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温国寺考

　　一
　　唐代京师长安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温国寺。最早记载此寺地点及沿革的是韦述(生年不详，卒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即757年)所撰《两京新记》。该书卷三记：“朱雀街西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北第一曰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下原注：“景龙元年(707年)殇帝为温王立，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九亦记：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下原注：“本实际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所立。景龙元年殇帝为温王，改温国寺。大中六年(852年)改崇圣寺。”清徐松《两京城坊考》卷四太平坊条，引《长安志》后，补充说：“寺内净土院为城之最妙，院有尹琳、吴道玄画”。据此，知温国寺原即实际寺，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而建，具体时间不明。其地在唐长安城内太平坊(今西安市区西北大学的校园内)。
　　可是，清嘉庆乙亥年(1815年)所修《长安县志》卷二二寺观条却记：“温国寺，在城南四十里潏水岸。本隋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置，名实际寺，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大德进法师立为道场，建塔，改今寺。明弘治壬子(1492年)，住持智全继修，都御史管楫有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住持周安重修，有记。皇朝雍正十年(1732年)，复加修葺。”按嘉庆《长安县志》，唐温国寺及其前身“实际寺”，包括明清至今的温国寺，均应一直在长安城南潏水岸，而不在长安城内之太平坊。
　　以上两说，必有一误。关于此，嘉庆修《长安县志》卷二二寺观序也加以辩证：“温国寺，诸志皆云即隋实际寺，唐开元中改温国寺。据《长安志》，温国寺在太平坊北，当皇城含光门，不得有四十里之远，且不得在潏水上。”①近十余年来，国内外研究唐长安佛寺的论著中，仍看法不一。如陈景福编著《香积寺》一书及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温国寺”条，与上引嘉庆修《长安县志》卷二二看法相同，认为“实际寺”改名“温国寺”并一直在长安城南潏水岸，且至今犹存。②而由柏明主编的《唐长安太平坊与实际寺》一书，则将“实际寺”及改名后的“温国寺”，置于唐太平坊，即今西北大学的校园内。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师生曾通过对该校校园的考古发掘，于遗址出土了一批有关唐代佛教的遗物，如刻石残经、汉白玉供养人像、石菩萨头、唐善业泥像、石塔幢、石佛像座等。这一切也证明，此地乃系一佛寺遗址，应即唐实际寺(温国寺)。③又日本小野胜年撰《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及解说篇等，均云“实际寺”(温国寺)在长安太平坊。④
　　上述两种不同的结论，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呢?这就是本文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
　　关于实际寺，前引唐代韦述、宋代宋敏求书均记，在长安城内太平坊西南隅。两人为唐宋时人，所记当不误。史籍、佛教典籍及文物有关“实际寺”的研究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实际寺自隋代建寺后，未见有记载。⑤唐初，法琳撰《辨证论》卷四记：“隋太保、上柱国公长孙览造实际寺……然而逈向法本，崇奉释门，舍其弟居，倾堂宇乃光金地(寺院)，即构宝坊(僧院)、月殿(佛堂)、金人(佛像)、莲台、华盖，种种严丽，事事光新。”
　　(二)唐武德(618～628年)初，有三论宗祖师吉藏被延请为十大德之一，因实际寺、定水寺“欲仰道宗，两寺连请，延而住止，遂通受双愿，两而居之”⑥。即是说，吉藏曾在实际寺住锡过。
