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校园里的唐代遗迹与遗物

    
　　历史文献和考古探测证明，西北大学校园坐落在唐长安城太平坊的废墟上。当年琼楼玉宇、笏满床、歌舞场已无迹可寻，它昔日的繁华和绮丽景像也随风而逝。直至20世纪初期西北大学建校时和50年代扩建校园时，这里还是一片平旷的田野和安静的农村，衰草和累累荒坟显示出苍茫和荒凉。
　　太平坊是长安城内一个封闭式居住小区，当时称“坊”或“里”。四周有墙围绕，开东西门，有横街通东西门。长安城就像一个大棋盘，除宫城、皇城和东西两市外，整齐地划分为109个坊①。但是在皇城以南的36坊(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周礼九逵之制)仅只开东西二门，太平坊位于皇城以南西南角，所以也只有东西二门。东门临皇城南面三门西边的含光门大街，西门外是外郭城南面三门西边的安化门大街，北隔春明门至金光门大街与皇城为邻，南面隔街是通义坊。坊东西长四百五十步(约合670余米)，南北宽三百五十步(约合500米)，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约合340余亩。
　　最早系统地记载太平坊布局结构的是唐开元天宝年间的韦述②，他在《两京新记》一书中说：“朱雀街西第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北第一曰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景龙元年殇帝为温王立，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西门之北定水寺(隋开皇十年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纪为禅师惠能所立)。东南隅舒王死(元)名宅(今为吏部尚书尹思贞居之)。”到宋代，宋敏求《长安志》于太平坊又补充节敏(愍)太子妃杨氏宅、御史大夫王*(左钅右共)宅、武成王庙、户部尚书王源中宅、京兆尹罗立言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坦宅。清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一书中，除对《长安志》补充的名人宅第增加资料外，又补太平坊中的乐官院、袁夫人宅、给事中郑云逵宅、国医王彦伯宅、骑都尉薛良佐宅、陆氏夫人宅、邕管巡官王定保宅。此后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又续补了太平坊的法寿寺、王崇宅、窦贤宅。笔者又根据出土唐代墓志铭补充了若干名人宅第。
　　根据上述历史文献记载，太平坊的西南隅是温国寺，西门之北是定水寺，东南隅是舒王元名的王府，其他寺院以及名人宅第坐落在太平坊的什么位置，至今不能确指。
　　一、隋唐实际寺(温国寺)遗址出土的文物
　　温国寺在太平坊西南隅，其范围应在图书馆、宾馆以西，地面的唐代遗迹已荡然无存，寺址的范围以及寺院内的格局尚未探清。
　　按温国寺址，原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的宅第，妻郑氏舍宅立为实际寺，唐中宗景龙元年(707)殇帝李重茂(唐中宗第四子)为温王时改实际寺为温国寺，但通常还有称实际寺的③。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温国寺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但不久又恢复并改名为崇圣寺④。虽然该寺在长安城近百座佛寺中并非最为显赫的名刹古寺，但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隋代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吉藏(俗姓安，西域安国人)学识渊博，历受陈、隋、唐三代王室的尊崇。唐高祖武德初年(618)设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务，吉藏被选为十人之一，他就居住在实际寺和定水寺。后来齐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请他住延兴寺。吉藏的弟子高丽(今朝鲜)人慧灌传三论宗于日本，从吉藏的再传弟子元康研习三论宗的道慈模仿长安西明寺(在今白庙村南有遗址)在日本奈良建造大安寺，为日本古代最宏伟的寺宇，日本史学家通称吉藏为日本三论宗的初祖。佛教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善导在这里任寺主。他在长安广行教化时曾画《净土变相》三百壁，是否实际寺也有善导的《净土变相》壁画，史无记载。但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妙在哪里?