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 宁远

　　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时谓破洛那。去京师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寿。其王自魏、晋相承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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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中，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宓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闷城；遏波之治渴塞城。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慰谕。三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参刺史，自是岁朝贡。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窦，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其事唐最谨。①
　　1.关于拔汗那、呼闷城、西鞬城、渴塞城、俱战提
　　拔汗那位于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Farghana)盆地，北边为恰特卡尔(Cotkal)山脉，南边为阿赖山脉，盆地东西长350公里，南北宽150公里，锡尔河自东向西横穿盆地。②
　　拔汗那，《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及《晋书》称大宛国，《魏书·西域传》作破洛那，《隋书·西域传》作钹汗(古渠搜国)，《大唐西域记》作*(左忄右巿)捍，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跋贺郍、跋贺那。拔汗那对音为东伊朗语Parghana(或Barghan)，意为“仅有一个出口的山间谷地”。阿拉伯人入侵该地后，由于阿拉伯语中没有“p”音，相应地也就没有表示这个音的辅音字母，所以就以“f”替代“p”，把Parghana读成Farghanah。这两种拼写形式并存了较长一个时期。后来，随着阿拉伯文化影响的扩大，以“f”音起首的形式逐渐通行于世。③《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记载，咸亨二年(671)三月，拔汗那遣使贡方物；八月，富那国王尸利提婆跋摩遣使贡方物。④“富那”即Farghana最早的中译名。上述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拔汗那、富那两名并存的情况。不过，在唐代文献中，主要以拔汗那、钹汗称呼该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隋代以前，汉籍是把大宛和钹汗记为两个国家的。《北史·西域传》“破洛那”条记：“破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同传“钹汗国”条记：“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可汗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⑤《隋书》无《破洛那传》，其《钹汗传》与《北史·钹汗国传》之记基本一致。《凉州异物志》称：“古渠搜国，当大宛北界。”⑥显然，渠搜国与大宛国不是同一个国家。钹汗国，为古渠搜国；破洛那，为汉之大宛国。《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也是把钹汗与破洛那相区别：“钹汗国在葱岭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国也”，“[破]洛那国，古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里”⑦。看来，《册府元龟》之记抄自《北史》。《大唐西域记》也没有明言*(左忄右巿)捍为汉之大宛国。而《新唐书》则称：“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时谓破洛那。”《新唐书》把钹汗与破洛那等同起来。
　　李泰《括地志》卷四“西域”条则称：“率都沙那国亦名苏对沙那国，本汉之大宛国。”此说不见其他汉籍记载。⑧《资治通鉴》则把拔汗那与古乌孙相联系：“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⑨
