫贺咄吐屯仍在，处于类似“太上皇”的地位。从穆格山粟特文书36A—14的内容看，当时掌握实权的是伊捺吐屯屈勒。(58)他在嗣立伊始，即代表石国上表唐朝，“请讨大食”(59)。开元二十八年(740)，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为石国王、顺义王之后，伊捺吐屯屈勒仍然有自己的权力。据《册府元龟》记述，开元二十九年(741)，石王伊(捺)吐屯屈勒遣使上表，请击大食；天宝四年(746)三月，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勒)与石王分别遣使朝献(60)。对于石国的这种双王制，唐朝很可能有所了解，所以把伊捺吐屯屈勒记作“石国副王”，以示区别。从汉籍记载看，石国正王号称“特勒(勤)”，742、743、745年，石王特勒(勤)遣使朝贡；副王为吐屯一系，伊捺吐屯屈勒即属该系。“伊捺”，如同“移涅”、“伊涅”，是突厥语“inal”的译音，意为“小”。
　　关于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册封之事，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以及《全唐文》卷三九《赐故石国王男那俱车鼻施进封怀化王并赐铁券文》(61)，那俱车鼻施被册封一事发生在天宝十二载(753)。《新唐书·石国传》把此事记作天宝初，且系于怛逻斯战之前，显误。
　　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是石王长男。天宝元年(742)正月，石王上表，乞授长男官职。唐朝诏拜石王长男那俱车鼻施大将军，赐一年俸料。(62)值得注意的是，那俱车鼻施虽是王太子，开元九年嗣立的却是伊捺吐屯屈勒。
　　4.关于石国道里、四至
　　在“昭武九姓”诸国中，唯有石国至唐朝都城长安的里程见于《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隋书·西域传》则记有石、米、史、曹、何、穆诸国至隋瓜州里程)。《新唐书·西域传》“石国”条称，石国至长安9000(唐)里。两地计程路线似是《新唐书·龟兹传》所记：
　　长安7000余里(63)—龟兹600里—跋禄迦300里—凌山500里—素叶水城400里—千泉100里—呾逻斯200里—白水城50里—笯赤建200里—石国(64)，总计9350余(唐)里。
　　显然，“石国”条比《龟兹传》少计350里。《龟兹传》所记极西里程，至石国而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西都护府以石国为控制河中地的桥头堡。上述计程路线，实际上也是唐朝对石国的行政管理路线。
　　《隋书》卷八三、《通典》卷一九三、《册府元龟》卷九五八并称，石国东南去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6000里。(65)《唐会要》卷九九“石国”条则称：石国“西北去瓜州六千里”(66)。“西北”显为“东南”之误。《册府元龟》卷九五八仅记康居国(康国)至安西都护府里程(5550里)，未记石国至安西都护府里程。《旧唐书·地理志三》称，瓜州东至京师长安3310里。(67)那么，石国至长安为：
　　6000唐里(石国—瓜州)+3310唐里(瓜州—长安)=9310(唐里)
　　这与《新唐书·龟兹传》所记基本相合，仅差40里。但是，此记是否正确呢?
　　唐魏王李泰等编撰的《括地志》记：“伊州在京(长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68)《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称：伊州至上都4430里。(69)这说明贞观年间(627—649)至元和年间(806—820)，唐人关于伊州至长安里程的记载没有太大变化。
　　敦煌经卷P.2009《西州图经》称：“西州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70)S.367《沙州伊州地志》称：“伊吾军东南去上都四千八百里，东南去伊州三百里；西南去西州八百里。”(71)可见，伊州西至西州为：300里(伊州—伊吾军)+800里(伊吾军一酬)=1100(唐)里。伊州东至沙州里程为：1360(西州—沙州)-1100(伊州—沙州)=260(唐)里。那么，伊州东至上都里程为：4780(伊吾军—上都)-300(伊吾军—伊州)=4480(唐)里。伊州至上都里程在4416～4480里之间。《元和郡县图志》之记与敦煌地志残卷所记基本符合。如果以4430里(《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作为伊州至上都标准里程，那么沙州至上都里程为：4430(伊州—上都)-260(伊州—沙州)=4170唐里。
　　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瓜州西至沙州300里”(72)。那么，瓜州至上都里程：4170(沙州—上都)-330(沙州—瓜州)=3840唐里。可见，《旧唐书·地理志三》所记瓜州至长安里程(3310里)，少记了530里。但是，《旧唐书·地理志三》之记与《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条大体相符。后者称，瓜州东南至上都3400里。(73)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安西大都护府”条记，安西都护府(龟兹)至碎叶总里程为1960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赭时(石)至碎叶(Kubāl)有109.7法尔萨赫(74)，约合684.5公里，1545唐里(75)。那么，石国至龟兹里程为：1545(石—碎叶)+1960(碎叶—龟兹)=3505唐里。《新唐书·西域传上》称，龟兹至石国里程为2350里(76)。这比上式少记了1155(唐)里。
　　《册府元龟》卷九五八说，龟兹国王治居延城，去长安7480里。(77)《通典》卷一九一称，龟兹东去长安7500里。(78)那么，石国至长安应为：3505(石国—龟兹)+7480／7500(龟兹—长安)=10985～11005(唐)里。可见，石国至长安里程，《新唐书·石国传》少记1985～2005(唐)里；《新唐书·龟兹传》少记1635～1655里。
　　唐魏王李泰等的《括地志》称康居国(此指康国)在京西一万六百里。(79)石国在康国东北500里。那么，石国至长安10100里。《括地志》少记约900里，相对比较准确。
　　《新唐书·石国传》所记石国至瓜州里程，很可能录自《隋书·石国传》。后者也记称，“石国至瓜州六千里”(80)。值得注意的是，《隋书》所记里程，是走石国—钹汗(拔汗那)—葱岭—疏勒一线。《隋书·钹汗传》说，“钹汗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书·疏勒传》说，“疏勒西去钹汗国千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81)。这条路线比石国—碎叶—龟兹线要近得多。看来，唐代交通路线变化所导致的里程变化，唐人并未予以重视。《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所记石国、钹汗、疏勒之间里程，也与《隋书》一样。(82)《新唐书·宁远传》称，宁远(钹汗)“去京师八千里”；《新唐书·石国传》称，“石至拔汗那一千余里”。这说明《新唐书·石国传》很可能是按隋代文献所记的隋代交通路线记载道里。
