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至相寺的创立与华严宗的形成——兼谈三阶教与至相寺

      
　　大约在东汉时期，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到中国。最初仅在宫廷、贵族中信奉，以后渐播民间。据史籍所载，西晋时长安与洛阳的寺院已达180所，僧尼3700人。这一数字虽是后人所记(法琳《辩证论》卷三)，未必即为信史，但当时长安的“寺庙图像崇于京邑”(《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则毋庸置疑。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通晓西域各国36种语言文字，搜集大量佛经原本，来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266—308)译出150多部经论。武帝末年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各地僧俗从学者千余人。中国西行求法的第一个僧人朱士行曾于甘露五年(260)由长安出发辗转到达于田。四世纪末著名高僧法显也是从长安结伴出发，在路途跋涉六年而到了印度。以上事实说明，魏晋时长安的佛事活动已相当炽盛。前秦苻坚破襄阳迎道安于长安五重寺，领众数千，宣讲佛法，翻译佛经。后秦姚兴于河西迎鸠摩罗什于长安的西明阁与逍遥园，其时四方义学沙门群集长安，僧尼数以万计。西魏长安佛教在魏文帝和丞相宇文泰的大力提倡下以道臻为魏国大统，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取代西魏的北周，亦崇佛法，周明帝曾于长安建陟岵、陟屺二寺，每年大度僧尼。其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而南方学僧来游长安的也有僧实、智炫等等。但不久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灭佛运动。
　　一、佛教寺院由长安呈摺扇型向终南山扩展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诏令禁除佛道二教。史传记述：“破前代关山东西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刮融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除南朝陈的扬州外，指原北周北齐所辖之地)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指北周、北齐和南梁)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三宝福财，其赀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荡尽。”(《续高僧传·释静蔼传》)这是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运动中最严重的一次，尤其是当时的京城长安至为酷烈。僧尼有隐迹尘俗者；有南逃江南者；有西奔突厥者；有遁迹山林者①；更有甚者，以身殉法②。据史籍记载，长安寺庙中的名僧大德潜伏城南之终南山中。释静蔼已“知大法必灭，不胜其虐，乃携其门人四十有余，入终南山，东西造二十七寺，依岩附险，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续高僧传·静蔼传》)，当时的诏令不许僧人逃难，释普安“于时天地既闭，像教斯蒙国令，严重不许逃难，京邑名德三十余僧，避地终南”。(《续高僧传·普安传》以下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续高僧传》)
　　周武帝对于逃匿终南山的僧人，严密搜捕。“时有重募，捉获一僧，赏物十段……周臣刘白泽者，奉敕傍山搜括逃僧。有党告曰：此楩梓谷(今终南山天子峪)内有普安道人，因遣追取……时蔼(释静蔼)法师逃难，在义谷杜映世家，掘窑藏之”。(《普安传》)这位隐蔽在楩梓谷内的普安，尽力保护其他30余名大德，使之藏于“幽密安处，自居显露，身行乞索，不惧严诛”，这些僧人在终南山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仍未中断佛事活动。
　　尽管周武帝灭佛运动酷烈，然而佛教信仰在中国已不止是个人的私事，已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协和王化”的工具。所以周武帝没有，也不可能彻底铲除佛教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他也希望一些僧人出来帮助他安邦治国。“初武帝知蔼(静蔼)志烈，欣欲见之，乃敕三卫二十余人，巡山访觅毡衣道人，朕将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蔼居山幽稳，追踪不获，后于太一山锡谷潜遁”。(《静蔼传》)但是周武帝没有能实现这一愿望。