妙在寺内壁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温国寺净土院，尹琳画三(山)门，内吴(道子)画鬼神，南北窗画神，失人名。”尹琳是唐代名画家，笔势快利，善画佛像鬼神。吴道子，又名道玄，是唐代著名的画家，《历代名画记》称：“国朝吴道玄，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苏东坡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能事毕矣!”他不仅被后人推为“画圣”，民间画工也尊为“祖师”。他在长安、洛阳两京的寺观中所作的壁画300余间“奇迹异状，无一同者”，出于这些艺术大师之手的壁画，无怪乎为京城之最妙。1981年西北大学修建宾馆和1982年修建宾馆餐厅时，均于地表以下1米左右或污水井中(或废污水池)有许多石灰墙皮碎片，色泽鲜艳，有绿、红等色。从清理地基时挖出的堆积物中，采集到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文物和建筑构件以及钱币等：
　　1-5束腰佛座残石；贴金菩萨像残石；飞天线画残石；石经幢残片；开元通宝。见本书第176页至第177页。
　　6.长砖 泥质，青灰色，质地坚硬。有两块带有铭文，一件长36厘米、宽16.5厘米、厚7.5厘米，模印两个字(本书第178页图片037，右)。另一件长32.5厘米、宽16.5厘米，厚7.3厘米，模印“官罗专”三字(图片037，左)。其他无字长砖数百块，大多破碎。
　　7.方砖 一面较光滑，一面有纹。边长31～33厘米、厚6.5厘米。
　　8.板瓦 绝大多数破碎，规格不一，一般长33～38厘米、宽16～23，厚2.5厘米。
　　9．筒瓦 泥质灰色，表面光滑，里有纹饰，多数破碎。一种长42厘米、宽17厘米、厚2.5厘米；另一种长29厘米、宽14厘米、厚2.5厘米、唇长2.5～2.7厘米。
　　10.莲花纹瓦当 出土很多，有完整的，也有破碎的。均为莲花纹，但花瓣多不雷同。直径分别为10.8厘米、11.8厘米、14厘米、14.7厘米、15厘米⑤。
　　11.隋实足泥质灰陶碗 直径14厘米、深8厘米。碗壁很薄，较脆。
　　12.灰陶小灯盏 直径6.3厘米、深约1.6厘米。有使用过痕迹。
　　发现八角形水井两口。水井上部因施工已破坏，两井相距约3米。甲井深1.8米、直径0.85米；乙井深2米、直径0.80米。两井均由长0.35米、宽0.17米、厚0.06米的青砖砌成。甲井八砖横立，两砖接头处加上半截砖，为八角形(图六)。乙井亦为八角形。甲井出土白残瓷碗，侈口，圈足，足底部毛笔书写“众分”二字(疑为“众同分”之意)。另出土一件残陶盆(瓦器)，盆内最宽处有三个“触”字。“众同分”为佛学术语，使有情得同等类似果报之因，名为众同分。“触”也是佛学术语，梵语萨婆罗奢五境之一，身根所触有坚湿软动等11种，乙井也出土有若干陶片。距井不远的地方还发现唐代小泥佛和寺院用的蒜头瓶等⑥。在如此近距离内出现两个砖砌壁水井，也许是“双井”。附近还有(没有砌砖的)渗水井或渗坑，在这些渗坑内也出土许多唐代遗物。
　　除上述文物外，值得提出的是1980年底建造宾馆时，也曾出土一些文物。其中有许多善业泥佛像，颜色纯红，长方形，正面端坐一佛，高6.2、宽4.5、厚1.3厘米。唐代和尚圆寂，以骨灰和泥，范成佛像，藏于塔中，谓之善业泥。这种善业泥佛像在西安出土很多，此善业泥佛像的形状与陈直先生著述中之隋仁寿二年兴福寺泥佛像非常相似⑦。
　　1987年10月，西北大学校庆后，拆去原二层办公楼(称红楼)于原址上新建逸夫图书楼。于该楼东部地下1米左右，发现大的房屋室内地面、土台阶、石门槛等遗迹遗物，疑为实际寺殿堂遗址，惜未进行勘测或摄影，致使遗址全部破坏。
　　1987年于宾馆东侧修建留学生楼，在开挖地基时，也收集到散乱于地面之下，或出于渗坑、渗井中的唐代文物：
　　1.汉白玉石经幢顶(缺上端顶尖)，已破碎，其中有3块，重约15公斤，互不能衔接。表面磨光平滑雕有莲瓣，每个莲瓣上还有一朵精致的小莲花。每朵小莲花的直径约为4～5.5厘米。
　　2.建筑石台残石，灰色石灰岩质，坚硬。长25厘米、宽23厘米、厚11.8厘米。外边缘磨光，有三层台阶，一、二阶均为3.4厘米，第三阶为5厘米。其背面有修凿沟道痕迹，并有半个“细腰”横头长6.2厘米、深3.7厘米、长约为12厘米。
　　3.莲花连珠蔓草纹方砖，已残，长、宽33厘米、厚6厘米，呈赫红色，经火焚烧过，质地较脆，与1958年在兴庆宫遗址中发掘出土的莲花纹方砖第5号极为相似，只不过略小略薄而已(兴庆宫遗址第5号莲花纹方砖，长、宽35厘米、厚7厘米⑧)。
　　4.莲花瓦当，出土很多，有完整的，有破碎的。
　　5.黄釉壁底碗残片(约三分之一)，弥足珍贵。
　　6.白瓷碗残片1件。
　　7.喇叭口长颈瓶瓶口，灰陶质。
　　8.细颈瓶上端。
　　9.平沿大陶灰缸碎片两件。