　　关于石国的四至。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赭时至撒马尔罕42法尔萨赫，约合262公里；赭时至俱战提37法尔萨赫，约合231公里；赭时至拔汗那60法尔萨赫，约合374公里；赭时至苏对沙那34法尔萨赫，约合202公里。(83)相比之下，《新唐书·石国传》所记石国至康国里程(500里，约合222公里)，少记40公里；石国至俱战提(200里，约合88公里)里程，《新唐书》少记143公里；石国至拔汗那(1000余里，约合443余公里)，多记69公里；石国至窣堵利瑟那(《石国传》误作“堵利瑟那”，1000余里)，多记241公里(关于石国至拔汗那道里，详见本章“宁远”)。
　　《新唐书·地理七下》称，“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84)。此记肯定有误。
　　① 参见许序雅：《〈新唐书·石国传〉疏证》，《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3页注释1；Hudud al-‘Alam, p.118。
　　③ 热夏提·努拉赫迈德：《中亚古城——塔什干》，《中亚研究》1987年第2期。
　　④ 牛汝辰、牛汝极：《〈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中亚地名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⑤ [苏]别连尼茨基等主编：《中亚中世纪城市》(俄文本)，第195—198页；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⑥ 热夏提·努拉赫迈德：《中亚古城——塔什干》。
　　⑦ 同上。
　　⑧ 《通典》卷一九三，第5275页。
　　⑨ 药杀水当是中古波斯语jaxsarta或jaxsaarta之对音，意为“珍珠”、“明珠”。参见[德]马迦特：《古突厥碑铭年代考》，第5—6页注5，引自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3—84页注释2。
　　⑩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31页注1。
　　(11)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3—84页注释2。
　　(12) Hudud al-‘Alam, p.73．
　　(13)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17页。
　　(14) 《唐会要》卷九九，第2102页，瞰羯城写作“瞰羯城”。冯承钧认为，大宛都督府置于显庆三年。但他未作考定。参见冯承钧：《附新唐书西域羁縻府州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62—67页。
　　(15) 《旧唐书》卷四，第78页。
　　(16)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0页。[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16—417页。按：丁谦把苏咄城推定为石国以东，故浩罕部地。误也。参见丁谦：《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1集第6册，第17页。另，《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07页，称：苏咄城在石国西北。
　　(17)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第5187页。
　　(18) 《旧唐书》卷四十，第1647页。
　　(19)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第11372页。
　　(20)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第11576—11577页。
　　(21) 《唐会要》卷七三，第1567页；卷九九，第2102页。
　　(22)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01—6311页。
　　(23) 钱伯泉、王小甫也认为这两个都护府置于显庆二年，但未作考辨。钱伯泉：《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建置研究》，《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24)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30—1132页。
　　(25)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10页说：唐朝“分其(阿史那贺鲁)种落为六都督府”，即以处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都督府，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摄舍提暾部为双河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娑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洁山都督府。参见《唐会要》卷七三，第1567页。
　　(26) 钱伯泉认为，濛池都护府治在碎叶，管辖碎叶以东的五咄陆部，首任都护是阿史那步真；昆陵都护府建幕府于怛逻斯，辖碎叶以西的五弩失毕部，首任都护为阿史那弥射(钱伯泉：《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建置研究》)。钱先生未言所据何本。按：千泉在碎叶以西数百里，尚归濛池都护府统辖，因此濛池都护府不可能仅辖碎叶以东的五咄陆部。钱说有误。查《唐会要》卷九四《西突厥》，“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以弥射为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步真为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
　　(27)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第2辑，第189—203页。
　　(28) 《新唐书》卷五八，第1506页。
　　(29) 《唐会要》卷九九，第2105页。
　　(30)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64页。
　　(31) 《唐会要》卷七三，第1567页；《册府元龟》卷九六四，第11341页；《旧唐书·突厥传》，第5187页。
　　(32) 《旧唐书·突厥传下》，第5179页；《通典》卷一九七。
　　(33) 《隋书》，第1850页；《北史》，第3235页。
　　(34) 《隋书》，第1850页。
　　(35) 《册府元龟》，第11396—11400页。
　　(36) 章巽等：《大唐西域记导读》，第127页。
　　(37) 《旧唐书·突厥传下》。
　　(38) 同上书。