　　真珠河，应即赭时河，该河汇入锡尔河。据马迦特考证，在中古波斯语 (Pahlavi)中，“锡尔河”称为jaxsarta或jaxsaarta，，即“药杀水”，意为“珍珠”、“明珠”。⑩苏北海先生认为，汉籍所记真珠河，特指锡尔河上源的纳林(伦)河。(11)
　　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拔汗那城为Anūsharwān(即波斯萨珊王朝国王库思老一世，531—578年在位)所建。后者把该城称为Azhar Khānah(意为“来自各家各户的”)。另据塔巴里《年代记》(I，899)记载，库思老一世在晚年，曾出兵击*(左口右厌)哒人为其祖父卑路斯报仇，他杀死*(左口右厌)哒王及其族人后，率军越过巴尔黑城及其以外的地方，驻军拔汗那。(12)据此，拔汗那建城约在6世纪70年代。
　　又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古达玛的记载，拔汗那所属城市自西向东有：俱战提(Khujandah)、刷姆伽尔(Sāmghār，距前站俱战提5法尔萨赫)、哈吉斯坦(Khājistān，距前4法尔萨赫)、土尔木甘(Turmuqān，距前7法尔萨赫)、门城(Madīnatu Bāb，又称Bāb城，距前3法尔萨赫)及拔汗那(距前4法尔萨赫)，共计六城。(13)《新唐书》所称“大城六”，应指上述六城。《新唐书》所记西鞬城、呼闷城、渴塞城，也当在上述六城之中。10世纪后期的阿拉伯舆地学家穆卡迪西(Maqdisī，或Mukaddasī，卒于985或1000年)统计，费尔干纳建有大清真寺的城镇和村子有40个。(14)《新唐书》所记拔汗那有“小城百”，看来是个约数。
　　据古达玛说，俱战提位于赭时(Shāsh)河畔；刷姆伽尔是一个大城，位于荒野中；哈吉斯坦是一个驻屯卫戍部队的地方，其内有碉堡，有一个大盐池，产盐输往俱战提、赭时等地；门城是拔汗那诸城中的一座大城；拔汗那也叫Akhsīk(e)t。(15)
　　从上述记述看，呼闷城，很可能即土尔木甘。“呼”，《玉篇》作火胡切、火故切(16)，可能是土尔木干首音“Tur”的音转。Qān，即kand，突厥语意为“城”。藤田丰八则认为，呼闷城(突厥语作γwmp'n)即俱战提。(17)亨宁则指出，粟特文γwmp'n可能与“呼闷”有关。(18)
　　关于西鞬城。沙畹认为，“西鞬”是Akhsīkath之省译。(19)藤田丰八则以“西鞬”为Uzkand省略头母音之译。(20)但是，藤田把“z”对音为“西”，缺乏语音勘同的有力支持。
　　渴塞城，沙畹及布莱士乃德(E.Bretschneider)均认作Kǎsǎn(21)，藤田丰八则定为Aksikath，认为汉译往往省略首母音，Aksi与渴塞音近。(22)Aksikath也即古达玛所言Akbsīkt。11世纪阿拉伯舆地学家伊德里西(Edrisi或Idrīsī，卒于1015年)称：拔汗那除乡村外，有大城七座，其重要者为Akhsīkath，该城在赭时河北。(23)
　　白鸟库吉《大宛国考》认为，钹汗都城所在，(锡尔)河北只有Kāsān(贵山)、Akhsiket，河南只有安集延(Andijan)、玛尔噶朗(Margelan，《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麻耳亦囊)具有此资格。(24)他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四城中，Akhsiket(Akhsīkath)应为钹汗都城所在。
　　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977年写成《诸地形胜》)说，Akhsīkath是一座大城，城内有一座城堡，有星期五大清真寺，总督的宫殿和监狱，以及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引水渠；该城由内城和外城构成，内城大小约合1平方英里，有五座城门，其中一座城门叫“Kāsān”门。(25)13世纪初，该城被穆罕默德·花剌子模沙赫所毁。
　　岑仲勉兼取众说，认为西键、渴塞均为Akhslkath之对音。西鞬，《切韵》作siei kiem；kath即中亚语中的kand，因此西鞬的对音是sikand，即Akhsikath省去首音组之译法。渴塞，《切韵》作k‘ǎt sek，也是(A)khsik (ath)之略译。《新唐书》之所以译法不同，是由于它集合数种史料之故。贞观年间，遏波之即位，仍居故都而已。(26)
　　冯承钧接受沙畹之说，认为Akhsikath即西鞬城，位于今中亚纳曼干(Namangan)，在Kassan河与锡尔河汇合处；渴塞，在今中亚塔什干东南的Kassan，即《汉书·大宛传》中的贵山城之所在。(27)
　　1991年5月，南京大学刘迎胜博士曾亲临阿克西肯特(Akhsīkath)古城考察。他说，该古城距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以西)25公里，位于锡尔河的右岸，古城遗址面积达40公顷，它是唐代的西鞬城。(28)