　　按留学生楼地面出土的唐代文物与宾馆餐厅地下所出类同，但这里已非太平坊的西南隅，是否为其他名人宅第之物还不能肯定。但从莲花连珠蔓草纹方砖来说，仅出土于宫殿和寺庙遗址中，这里也许是法寿寺遗物。法寿寺至今只有一条历史记载，《太平广记》卷二一五“西京太平坊法寿寺有满法师善九宫”。然而法寿寺是否在太平坊尚有疑问，因在朱雀街东，从北第二坊开化坊西门之北有隋开皇六年所立的法寿尼寺，一个城内似不应同时有两个相同名字的寺院，也许寺院在唐代经常易名造成混乱，现存以待考。
　　二、定水寺遗址及出土文物
　　定水寺在太平坊西门之北，其位置应在西北大学化学楼、化工楼及附近。这里原本为隋荆州(今湖北江陵)总管上明公杨纪的宅第，开皇十年(590)舍宅为惠能禅师立定水寺，其规模远不及大安国寺、大慈恩寺及大兴善寺等，然而定水寺的壁画也是相当有名的。《历代名画记》卷三“殿内东壁北二神，西壁三帝释，并张僧繇画，余七神及下小种，并解倩画。殿内东壁孙尚子画维摩诘，其后屏风，临古迹帖，亦妙。中间亦孙尚子画，东间不是孙，亦妙，失人名。内东西壁及前面门上并似展(子虔)画，甚妙，前面有三圆光，皆突生壁窗间，菩萨亦妙”。这些壁画大多出自隋和唐初以及以前的名家之手。张僧繇南朝梁画家，善画山水、人物肖像。南朝梁武帝佞佛，崇饰佛寺，多命其画壁。到唐代他的画被推崇备至，“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惟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孙尚子和展子虔均为隋初画家。孙工画人物尤擅鬼神，《历代名画记》记载“孙(尚子)郑(法士)共师于张(僧繇)，郑则人物楼台，当雄霸伯；孙则魑魅魍魉，参灵酌妙”。展子虔善画人物、山水、鞍马及台阁，人物描绘细致，以色晕染面部，故画的菩萨也妙。解倩晚于孙、展等，也是唐代的名家，善画宗教鬼神。定水寺与温国寺，南北毗邻，壁画之妙，交相辉映。然而在定水寺废墟之上尚未发现唐代壁画的痕迹。1974年建造化工楼时，于地面之下大约1米左右发现大量唐代建筑物构件，还有瓷碗、瓷壶等。后收藏历史系文物陈列室。
　　三、太平坊东南隅及附近出土的零星文物
　　太平坊东南隅今为培华女子大学和省建一中，是否发现舒王元名宅第的遗物不得而知。西北大学学生食堂与培华女大毗连，1981年3月修建学生食堂饭厅时，地面以下也挖出大量唐代遗物。传闻有一民工拾到金条(是否为银锭?)及与佛教有关的木质和琉璃质的念珠，还有残破的莲花连珠蔓草纹方砖和兽面瓦当、瓷碗等⑨。惜未及时捡收，这些遗物大多佚散。
　　1985年在学生饭厅西北侧约50米处建学生宿舍七楼，于地面之下出土莲花纹瓦当、砖瓦碎片以及黄釉瓷钵等。
　　四、千贯唐代铜钱不知谁家所藏
　　在太平坊居住过的达官显贵们最有权势的是王*(左钅右共)，身兼20多职，官至御史大夫，连奸相李林甫“亦畏避之”，他的宅第极为豪华，连一个宝钿井栏都不知其价。宅内的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立，凛若高秋。而自雨亭子的水源不可能是汲用井水，可能是利用清明渠的渠水。隋开皇初，引今*(左氵右皂)河于安化门西入城，经安乐、兴化、通义、太平等坊西又北屈曲流入皇城。清明渠入城的渠段以及通化坊西部的渠道遗址均已发现，其在太平坊的流线在今校医院东侧及集味园餐厅也发现遗址。这个权倾朝野的王*(左钅右共)当其因罪被抄家时，“县官(长安县)簿录*(左钅右共)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估计还会有些底财埋在地下未被发现。那么时隔一千多年，1953年冬季，西北大学修建东操场，于操场跑道北部弯道内侧偏西处发现一窖铸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字样的铜钱币。笔者亲临现场目睹这一考古重大发现，钱系按贯数排列放置，有绳索贯连痕迹，约是百钱一贯。后交陕西省博物馆接收。以今市称衡之，共计8490斤，每斤以122枚计算，总数约为1035780枚(现场遗失和路途遗漏的不计其数)。唐代一贯为1000枚，则西北大学操场出土的铜钱币应为1035贯，这是40多年来国内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发现这么多的钱币⑩，故而论者有主张是王*(左钅右共)宅中之藏物，殊不知这批铜钱毫无流通磨损，似是刚出炉即被某人或某寺储入地窖。“开元通宝”初铸于唐高祖武德初年，用以纪念唐朝开国而铸，与唐玄宗开元年号无关。“乾元重宝”是用唐肃宗年号而铸，唐代用皇帝年号铸钱，仅此一例。其后唐武宗会昌年间铸钱时仍铸“开元通宝”，但在每个钱的背面铸上当地地名的第一个字，如背面有“京”字者为京兆府所铸，有“洛”字者为东都洛阳所铸。西北大学操场所出窖藏之钱，没有“京”“洛”等各地铸钱的字文，其质量又比武德年间所铸的钱差，但比会昌钱好，同时还有唐肃宗“乾元重宝”钱，因此此窖钱币可能在唐肃宗之后埋入地下，而王*(左钅右共)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因罪赐死，并籍没其家财，故而不可能为王*(左钅右共)家之藏物，究属谁家，尚难断定。
　　五、千年前的足球场无觅处