　　(三)唐高宗时，著名佛教高僧、净土宗开创人之一的善导法师，也曾住锡实际寺。据现存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左侧束腰部位，镌刻有唐开元十年(722年)《河洛上都龙门之阳大卢舍那龛记》，内云：“粤以咸亨三年(672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导禅师……至上元二年乙亥(675年)十二月三十日毕功。调露元年己卯(679年)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奉先寺。”文中的“西京实际寺善导禅师”，即善导法师。关于此，西安碑林内现存天宝三年(744年)十二月十一日立《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法师碑并序》，记怀恽曾从“亲证三昧大德善导阇梨”“学法二十有余龄”；后又主持修建善导灵塔(在今长安香积寺)。永昌元年(689年)敕为寺主，神龙元年(705年)敕号“隆阐大法师”。据此，知善导及其弟子怀恽均曾住锡实际寺；前者可能圆寂于此寺，后者曾为寺主。
　　(四)又唐贞观末，玄奘从印度返回后，在长安译经，其译场列有“实际寺明琰”⑦。唐高宗时，许敬宗撰《瑜珈师地论新译序》记有“实际寺明玉”。
　　(五)著名的唐代高僧鉴真，在“景龙二年(708年)三月二十八日，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供足戒。荆州南泉寺弘景(一作‘恒景’)律师为和尚”⑧。按上引《两京新记》、《长安志》均记，实际寺已于景龙元年改为温国寺，此仍称实际寺，原因不明，可能因刚改名，仍用著名之实际寺名。
　　唐中宗李显第四子李重茂“进封为温王”，是在神龙(705～707年)初，⑨故有学者认为，实际寺改名为温国寺当在神龙元年(705年)。然而，重茂之为温王是在神龙初至景龙四年(705～710年)间，故上述史籍云，景龙元年(707年)殇帝重茂为“温王”时，改实际寺为温王寺是可信的。至景龙四年中宗崩，韦皇后立重茂为帝(殇帝)，在位一月余，韦后被李隆基等所杀，立李旦为帝(睿宗)。至景云二年(711年)，重茂改封“襄王”。因此，实际寺改温国寺名在景龙元年可信从。
　　三
　　实际寺改为温国寺后，文献典籍及文物也多有与温国寺相关的记载：
　　第一条，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温国寺净土院，尹琳画三门，内吴(道子)画鬼神，南北牕门画神，失人名。”此乃上引韦述《两京新记》所说，“(实际)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以及清徐松《两京城坊考》所补一段之来由。
　　第二条，《宝刻丛编》卷七，记有开元十二年(724年)八月建“唐温国寺静泰法师塔铭”。
　　第三条，一九八五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临潼新丰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出土一通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四月八日镌刻的“大唐开元庆山寺”(圭额)及《上方舍利塔记》(款刊)碑铭，内有“……乃命京温国寺承宗法师充寺主，……自廿五岁识迨廿九年寒暑，不劳土木，躬力载构，望载是阶”⑩。则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前，承宗法师曾住锡西京温国寺。
　　第四条，上引天宝二年《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法师碑并序》内记，怀恽“弟子大温国寺主思庄等……”思庄即此碑撰文者，时为温国寺主。
　　第五条，《宋高僧传》卷一五《唐京师西明寺圆照传》云：唐大历十三年(778年)朝廷遣内给事李宪诚等宣敕：“《四分律旧疏》、《新疏》宜令临坛大德如净等于安国寺佥定一本流行”，除京师临坛大德十四人外，“其日品官杨崇一宣敕荐福、温国两寺三纲与净土院检校僧等：‘严饰道场，命僧行道……’”；“及解道场，中官李宪诚宣敕语温国寺转念道场《四分律》临坛大德等……”内两次提到京师温国寺，可见虽经安史之乱，温国寺作为京师名刹仍然存在。
　　到唐武宗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年)灭佛，温国寺也遭厄运，但为时不长。据《唐会要》卷四八“寺”记：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州府寺，据令式，上州以上并合国忌日集官吏行香……”，“其月又奏：请两街合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敕旨：宜每街各留寺两所，每寺各留三十人”。所谓“两街”，指左、右街，以长安朱雀大街为准，东边各坊称“左街”，西边各坊称“右街”。