　　马雍认为，大宛都城贵山城在今卡散德(卡散)附近。贵山城名实由渠搜古国名演变而来，贵山的对音为küsan，而küsan似从küsau变来。唐代休循州治渴塞城即汉代贵山城。渴塞可能为kosei的对音。而kosei似乎也是由küsau变来的。(29)卡散位于锡尔河北。
　　贵山，岑仲勉认为其对音为Kasāná位于纳林河(即真珠河)之北，在霍阐(忽毡)东北约130英里(208公里)。(30)巴布尔(Bābur，1483—1530)称，贵山城旁有小河，河与城同名，流至钹汗首府Axsikath附近而入药杀水。(31)据此，贵山在Axsikath之北，两城肯定不是同地。
　　巴托尔德认为，Kāsān城位于Akhskīath以北5法尔萨赫(约31公里)的Kāsān河畔，这个小城与老城废墟至今犹存。在8世纪末9世纪初，Kāsān城是费尔干纳(拔汗那)王公的都城所在。(32)
　　无论Akhsīkath对音为何城，多数学者均承认它是拔汗那(宁远)的都城所在地。它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以西25公里处，在锡尔河的右岸。笔者认为，沙畹、藤田丰八等人把西鞬和渴塞视作两城是有道理的，《新唐书》不大可能把一国都城城名按两种译名来记；西鞬城即Akhsikath，渴塞城即Kassan(küsan，或Kasāná)。西鞬城是宁远国的都城所在，渴塞城是休循都督府所在。
　　关于俱战提(Khojend)。巴托尔德说，俱战提城是河中大城之一，它在较晚的时候才偶然被算入费尔干纳。该城在10世纪时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塔巴里曾提到一位前伊斯兰时代的“俱战提王公(malik)”，这位王公看来依附于费尔干纳王公。(33)
　　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记载，“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时国王所需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34)。从俱振提(即俱战提)“尚鬼神”之情形看，俱振提此时尚未伊斯兰化。这说明该地在9世纪以前已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因为据巴托尔德研究，俱战提的伊斯兰化要到9世纪才完成。(35)看来，俱战提并非在10世纪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从段成式的记述看，俱战提在7—8世纪似已成为一个政权的都城。
　　2.拔汗那的政治状况
　　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记载，就像布哈拉王叫“布哈拉·胡达”那样，拔汗那王也有一个专门称呼，叫“伊赫希德”(Ikhshīd)。(36)
　　根据汉籍记述，在6世纪下半叶，拔汗那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故。这种变故也为玄奘所注意。贞观二年(628)，玄奘途经*(左忄右巿)捍附近(37)，闻听该国“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兢，不相宾伏，依川据险，画野分都”。这说明，早在隋朝时期拔汗那已经发生政治上的分裂。《新唐书》所记西突厥瞰莫贺咄杀拔汗那王契苾诸事，似应发生在玄奘西行之后。
　　玄奘称*(左忄右巿)捍(拔汗那)数十年无大君长，而《新唐书》则说，贞观年间拔汗那有一个叫契苾的“王”，两记似有矛盾。由于材料不够，我们不足以判断两记的正误。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无法如季羡林等先生那样，以《新唐书》的记述来证明玄奘关于*(左忄右巿)捍之记的正确。(38)
　　那么，《新唐书》所记瞰莫贺咄、阿瑟那鼠匿是何许人呢?
　　贞观二年(628)，西突厥统叶护可汗(617—628年在位)被自己的伯父莫贺咄杀害，莫贺咄自立为“屈利俟毗可汗”。统叶护可汗之子咥力特勤逃亡至康居，弩失毕部泥孰莫贺设迎立咥力特勤为肆叶护可汗。两可汗相互攻杀。“由是西域诸国悉叛之，国大虚耗，众悉附肆叶护可汗。”贞观四年(630)，莫贺咄为肆叶护所败，在金山被泥孰所杀。(39)杀害拔汗那王契苾的“西突厥瞰莫贺咄”应当就是莫贺咄。莫贺咄大概是因为拔汗那王契苾不听号令而杀害他的。那么，拔汗那王契苾大约是在628—630年间被杀的。如果《大唐西域记》所记无误，契苾也可能是在玄奘西行后(628)不久登上王位的。
　　至于阿瑟那鼠匿，从姓氏上看，他应是东突厥阿史那系的人。“阿瑟那”，应即“阿史那”。然而，东突厥怎么会入侵西突厥统领的拔汗那的呢?