　　周武帝于公元578年去世，禁佛运动遂告结束。嗣位的周宣帝在太师杨坚的辅弼下，诏令复佛。迨隋文帝代周，他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并采取了一系列兴佛措施。首先下令修复被毁弃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其次，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与并州、相州、洛阳等诸大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和秘阁之内。第三，有僧行处置寺。据《续高僧传》义解篇后论：“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之寺，召诸学徒，善会京辈。”还“在五岳及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辩证论·十代奉佛》见《大藏经》卷五二)
　　隋文帝一方面将逃匿山林中的僧人请出来，安置在官寺之中。如对终南山的普安等就是如此，“时楩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唯(普)安欣兹重复以为名驰，依本山居，守素林壑”。另一方面对于像普安这样不愿出山的僧人，就在僧行处立为寺。
　　终南山距长安只有30余公里，在周武帝以前，未闻终南山中或山麓有寺院建立，尽管在此以前有些僧人遁迹山泉③。逮周武灭佛，许多僧人逃入山中，他们遂在山崖、山麓极为幽静的地方，继续从事宗教活动。静蔼“携其门人四十有余，入终南山，东西造二十七寺，依岩附险。使逃匿之僧，得存真信”(《静蔼传》)。静蔼所草创的二十七寺，东从什么地方起，西至什么地方止，寺名为何?都在什么地方?现已无从稽考，但沣峪口内之净业寺，丰德寺，南五台的圣寿寺鄠县紫阁寺等可能就是静蔼时所建立。这完全出乎周武帝的预料，由于人为的灭佛和兴佛，致使长安城密集的佛寺像一把折扇向终南山扩展。
　　二、至相寺的创立
　　至相寺在终南山楩梓谷内。史籍记述于楩梓谷从事佛教活动最早的是普安和*(左青右彡)渊。普安在“周氏灭法，栖隐于终南山之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踪禽尚。又引*(左青右彡)渊法师，同至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普安传》)。*(左青右彡)渊法师师承灵裕，师徒关系相当亲密“同居宴寝，说道论义，终日竞夜，两情相得”(《*(左青右彡)渊传》)。后来*(左青右彡)渊“整操关壤，屏迹终南，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同上)。但是最初的至相寺是在楩梓谷内的狭谷之中，急流湍急诸多不便。因灵裕法师“敕召入朝，才有间隙，径投渊寺……又以帝(隋文帝)之信施，为移山路。本居迮隘，兼近川谷。将延法众，未日经远。(灵)裕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非唯山众相续，亦使供拟无亏，渊即从焉，今之寺墌是也。自尔迄今五十余载，凶年或及，而寺供无绝，如裕所示，斯亦予见之明也”(《*(左青右彡)渊传》)。由此可知根据灵裕法师的占卜，在原至相寺的西南坡阜上，建起了至相寺。道宣撰著《续高僧传》终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其时楩梓谷内西南坡阜上的至相寺已有50余年的历史。上溯50年，当为隋文帝开皇十五年。1995年11月14日，笔者曾目睹唐处士刘晏墓志录文(后来目睹墓志，曾拍摄照片)，墓志即当年出土于国清禅寺。刘晏字伏安，彭城人。显庆六年(显庆仅有五年。显庆六年二月改为龙朔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于长安隆政里，年六十一。临终诫子弘满，以至相寺施身，仍于寺西北营塔。刘晏夫人王氏，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十二月十六日卒于长安县隆政里第，先于至相寺施身为事□。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二十九日，同建塔于终南之山。刘晏墓志的出土证明贞观年间今国清禅寺即为隋唐的至相寺，改建者为*(左青右彡)渊，时间应在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之前。