　　户部尚书王源中宅也应是极为宽敞的，宅内还有足球场。史书记载唐文宗时，王源中“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指唐文宗)讶之，源中具以上闻”。(《唐摭言》)蹴鞠是长安球类戏乐活动的总称，有打鞠、白打、趋鞠、筑球、击鞠等多种方式。王源中与弟兄们在宅内球场上的蹴鞠活动是蹴球，亦称踏鞠，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足球活动。它起源于战国时期，唐代已达相当水平，长安城中球场不下20处，最大者可达一千步之方，有的球场还洒油筑之。当时的球子是空心，以皮革制作，用打楦法充气。“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以致圆，假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仲元颜《气球赋》)可见唐代的球不但有壳有胆，而且还有一定的规格和科学的制作方法，与现代的篮球、足球很相近了。球场上两端置修竹各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文献通考》卷一四七《乐考·散乐百戏》)实即今之足球门。比赛方式是“球工分左右朋(组)，以角胜负”。(同上)以两队进球多少决定胜负，这种蹴球在唐代受到广泛的喜爱，尤其是在士大夫官僚家中盛行。大诗人杜甫、王维、白居易不仅有诗歌咏，还是蹴球的爱好者。王源中因为在分队比赛中，踢起的足球击中其额，当他向唐文宗说明情况后，“命赐酒二盘，每盘储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唐摭言》)西北大学校园内这个1000多年前的足球场，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有可能在一项新的建筑工程中被发现。
　　西北大学校园是汉长安城近郊和唐长安城的城区，时至今日校园地面遗址虽已荡然无存，然而校园内还可以看到一些古代的柱础和基座式的刻石，地下文物古迹异常丰富。50年来校园内的一些汉墓出土一批陶罐、陶灶等随葬品。西汉至隋期间的文物极少有发现。隋开皇二年(582)建设新都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城，太平坊因紧邻皇城是一些达官显贵们的宅第，有些宅第后立为佛寺，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太平坊的寺庙虽与之始终，但宅第数度或几十次易人，庙宇殿堂和宅第的房屋建筑密度相当大，以至于至今日在校园地面以下，只要动工到处都可以发现唐代的砖瓦、生活用具、水井和渗水坑，比较珍贵的唐代文物往往抛弃在渗井或渗坑内。本文所述的唐代遗迹和遗物，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于堆积物中寻觅到极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还埋藏在地下或被新建筑挖地基时挖出运至城外。然而就这一小部分却为探索和揭示这里的唐代文化层提供了新的信息。如果在这里进行有目的的科学考古发掘，定能显现出唐代太平坊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唐长安城的坊里布局，坊内人文地理结构以及对文化史、科技史、历史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能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
　　(原文载《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
　　①原规划隋大兴城除宫城、皇城外共114坊，除去东西市各占2坊和曲江池占一坊，共109坊，后来常有增减，坊数不定。
　　②唐玄宗开元十年(722)丽正殿直学士韦述撰成《两京新记》五卷，今大部已佚。
　　③唐中宗景龙元年已改实际寺为温国寺，但景龙二年鉴真和尚受具足戒仍称实际寺。
　　④《长安志》记载大中六年改崇圣寺。而《唐会要》卷四八，会昌五年后，六年正月准所请改温国寺为崇圣寺，但下一段的文字开头是大中元年，故应为会昌六年即改名。
　　⑤以上10余件文物见拙著十《隋唐长安城实际寺遗址出土文物》《考古》1988年4期。本文集176页至179页。
　　⑥贾麦明：《西北大学发现砖垒渗井》《文博》1986年第1期。
　　⑦陈直：《西安出土隋唐泥佛像通考》《现代佛学》1963年3期；《唐代三泥佛像》《文物》1959年8期。
　　⑧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10期。
　　⑨参见胡戟、河洛：《唐代长安太平坊》载《西北历史资料》1982年第1期。
　　⑩武伯纶：《唐代长安的几个治生能手》载《古城集》1987年，三秦出版社，第203～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