　　接着，在会昌六年(846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敕书节文，上都两街先各留寺两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于废寺中拣择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谨具拣择置寺八所及数内回改名额，分析如后……右街置八所，二所先准敕留，西明寺请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八所添置二所，请依旧名额：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兴元寺。六所请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尼寺一所，万善寺改为延唐寺。谨定拣择添置及改名额分析如前。敕旨：宜依”(11)。即是说，温国寺在会昌初灭佛时已废。会昌五年长安城内仅在左、右街各留寺两所，温国寺不在此之列。但在会昌六年，又从左、右街废寺中拣择寺八所，并改名，温国寺为右街八寺之一，且改名为崇圣寺。
　　上引《唐会要》一段文字十分重要，而过去研讨唐长安佛寺者多忽略之。此段功德使上奏及敕旨，可以说明、辩证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点，证明温国寺及其改名前的实际寺是在长安城内的“右街”，即朱雀大街之西，而紧邻朱雀大街西含光门第一坊即太平坊，在右街。《两京新记》、《长安志》记实际寺(温国寺)在太平坊西南隅是可信的。
　　第二点，说明温国寺改名为崇圣寺，是在会昌元年正月，而非如《长安志》等所记之“大中六年”，或有学者所云的大中元年。(12)
　　第三点，温国寺自会昌六年正月改为崇圣寺后，长安城内再没有温国寺。然而，在长安城内原右街太平坊南的“崇德坊”内有一“崇圣寺”。日本求法僧圆仁在其名著《大唐求法巡礼记》卷三，曾记开成六年(841年，此年改元为会昌元年)二月廿五日，圆仁“诣崇圣寺，礼尺迦牟尼佛牙会。有人多云：‘终南山和尚随毗沙门天太子得此佛牙，那吒太子从天上将与和尚，今置此寺供养”’。此崇圣寺当在崇德坊，会昌灭佛，此寺可能已废置，故六年改温国寺为崇圣寺名。即是说，在此后诸书所记崇圣寺，当在太平坊原温国寺。如《宝刻丛书》卷七所记：“唐崇圣寺佛牙宝塔碑”(大中年间建)，原崇圣寺佛牙可能也移入原温国寺中。
　　又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记右街金城坊内，“街东之东乐善尼寺”，原注：“本名舍卫寺，隋开皇六年(586年)尉迟迥孙太师为基祖所立。景龙元年(705年)，改为温国寺。二年，又改为乐善寺。”(13)此记如确，则说明在景龙元年同时或先后改太平坊的实际寺和金城坊的舍卫寺为温国寺；翌年，保留太平坊的温国寺名，而改金城坊之温国寺为乐善寺。
　　四
　　既然会昌六年前，温国寺(即原实际寺)在长安城内太平坊西南隅，为何史籍又记长安城南四十里潏水岸又有一温国寺?此寺与城内温国寺是否有关，何时建成，沿革如何?
　　笔者遍检唐代典籍，均未发现长安城南有温国寺之说。那么只有求其次，于宋代文献中去检寻，发现宋代张礼撰《游城南记》注中有点线索。按张礼游长安城南，记录了城南佛寺及名胜古迹。其注有：“城南之景有闻其名而失其地者，有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公主浮图、温国塔、朱坡，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也。”内“温国塔”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当时张礼对之也是只知其名得其地，但不得其原由。可见，长安城南的“温国塔”，宋人已不知其由来矣。
　　如此，只有再检视到上引嘉庆《长安县志》卷二二所记：“唐开元十五年，大德进法师立为道场，建塔，改今寺(温国寺)”，是否可信的问题上来。幸好《金石粹编》卷八二、《全唐文》卷三九六等，录有“开元廿五年岁丁丑七月癸酉朔八日庚辰建”之《大唐大温国寺大德进法师塔铭并序》碑文，题为“太子司仪郎陈光撰”文，“开□寺沙门智祥敬写”。可是该碑字多漫漶。显然，此进法师即《长安县志》卷二二提到的“大德进法师”。或说此塔铭云之“大温国寺”应即长安城内太平坊之温国寺，似也有可能。但如存在开元十五年(或廿五年)进法师在长安城南潏水岸又建一温国寺及塔的可能。
　　据塔铭：“法师法名进，俗姓高氏，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东)人也”，“始迁香积□□终□温国大德□□由已牵□众籍纲维□□□□□□寺主顷之□□上座□”(下略)“粤丙子岁开元廿八年八月□终□□十五日窆兹隧，礼也。弟子乘偘□十恩……”(14)云进法师“始迁香积(寺)”，“终□温国大德”，似乎此温国寺在香积寺附近，潏水岸。其次，此塔塔铭保存在今长安城南潏水岸温国寺内，清嘉庆《大清一统志》“西安府”寺观条记：实际寺(应为温国寺)，“寺有唐进法师塔铭，僧智祥书，今剥蚀”，今已不存。此乃说明进法师所在的温国寺是在城南潏水岸之温国寺。第三，上引《长安县志》卷二二所记：“弘治壬子(1492年)，住持智全继修，都御史管楫有记。嘉靖三十三年，住持周安重修，有记”(15)。另现存温国寺内还有清乾隆四年(1734年)王岘撰《大德慈渡筏禅师重修温国寺碑》等。这些碑文，应为上引《长安县志》卷二二所记温国寺之由来的依据。如前所述，宋代张礼游长安城南仅见温国塔，而不知其由来。