　　莫贺咄被杀后，泥孰与肆叶护可汗反目，泥孰夺得西突厥大可汗之位，是为咄陆可汗。在泥孰与肆叶护可汗争夺大可汗位期间，东突厥阿史那社尔(处罗可汗之子)扬言要投降肆叶护可汗，从可汗浮图城一带“引兵西上，因袭破西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40)。阿史那社尔西侵西突厥统治的时间史料阙载，大体上在贞观五年(631)。(41)阿史那社尔西侵的时间很短，西侵取胜后，他即率兵5万，进军漠北的薛延陀部。阿瑟那鼠匿大概是阿史那社尔的部属。阿瑟那鼠匿夺取的城应是拔汗那王城。如此看来，《新唐书》所记拔汗那“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似是两个历史事件。
　　阿史那社尔大军的很快东撤，致使阿瑟那鼠匿之子遏波之势力单薄，他不得不立契苾兄之子阿了参为王，遏波之与拔汗那本地统治者阿了参各据一城，对拔汗那分而治之。看来，阿了参的地位最初是低于遏波之的。
　　拔汗那的分裂，亦为《资治通鉴》所证实：拔汗那“居西鞬城，在真珠河北，后分为二：一治呼闷城，一治遏塞城”(42)。
　　最初，渴塞城的地位大概高于呼闷城，显庆三年(658)唐朝才把休循州设在渴塞城，而不设在呼闷城。看来，休循州都督为遏波之一系担任，州刺史一职则由拔汗那本地统治者阿了参担任。唐朝承认拔汗那政治的既成事实，在拔汗那实行双元统治形式。拔汗那的双元制，一直存在到8世纪初以后。726年，慧超东归路过跋贺那(拔汗那)时，尚见其地“有两王”，(锡尔)河南一王属大食，河北一王属突厥。(43)穆格山粟特文书也说明拔汗那同时存在着拔汗那都督和拔汗那王。穆格山粟特文书36A—14第8—11行记述说：“爵爷(指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引注)给可汗和给拔汗那王(Brγ'nk MLk'-)的信，我通过那位拔汗那都督(twttk'y)之手给拔汗那王送去了。”(44)马小鹤把该文书写成年代定为722年春，并推定文书所记的“可汗”即突骑施苏禄可汗；拔汗那王是当地王族，即阿了达王(塔巴里，Ⅱ，1440记为al-Tar)，府治在锡尔河南的呼闷城；拔汗那都督是突厥族，治锡尔河北的渴塞城，与突骑施可汗关系比较密切。(45)
　　3.拔汗那与唐朝的交往
　　在唐代，拔汗那与唐朝的直接交往始于显庆初年(约656)。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一事，不见《旧唐书·高宗纪》、《新唐书·高宗纪》、《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之记载。《新唐书》所记当另有所本。但是，《新唐书·拔汗那传》既记遏波之显庆初年“遣使朝贡”，又称拔汗那于显庆三年“自是岁朝贡”，不知何故。
　　拔汗那对唐朝似无任何经济上的义务。据《旧唐书·郭元振传》载，在神龙年间(705—707)，唐将郭虔瓘多次入拔汗那税甲税马以充军用，但不得一甲入军。拔汗那胡不胜侵扰，南勾吐蕃，即将阿史那俀子重扰四镇。(46)
　　《新唐书·拔汗那传》漏书著名的“拔汗那之战”。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玄宗开元三年(715)，“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率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十一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47)。
　　另据阿拉伯史料记载，713年，屈底波攻掠石国和拔汗那；715年，又入侵拔汗那，击败拔汗那王。正当大食的征服事业不断发展时，屈底波在715年被部下杀死，大食从拔汗那退兵。(48)大食军撤出拔汗那时间是在回历96年都尔黑哲月(Zilhidje，十二月)，相当于715年8月7日至9月4日。(49)
　　王小甫认为，大食不大可能与吐蕃共立阿了达为王。历史真实很可能是：715年9月以前，屈底波被杀，大食撤兵，吐蕃趁虚而入，继大食之后而成为阿了达的宗主。唐朝出兵时，大食军已从拔汗那撤退，因此唐军是针对拔汗那的吐蕃人而出兵的。(50)
　　按：就此事件对唐与大食关系而言，重要的不是阿了达王是否由吐蕃、大食共立，而是唐朝出师之名义。从新罗僧慧超返程看，拔汗那至安西(龟兹)至少需70天。(51)而唐军在回历96年十一月(公历715年12月)已经到达拔汗那。唐军至晚在10月初已经开拔。看来，拔汗那王离开拔汗那、奔龟兹求援的时间在同年8月以前，当时大食尚未从拔汗那退兵。正因为如此，拔汗那王才会向张孝嵩等告以吐蕃、大食之罪。龟兹与拔汗那相隔数千里，唐军出兵之时，张孝嵩等不大可能及时了解大食从拔汗那撤兵之消息。所以，唐军出击目标应是吐蕃、大食两者。唐军的这次行动对于抵制穆斯林征服拔汗那一定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拔汗那直到9世纪才被穆斯林最终征服。(52)
　　塔巴里《年代记》卷二，第1276页称，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在征讨拔汗那后，东侵喀什噶尔。(53)19世纪匈牙利东方学家万伯里(A.Vámbéry)完全接受了塔巴里的记述。(54)但是，屈底波东侵的真实性已为吉布所否定。(55)巴托尔德也接受了吉布的考证结论。(56)我们在汉籍中也未见大食军东侵喀什噶尔一事之记述。
　　在中亚诸胡中，拔汗那与唐朝的关系虽然建立较晚，但两者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这从拔汗那的入唐朝贡就可以看出来。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新唐书·西域传》等汉籍记载，拔汗那自显庆初年入唐朝贡，在656—762年间，共来朝贡献27次(详见第四章统计)。其中，拔汗那在655年以前未进一贡；656—679年间，拔汗那来朝6次(包括富那来朝1次)，其来朝次数与同期中亚九姓胡来朝总数(6次)相等；680—732年间，拔汗那未进一贡；732—762年，拔汗那朝贡21次(包括宁远15次、可汗那2次)，这个时期拔汗那的来朝次数、密度超过九姓胡中的任何国家(政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732—762年间，拔汗那与唐朝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以，《新唐书》说宁远“事唐最谨”。正因为如此，唐玄宗才会在天宝三载(744)赐外家姓“窦”给拔汗那王，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下嫁宁远(拔汗那)王。《册府元龟·外臣部》也证实《新唐书》所记。