　　新建之至相寺距楩梓谷口约3公里。这个坡阜是一个褶皱断块花岗岩山地，因受河流切割剥蚀形成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山间台地。海拔高900米，相对高于河床约200米，高于谷口约300米。地表稍有倾斜，并覆盖有黄壤，植被茂密，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林泉幽静，为一建筑佛寺的良好场所。
　　三、从“地论师”到“华严宗”
　　从北魏到唐初，许多精通并弘扬《十地经论》的佛教学者称为“地论师”。“地论师”有南北两道，通常认为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去洛阳的通道有南北，两家学徒沿着两道各别发展而得名。实际上南北道“地论师”在北魏时的首都洛阳即已分道，可能与《十地经论》的译者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二人分居洛阳御道街之南北有关，因而成为南道北道两系。
　　在学说的传布上，北道远不如南道盛。南道系的开创者慧光(约6世纪)，初于洛阳任国僧统，后到邺城(相州)转为国统。他的门下高材很多，知名者有法上、道凭等10余人。道凭(488—559)吐纳清爽，京师誉为“一代希宝”，弟子有昙迁、灵裕等。灵裕(518—605)在20岁时闻慧光律师英猷，即往归禀，至邺下时，慧光已寂，乃从道凭。灵裕在隋初曾被召为都统，后又回相州住演空寺，所著《地论》等数十部，他的著名弟子有*(左青右彡)渊，道辩等。
　　*(左青右彡)渊(543—611)俗姓赵，京兆武功人。是“地论师”系的著名僧人。他13岁出家，道务宏举。当隋文帝重开佛法后，“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坠，历耳便讲，既释众疑，时皆叹伏”。“承灵裕法师擅步东夏，乃从而问焉……与论名理，而神气霆击，思绪锋游，对答如影响，身心如铁石，裕因大嗟赏，以为吾之徒也。……”(《*(左青右彡)渊传》)隋大业七年四月八日卒至相寺，68岁。*(左青右彡)渊的传法弟子有普安、智正、法琳等。
　　普安(529—609)姓郭氏，京兆泾阳人。少年依圆禅师出家。周氏灭法，栖息于终南山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又引*(左青右彡)渊法师，同止林野。普安“性多诚信，乐读《华严》，一钵三衣，累纪弥励。开皇八年频敕入京，为皇储门师长公主营建静法，复延住寺。名虽帝宇，常寝岩阿。以大业五年十一月五日，终于静法禅院，春秋八十，遗骸于终南，起塔在至相寺之侧矣”(《普安传》)。从普安传可知他不仅乐读《华严》，凡遇危难而转危为安或者放生均笃信《华严》之力。
　　智正(558—639)姓白氏，定州安喜人。隋开皇十年“文帝广访英贤，遂与昙迁禅师同入魏阙，奉敕慰问，令住胜光(寺)。仁寿元年(601)左仆射虞庆则钦正高行，为奏寺额，造仁觉寺延而住之。……承终南至相有(*(左青右彡))渊法师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从焉，因留同住二十八年。……以贞观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本住(至相寺)；……正凡讲《华严》《摄论》《楞伽》《胜鬘》《唯识》等不计其遍，制《华严疏》十卷”(《智正传》)。智正广学善讲，他在佛学研究方面是兼《华严》《摄论》和《唯识》的。汤用彤先生说：“《华严经》研究，盖亦起于萧梁之末。在南方三论学者摄山相承并讲大经；北土地论师人，更精研此典。地论元匠慧光僧统之后裔有昙迁法师者，先学北之地论，后开南之摄论，而且究心华严者也。智正似即迁之高足，其学亦兼涉摄论华严二者。当时华严与摄论唯识之学盖互有密切之关系也。”(汤用彤《唐贤首国师墨宝跋》载《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所以智正在研究《华严经》的基础上制《华严疏》十卷。智正的弟子有智现、智俨等。
　　稍晚于智正的有弘智(594—655)，姓万氏，始平槐里人。唐“武德之始，天下大同，佛道二门，峙然双列，智乃诣省申诉，请隶释门，并陈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贯入缁伍，随情住寺。而性乐幽栖，乃于南山至相寺而居焉。……讲《华严》《摄论》等。以永徽六年五月九日，终于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林下，收骨焚散……建碑一区，陈于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宝德寺庄所”(《弘智传》)。