那么，最早记此温国寺、塔的明代弘治时碑文，将此温国寺与隋唐实际寺及改名后的温国寺错误或有意识地为增加寺院的历史和知名度而联系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以后，清代所修志书、史籍和有关碑石又沿袭这一错误。但是，唐开元廿五年进法师在城南潏水岸建名为“温国寺”及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此，开元廿五年进法师在城南所建温国寺，与城内太平坊由实际寺改名的温国寺并存，为何前者又取名为“温国寺”呢?可能原为温王的殇帝李重茂于开元二年卒，玄宗因其让位及兄弟情义，复于城南建温国寺及塔。须知玄宗对诸王兄弟的情意是很深的。(16)或者因唐王室远祖唐叔虞的封地为“温国”(今河南温县西南)，故玄宗或其他王室成员于城南再建一温国寺。到会昌灭佛时，太平坊之温国寺改为崇圣寺，而城南之温国寺也遭废弃。故宋代张礼游城南只见温国塔而不见温国寺。后此寺又恢复，至少在明代此寺又重修，一直沿至今日。
　　以上所论，仅是一种可能，因为上引开元廿五年《大唐大温国寺大德进法师塔铭并序》并未明确记载有关进法师于开元廿五年在城南建温国寺及塔之事。因此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上引进法师塔铭中的“温国寺”，即城内太平坊的温国寺，只是后人据此塔铭编造进法师建城南温国寺及塔，并与太平坊的实际寺、温国寺联系起来的历史。
　　无论上述两种可能哪一种是事实，太平坊的温国寺与此前之实际寺，与城南潏水岸边的温国寺，应是没有关联的两寺。后者所建时代较晚，或于开元廿五年，或在宋元之后，且非实际寺之延续。《长安县志》卷二二所记，系元明时城南温国寺僧人的附会。又因明清地方志及寺内碑铭的记述，而以讹传讹。
　　在一九五七年前后，长安城南潏水岸(今地名温国堡)的温国寺，“寺宇尚有大殿(五间，内供阿弥陀佛塑像一尊和铜弥陀坐像一尊)，东西廓房六间，前殿和东西廓房六间。寺内东侧尚有‘温国寺’三字横碑遗存。大殿前台阶左侧石条上刻有‘寺之名额’四字。院内有大白骨松一株。每年腊月初八佛成道日有香会”(17)。
　　(原题《温国寺》，载[韩国]《春史卞麟锡教授停年纪念论丛》，2000年12月版)
　　① 按，内云“唐开元中改温国寺”及“在太平坊北”有误。见宋敏求《长安志》卷九《太平坊》。
　　② 陈景福编著：《香积寺》，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8页。
　　③ 柏明主编：《唐长安太平坊寺实际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参见《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的《史料篇》，第183～184页；《解说篇》，第120～122页，法藏馆，平成元年版。
　　⑤ 上引小野胜年书《史料篇》(第183页)、《解说篇》(第121页)，引《续高僧传》卷一九《法应传》云：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法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按，此系作者引《大正藏》内史传部《续高僧传》，而宋碛沙藏《续高僧传》卷一九《法应传》作“领徒三百于宝塔寺，相续传业”，故不取。
　　⑥ 见《续高僧传》卷一一《吉藏传》；参见李健超《唐长安实际寺的高僧》，载台湾《历史月刊》1994年第4期。
　　⑦ 见《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卷六。
　　⑧ 见《唐大和上东征传》；又见《宋高僧传》卷一四。
　　⑨ 《旧唐书》卷三六《重茂传》。
　　⑩ 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精舍清理记》，载《文博》1985年第5期。
　　(11) 此左右街功德使奏，又见《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置于会昌六年五月条。
　　(12) 见上引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第120页。
　　(13) 又见元代《类编长安志》卷五，寺观，内脱“二年”二字。
　　(14) 见《金石粹编》卷八二。
　　(15) 民国二十五年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一三《金石考下》，记有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十月管辑撰文、杜鸾篆额、王准正书之“重修温国寺碑”，文本与此稍异。
　　(16) 关于此，史籍记载颇多，如《旧唐书》卷九五《宋王成器传》、《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义竹》等。
　　(17) 见上引陈景福《香积寺》，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