　　和义公主下嫁宁远(拔汗那)王，是唐朝与中亚诸胡唯一一次和亲，其意义自是非同一般。拔汗那地当吐蕃进出中亚之交通孔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对吐蕃在西域咄咄逼人的攻势，唐朝对拔汗那的恩宠具有特殊意义。拔汗那在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宁远“事唐最谨”，所以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至德元载(756)九月唐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之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57)。“城郭诸国”即是西域诸国。看来，唐朝有意让拔汗那领袖中亚诸胡。
　　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与石国莫贺咄吐屯一起助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平突骑施吐火仙一事，见《资治通鉴》记载(58)(参见前“石国”、“史国”考)。是役，盖嘉运“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詧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59)。通过这次战役，拔汗那由于获得数万“散发之民”，政治势力大大增加。
　　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被册封一事不见《册府元龟》记载。阿悉烂达干应与石国莫贺咄吐屯一起被册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开元二十八年(740)三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俘吐火仙可汗来献；唐朝“以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仍赐旌节。翌日，又册为顺义王”。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为顺义王是在当年的三月二十二日。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被册封也应在此时。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一事与“册拜奉化王”一事并非如《新唐书》所记，发生在同一年(开元二十七年)，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被册封奉化王的时间是在开元二十八年。
　　744年唐朝改拔汗那国为宁远国，同年十二月唐朝以和义公主嫁拔汗那王诸事，均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所证实。
　　762年以后，由于吐蕃称霸西域东部地区，唐朝国势萎缩，加上拔汗那逐渐伊斯兰化，中亚本地王朝崛起(820年，萨曼朝阿赫麦德被大食的呼罗珊总督伽桑·本·阿巴德任命为费尔干纳总督；822年塔赫尔王朝建立)(56)，拔汗那不再入唐朝贡，与唐朝关系渐行渐远。
　　4.拔汗那的四至
　　关于拔汗那的四至，《新唐书·宁远传》阙载。《新唐书·康国传》“曹国”条说，东曹东北四百里(176公里)至宁远；“石国”条称，石国南二百里(88公里)抵俱战提，南至拔汗那千余里(约440公里)。《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说，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61)
　　《隋书·钹汗传》记：“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62)《册府元龟》卷九五八“钹汗”条，与《隋书》此记基本相同。(63)
　　《大唐西域记》称：“石国东南千余里至*(左忄右巿)捍国。”(64)
　　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拔汗那西至苏对沙那(东曹)40法尔萨赫(约249.6公里)，拔汗那至石国58法尔萨赫(361.9公里)；从撒马尔罕到俱战提有29法尔萨赫(181公里)；俱战提到拔汗那23法尔萨赫(143.5公里)。(65)
　　从今日实际里程看，苦盏(俱战提)位于乌拉秋别(东曹)东北62公里(66)；浩罕，在苦盏以东偏北约110公里处；宁远，即Akhsīkath古城，在浩罕东北约60公里处，西距俱战提约170公里。拔汗那至石国有两条路，一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从Akhsīkath经俱战提、扎敏至石国，全长约374公里(今日实际里程约395公里)；二是今天的公路路线，从Akhsīkath经帕普城(即门城，此地为费尔干纳盆地东北部入口)西北行至塔什干，全长约235公里。从撒马尔罕到苦盏公路里程为282公里(67)，苦盏至塔什干约有225公里(68)。
　　因此，宁远至东曹里程，《新唐书·康国传》所记(176公里)比实际里程(232公里)少了56公里；《册府元龟》之记(220公里)以及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之记(约250公里)则与实际里程大致相同。
　　宁远至俱战提(苦盏)，《新唐书·康国传》所记(88公里)比实际里程(170公里)少82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之记(约144公里)少了26公里。