　　智俨(602—668)俗姓赵，天水人。12岁从杜顺出家，受具足戒后到处参学，遍听《四分》《八犍陀》《成实》《十地》《地持》《涅槃》等经律论。他深感佛教经典与教派之多，难以遍通，祷于大藏前抽得《华严》经首卷，终日诵阅，专学《华严》。其时智正法师正在至相寺开讲《华严经》，他即去听讲，经过一年，总觉还有疑义，便遍览藏经，寻求各种疏释，得慧光所撰《华严经疏》，对经中所说“别教一乘，无尽缘起”的义旨有所领会。后有僧人见告，要深入一乘，必先理解十地中六相义，于是便从事六相义的研究，作疏解释《华严经》的义理，即所著《华严经搜玄记》。据《华严传记》(法藏撰)的记载，智俨所撰经论的义疏共20余部，章句简略，解释新奇。《法顺传》称智俨“神用清越，振绩京皋”。时人称他为“至相大师”或“至相尊者”。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
　　智俨初受教于法顺，听智正讲说《华严》后又探讨慧光的文疏，特别是慧光的别教一乘说、无尽缘起说以及十地中六相义，对他的影响最大，他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华严宗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华严宗是以“地论师”为其渊源的，其学统相承为慧光、道凭、灵裕、*(左青右彡)渊、智正、智俨以及后来之法藏。
　　解释华严经的玄理，肇始于智正，继之为智俨，至此华严宗之教相与观行粗备，宗风渐振，这些均与至相寺有关。然而集智正、智俨之教学，敷衍组织而集其大成者为法藏。
　　法藏原为康居国人，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生于长安，以国为姓，是为康法藏。他17岁入太白山求法，后从智俨于云华寺学《华严经》，深领妙旨。高宗咸亨元年(670)奉诏在太原寺讲《华严经》，后又在云华寺开讲，有旨命京城十大德为受具足戒，并将《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字赐给他作称号——贤首国师。他的著述颇丰，有百余卷，门下从学如云。华严宗的观门，教相至此周备。所以号华严宗或贤首宗。至此《华严》之说大张，《十地》原为大经之一品。《地论》精义又悉为贤首宗所资取，更没有独立宣扬之余地，于是地论师南道系也终于失去传承。至相寺初创为*(左青右彡)渊、智正研习《地论》之场所，后经智俨、法藏之继承，而成为华严宗的祖庭。
　　四、至相寺与新罗僧
　　至相寺在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与新罗僧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在隋末唐初，新罗、百济以及高句丽之来华者，多致力于华严经之研究。新罗慈藏法师曾居于终南山云际寺精研律学，然而他游于五台山，五台山相传为文殊道场，贤首宗之名山。盖慈藏之来已谓慕华严之教。慈藏回新罗不久，义湘、元晓由新罗入唐。义湘(625—702)为新罗鸡林府人，天资英迈，弱冠出家，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附唐使由新罗西归之船来到长安，龙朔二载，诣终南山至相寺以智俨和尚为严师，以藏(康法藏)为益友，受业则若翻瓴水，传宗则如走坂丸，有滞必通，无幽不测。归国后于新罗太白山创浮石寺，学徒云集，他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后来法藏寄义湘书中曾记：“是知如来灭后，光辉佛日，再转法轮，令法久住者，其唯法师矣!”其赞誉可谓备至。至相大师智俨之二大高足，一为海东华严初祖，一为中国华严三祖，“云烟万里，海陆千重”堪称至相之佳话。此外新罗僧还有元晓，来华也精研《华严》诸经，著有《华严》《楞伽》《金光明》《起信论疏记》等经疏。至相大师智俨十圣弟子中智通亦为新罗人(《法界图记丛髓录》卷上之一)。无染和尚于唐穆宗长庆初到至相寺遇说杂花者。后又问道如满，(如)满佩西江印，为香山白尚书乐天(白居易)空门友者。而应对有惭色曰：“吾阅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罗子，他日中国失禅，将问之东夷也。”可见无染佛学造诣之高。至于唯识宗的圆测，原为新罗王族，立学实与华严相近，他的门下突出的新罗学者还有胜庄和道证以及圆测的再传弟子太贤，均与华严宗有关。
　　五、三阶教与至相寺
　　三阶教又称三阶宗、三阶佛法或简称三阶，是隋初僧人信行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创立的一个教团组织。当时，由于《摩珂摩耶》《大集经·月藏分》等经的译出，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种“末法”思想。在佛教内部各种派别皆尊一经一法以立教，彼此互不相容，互相诽谤；在佛教之外的现实生活中，适逢南北朝之末，战乱纷仍。不久，北周灭北齐，在北周武帝灭佛政策的推动下，相州和整个原先属于北周北齐的广大地域，寺宇经像被毁，僧尼勒令还俗。佛经的预示、严酷的现实更加深了人们的末法意识，信行的三阶教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酝酿而产生的。