　　(39)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第11401页，称，永徽六年(655)六月，大石国盐莫念并遣使朝贡。笔者在本书第一版，把此处的“大石国”解读为中亚的石国。周保明硕士考证说，此处的“大石国”应解读为西亚的大食国。今从之。参见周保明：《大石国盐莫念“(永徽)六年六月遣使朝贡”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40) 《旧唐书·突厥传下》，第5186页；[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31页注5。
　　(41)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31页。
　　(42) 《隋书·西突厥传》，第1876页。关于处罗可汗在位年代，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20—121页。
　　(43) 《旧唐书·突厥传下》，第5181页。
　　(44)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27页。按：玄奘称，千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他未言及千泉是突厥可汗廷所在地。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76页。
　　(45)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第5186页。关于双河的地点，丁谦推定为伊犁河西南所会支流撤勒克河；沙畹将其对应为Borotala；松田寿男缜密考定该地为伊丽水(伊犁河)以东的博罗塔拉。当以松田之说为是。参见丁谦：《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第17页；[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93页；[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09—420页。
　　(46) 《唐会要》卷九九，第2102页。
　　(47) 马小鹤：《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中亚学刊》第3辑，第109—138页。
　　(48) 《新唐书》，第6062—6063页：《新唐书》，第4137—4138页，未言及此战发生年代；《旧唐书》，第5187页。
　　(49) 《新唐书》，第6068页。《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把史王斯谨提记作“拓羯王斯谨鞮”。
　　(50)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第6833—6838页。
　　(51) 《册府元龟》，第11342—11346页。
　　(52) 《全唐文》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53) 《唐会要》卷九九，第2102页。
　　(54) 乐史：《太平寰宇记》第四七〇卷，台湾四库全书影印本，第717页。
　　(55) 《册府元龟》，第11365页。
　　(56) 《全唐文》卷九九九，第4591页。
　　(57) 《新唐书·西域传下》；《唐会要》卷九九“石国”条；《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
　　(58) 马小鹤：《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
　　(59) 《全唐文》卷九九九，第4591页，“请讨大食表”。
　　(60)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第11411—11412页；《唐会要》卷九九，第2106页。
　　(61) 《册府元龟》，第11350页；《全唐文》卷三九，第182—183页。
　　(62)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第11457页；卷九九九，第11724页记为“天宝元年五月”。“五月”，疑为“正月”之误。
　　(63) 以下的“里”均为唐里。《册府元龟》卷九五八，第11269页称：龟兹国王治居延城，去长安7480里。《通典》卷一九一称：龟兹东去长安7500里。《新唐书·西域传上》第6232—6233页称，龟兹至石国里程为2350里。据此，石国至长安里程为：2350里(石国—龟兹)+7480／7500里(龟兹—长安)=9830～9850里。龟兹(屈支)至石国里程，《大唐西域记》记为3000余里。玄奘所走路线，从淩山至素叶段，要绕大清池再西行，此段里程为900余里。如此走法，要远400多里。《汉书·西域传》记：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7300里。此记已为松田寿男所考定。所以，地处焉耆以西的龟兹至长安里程，无论如何也在7300里以上。《旧唐书·地理志》之记有误。参见[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68—70，209—217页。
　　(64) 《新唐书·西域传上》，第6230—6233页。
　　(65) 《隋书》卷八三，第1850页；《通典》卷一九三，第5275页；《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第11267、11273页。
　　(66) 《唐会要》卷九九，第2102页。
　　(67) 《旧唐书》卷四十，第1642页。
　　(68) 李泰等：《括地志辑校》卷凹，第229页。按：《括地志》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原书555卷(正文550卷，序文5卷)。
　　(69)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9页。
　　(70)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4—76页。
　　(71) 同上书，第65—73页。
　　(72)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第1027页。
　　(73) 同上。
　　(74)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0—32页。
　　(75) 1唐里=442.905米；1华里=1.129唐里。
　　(76) 《新唐书》，第6232—6233页。
　　(77) 《册府元龟》，第11269页。
　　(78) 《通典》，第5207页。按：《唐会要》卷七三称，龟兹去瓜州3000里。瓜州至上都3840里(如上所考)，那么龟兹至上都仅有6840唐里。此记看来有误。
　　(79) 李泰等：《括地志辑校》卷四，第246页。
　　(80) 《隋书》卷八三，第1850页。
　　(81) 同上书，第1852—1853页。
　　(82) 《册府元龟》卷九五八，第11273页。
　　(83)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9—33页。
　　(84)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第1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