　　宁远至石国(塔什干)里程，《新唐书·西域传》“石国”条和《大唐西域记》所记(440公里)比第一条路线的实际里程(395公里)多了45公里：《册府元龟》之记(220公里)比第一条路线的实际里程少了175公里，但与第二条路线(拔汗那—门城—转向西北—石国)实际里程相接近。《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记(44公里)则差距太大，“百里”疑是“千里”之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等人所记第一条路线，是从门城继续西行，绕道俱战提、萨巴特和扎敏，所以路程要远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宁远至东曹里程，与浩罕至乌拉秋别实际里程相差无几。《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宁远至俱战提里程(88公里)，与浩罕至苦盏实际里程(60公里)更接近。这提示我们：《新唐书·康国传》是否视浩罕为宁远都城?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十二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来朝，并献马。(69)可汗那，即Khokand，地当今浩罕。(70)看来，唐人把可汗那与拔汗那视为一体，《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宁远里程似以可汗那(浩罕)为基准点。
　　《隋书·钹汗传》记，拔汗那(钹汗)“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书·疏勒传》称，疏勒“西去钹汗国千里”，“东北去突厥牙千余里”，“东去龟兹千五百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71)。《旧唐书·地理志三》称，疏勒至龟兹二千里，“去瓜州四千六百里”。疏勒至龟兹里程，《旧唐书》比《隋书》多记五百里，但两书所记疏勒至瓜州里程是一样的。按以上史籍所记，拔汗那至瓜州里程为5500～5600唐里，其计程路线是：拔汗那500唐里—葱岭500唐里—疏勒1500唐里—龟兹3000～3100唐里—瓜州。
　　《新唐书·地理志四》记载，隋代瓜州(治敦煌西)，武德五年(622)改名西沙州，贞观七年(633)改称沙州。在武德五年，唐朝又析沙州之常乐置瓜州(治今安西东南)(72)。隋之瓜州即唐之沙州。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唐瓜州西至沙州300唐里，唐代沙州至长安里程为3700唐里。(73)
　　据上述，拔汗那至长安里程为：5600／5500唐里(拔汗那—隋瓜州)-300唐里(唐瓜州—沙州)+3700唐里(唐沙州—长安)=9000／8900唐里。
　　《册府元龟》卷九五八记：“龟兹国王治居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通典》卷一九一说：“龟兹东去长安七千五百里”。可见，拔汗那至长安里程为：2000唐里(拔汗那—龟兹)+7500唐里(龟兹—长安)=9500唐里，比上式多出500唐里。
　　《新唐书·宁远传》称，“宁远去京师八千里”。这比上两式少了1000～1500唐里。此记肯定有误。
　　但是，《旧唐书·地理志三》称：龟兹“去瓜州三千里”；瓜州东至京师长安“三千三百一十里”，沙州东至长安“三千六百五十里”。(74)《唐会要》卷七三也说，龟兹“去瓜州三千里”(据此，沙州至龟兹仅有3300唐里)。(75)那么，龟兹至长安为6310唐里。据此计算，拔汗那至长安里程：2000唐里(拔汗那—龟兹)+6300唐里(龟兹—长安)=8300唐里。这比《新唐书·宁远传》仅多出300唐里。《新唐书·宁远传》很可能是根据这种里程计算方法得出8000唐里之数的。
　　《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疏勒“去瓜州四千六百里”，瓜州至京师长安“三千三百一十里”。(76)据此，拔汗那至长安里程：1000唐里+4600唐里+3310唐里=8910唐里。与上式相较，同是《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述，两者相差610唐里。
　　《汉书·西域传》记，“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77)。此记已为松田寿男所考定。(78)所以，地处焉耆以西的龟兹至长安里程，无论如何也在7300唐里以上。《旧唐书·地理志》之记有误。
　　《新唐书·西域传上》记，疏勒距京师长安“九千里而赢”(79)。那么，拔汗那至长安里程为：1000唐里(拔汗那—疏勒)+9000唐里(疏勒—长安)=10000唐里。
　　由此可见，汉籍所记疏勒、龟兹、瓜州、沙州、长安之间里程差距较大。
　　实际上，拔汗那至疏勒无论如何也不止1000唐里(440公里)。据贾耽《皇华四达记》的记载，从疏勒西南入剑末关、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开元年间置，即慧超所经葱岭镇)。(80)从葱岭镇西行，过大播密川(即玄奘所称波谜罗川)。玄奘称，波谜罗川“东西千余里”(81)。看来，《新唐书·大宛传》所记拔汗那至疏勒里程并不包括葱岭本身的里程。拔汗那至疏勒里程当在2000唐里以上，加上疏勒至长安里程9000唐里，唐代拔汗那至长安里程当在11000唐里以上。
　　由此可见，《汉书·西域传》之记最接近真实：“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82)
　　① 《新唐书·西域传》，第6250页。
　　②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8页；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5页注释1。
　　③ 刘伉：《中亚地名考略三则》，《西北史地》1984年4期。
　　④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第11402页。
　　⑤ 《北史》卷九七，第3221、3236页。到宋朝初年，《魏书·西域传》已全失，今存者系后人据《北史》所补。《北史·西域传》“安国”、“石国”、“钹汗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条也不为《魏书·西域传》所收。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30页注6。