隋初又大力兴佛，开皇九年(589)信行奉诏与弟子僧邕去隋京大兴城，受到左仆射高*(左上匕左下火右页)的厚遇，并于大兴城真寂寺建造三阶院，实行无尽藏布施。不久又于光明、慈门、慧日、弘善等寺设置三阶教院。京师上下，四方道俗，闻风而至，数年间便形成了具有强盛生命力的三阶教派。据韦述《两京新记》卷三，化度寺(隋真寂寺，唐武德初改为化度寺)无尽藏院“寺内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京邑施舍，后渐崇盛。贞观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各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又《太平广记》卷四九三所载“其无尽藏财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养无碍(斋僧)”。这些史籍记述说明，以长安为中心的无尽藏施舍范围，已不局限于京师之地，而是以京师为中心东至河南、河北，西至甘肃、四川，向更加广阔的地区扩展。淳化县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即是明证。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三阶教最后活动时期，据日本所传古写本《贞元释教录》卷二十八记载当时长安五十五寺均有三阶禅院，其主持相续达200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
　　信行禅师门下的三阶教徒众300余人，跟随他20余年，是三阶教团的核心人物，对弘扬三阶教起了积极的作用。开皇十四年(594)信行寂于真寂寺，送尸终南山*(左至右鸟)鸣之阜，舍身收骨(舍血肉身，收骨起塔)。此后，三阶教徒众殁后，均依此法埋骨于信行禅师墓塔左右，由于埋藏的墓塔增多，唐中期即建信行禅院，称百塔寺(今称白塔寺)是为三阶教的圣地。
　　*(左至右鸟)鸣阜也称楩梓谷，即今天子峪口，在长安城(今西安市)南约25公里，南至至相寺约2公里，是终南山北麓的冲积洪积扇。信行禅师和他的三阶教徒众为什么要舍肉身收骨起塔于至相寺北崖之前呢?它和至相寺有什么关系?
　　三阶教所创立的无尽藏布施思想与《华严经》的菩萨行思想有关。裴玄证《信行塔铭》“(禅师)披《杂华》(即华严经)之文，起菩萨之行，感波*(上山下仑)(常啼菩萨)之志气，慨童子(善财)之精诚。誓与洞达十二之文，和会百家之说”。由此可知信行所建立的无尽藏是受《华严》饶益众生思想的启发。《华严经疏》卷二一，关于十无尽藏：功德林菩萨于华严会上为诸菩萨说十无尽藏，一信藏、二戒藏、三惭藏、四愧藏、五闻藏、六施藏、七慧藏、八念藏、九持藏、十辩藏。在中国建立无尽藏并不始于信行，早在梁武帝时，《祐录》十二谓皇帝造《十无尽藏记》，至嘉祥大师吉藏尝用施财充十无尽藏，委付昙献，资于悲敬。唐玄琬撰写《无尽藏仪》据《南海寄归传》善遇法师于齐州营无尽藏食供无碍，所受檀施咸随嘉舍。吉藏、玄琬俱一时名僧，善遇乃义净之师，均非三阶教徒，可知无尽藏乃当时之风尚(见汤用彤《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
　　信行卒于开皇十四年(954)，其时华严宗正在至相寺酝酿形成过程中，*(左青右彡)渊法师与智正法师均注重研究华严与地论，而地论师与三阶教均源于相州，并且都注意《华严经》的思想，即三阶教的无尽藏思想与华严经的菩萨行思想有关，至相寺又为华严宗的圣殿，也许三阶教选择至相寺北的*(左至右鸟)鸣阜为葬地，是与华严宗、地论师的宗派源流有关。
　　附注：论文曾以《终南山至相寺的创立与华严宗的形成》与《至相寺与三阶教》二文发表于《华夏文化》1998年第4期，1999年第1期。收入论集时增加注释。
　　①《续高僧传》道安、静蔼传。
　　②“时宜州沙门道积者……乃与同友七人，于弥勒像前，礼忏七日，既不食，已一时同逝。”(《续高僧传·静蔼传》)
　　③《续高僧传·静蔼传》：“附节终南，有终焉之志……峰名避世，依而味静，唯一绳床，廓无庵屋，露火调食，绝诸所营……由是息心之众，往结林中，授以义方，郁为学市。”《续高僧传·法藏传》：“(终南法藏)虽身居寺内，心念幽林，古圣今贤，皆依山静。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荡志，挟钵擎函，投于紫盖山，山即终南之一峰也，乃独立禅房高岩之下，衣以百纳，餐以术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云而堪臆。”“建德二年(周武灭佛前)弃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侣，唯(法)藏在山，余并还俗……”“一身在山，林谷为家居，鸟兽为徒侣，草木为粮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