　　⑥ 张澍撰辑：《凉州异物志》，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⑦ 《册府元龟》卷九五八，第11273、11275页。按：破洛那国去代应为一万四千四百里。明本《册府元龟》遗漏“一万”两字。
　　⑧ 李泰等：《括地志辑校》卷四，第245页。
　　⑨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3页。
　　⑩ [德]马迦特：《古突厥碑铭年代考》，第5—6页注5，引自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3页。
　　(11)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15页。
　　(12)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3页中译注3。
　　(13)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3页；古达玛书，第219—220页。
　　(14) BGA, ⅲ, p.262, 272,引自[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3页。
　　(15) 古达玛书，第219—220页。
　　(16) 《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83年版，据张氏泽存堂本影印，第97页。
　　(17) [日]藤田丰八：《慧超传笺释》，第七二表。参见薛宗正：《突厥史》，第326—327页。
　　(18) W.B.Henning, Sogdica, London, 1940, pp.8-10．
　　(19)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37页。
　　(20) [日]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研究下卷西域篇》，引自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294页。
　　(21)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8页。E.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Ⅱ, London, 1937, pp.52-53．
　　(22) [日]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研究下卷西域篇》，第13页，引自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293页。
　　(23)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37页注1。
　　(24) [日]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2辑，引自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287页。
　　(25) [英]G.斯特拉吉：《东部哈里发国的土地》，第477—478页。
　　(26)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294页。
　　(27)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2、44页。
　　(28)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29) 马雍：《新疆佉卢文书中之kosava即氍*(左叟右毛)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15页。
　　(30)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292—293页。
　　(31) See E.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Ⅱ, pp.52．
　　(32)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2—163页。
　　(33) Tabarī, ⅱ, 1439,引自[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4—165页。
　　(34)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631—632页。
　　(35)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0页。
　　(36)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43页。
　　(37) 杨廷福：《玄奘年谱》，第119—126页。
　　(38)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5页。
　　(39) 《旧唐书·突厥下》，第6057页；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42—143页。
　　(40) 《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
　　(41) 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43页。
　　(42)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17页。
　　(43)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30页。
　　(44) 马小鹤：《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
　　(45) 马小鹤：《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里夫什茨把36A—14文书写成年代定为712—714年。参见[苏]里夫什茨：《在赭时的粟特使者(穆格山文书A—14)》，《苏联民族学》1960年第2期。
　　(46) 《旧唐书》卷九七，第3047页。
　　(47)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3页。
　　(48) [英]吉布：《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第36—48页；M.A.Shaban, The‘Abbasid Revolution, Cambridge, 1979, p.75．
　　(49)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79页。
　　(50)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47—149页。
　　(51) 开元十五年(727)，新罗僧慧超由天竺取道中亚返归安西。慧超由康国(撒马尔罕)往东回返路线为：康国—跋贺郍国—骨咄国—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大播蜜川—葱岭镇，步行一月—疏勒国—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安西大都护府)—焉耆国。参见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40—177页。按：慧超绕道骨咄国、吐火罗国，行程较远。但是，拔汗那在“葱岭以西五百里”，拔汗那至葱岭，至少也在10天以上。翻越葱岭至安西约需60天。
　　(52)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0页。
　　(53) 同上书，第185页。
　　(54) A.Vámbéry, History of Bokhara, New York, 1973(rep.), pp.31-32．
　　(55) H.A.R.Gibb, The Arab Invasion of Kashgar in A.D.715.BSOS, vol.Ⅱ, pt3, 1922, pp.467-474；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pp.52-53．
　　(56)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85页注释10。
　　(57)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98页。
　　(58)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第6833—6838页。
　　(59) 同上书，第6838页。
　　(60) Jawzjani, Tabakāt-i-Nāsirī, Trs.by H.G.Raverty, London, 1881, p.27, pp.53-54；[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209页注释4，第211—212页。
　　(61)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55页。
　　(62) 魏徵等：《隋书》卷八三，第1853页。
　　(63) 《册府元龟》卷九五八《外臣部·国邑二》，第11273页，记载：“钹汗国在葱岭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国也。都城方四里，胜兵千人。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去突厥可汗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64)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4页。
　　(65)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1—33页。
　　(66)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67)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巴托尔德说，撒马尔罕至忽毡公路里程为184英里(296公里)，[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5页。
　　(68) 参见《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
　　(69)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第11409页。
　　(70)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50页。
　　(71) 《隋书》卷八三，第1850，1852—1853页。
　　(72) 《新唐书》卷四十，第1045页。
　　(7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第1026—1027页。
　　(74) 《旧唐书》卷四十，第1642、1644、1648页。
　　(75) 《唐会要》卷七三，第1570页。
　　(76) 《旧唐书》卷四十，第1642、1648页。
　　(77)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7页。
　　(78)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68—70，209—217页
　　(79) 《新唐书》卷一四六上，第6233页。
　　(80)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50页。
　　(81)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二，第981页。
　　(82)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