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志》纠谬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所撰著的《长安志》二十卷，是依据唐中叶著名史学家韦述的《两京新记》，又博采群书，网罗旧闻，“穷传记诸子钞类之语，绝编断简，靡不总萃隐括而究极之”①，补缀而成。其中第七至第十卷，以四卷篇幅对唐皇城、京城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记述。该书历来颇受称道⑦。然而撰者在引用典籍时未能精审，错误较多。再加以长期辗转抄录，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南宋程大昌、清初毕沅均曾指摘其谬。今辛德勇博士在《隋唐两京丛考》一书中，有许多乃前人所未发的创见，又能触类旁通，剖析入微。近来笔者在读《长安志》时亦发现一些谬误，谨将一得之见，就正于学林。
　　一、长宁公主宅在崇仁坊
　　《长安志》崇仁坊南门之西礼会院下注：“本长宁公主宅。公主及驸马杨慎交，奏割宅向西(应为东)一半，官市为礼会院，每公主、郡县主出降，皆就此院成礼。”又在崇仁坊西南隅元真观下注：“半以东本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宅，西北隅，本左金吾卫，神龙元年并为长宁公主第，东有山池别院，即旧东阳公主亭子，韦庶人败，公主随夫为外官，遂奏请为景龙观……天宝十二载，改为元真观。”以上所记崇仁坊南门之西的礼会院和西南隅的元真观，在唐中宗神龙年间都是中宗第四女长宁公主的宅第。但《长安志》又在靖恭坊西北隅驸马都尉杨慎交宅下，毕沅注：“唐长宁公主嫁杨慎交。”《唐两京城坊考》在靖恭坊杨慎交宅下注：“中宗第四女长宁公主下嫁杨慎交。《新唐书·长宁公主传》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左兆右页)大道，作三重楼以凭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那么长宁公主宅第究竟在崇仁坊还是在靖恭坊?还是这两个坊中都有长宁公主宅第?唐代公主在长安或东都洛阳有两处宅第者是屡见不鲜的，如太平公主在长安兴道坊、兴宁坊、醴泉坊就有三处宅第。可是徐松在崇仁坊元真观下说明长宁公主第原为高士廉宅和左金吾卫地，而在靖恭坊驸马都尉杨慎交宅下又引《新唐书·长宁公主传》说长宁公主下嫁杨慎交，公主取西京高士廉第及左金吾卫故营为宅。哪里有那么凑巧，偏偏在崇仁坊和靖恭坊都有高士廉的宅第和左金吾卫的故营而并为长宁公主宅第呢?即便是在这两个坊中都有高士廉的宅第，而左金吾卫故营决不可能地处离皇城很远的靖恭坊。因此，长宁公主宅第决不可能在这两个坊中都有。
　　记述唐代长安城坊里内容最早而且较详的是唐韦述的《两京新记》(《两京记》)。《太平御览》卷一八○引韦述《两京记》：“崇仁坊西南隅，长宁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又有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中宗与韦庶人数游此第，留连弥日，赋诗饮宴，上官昭容操翰于亭子柱上写之。韦氏败，公主随夫为外官，初欲出卖，木石当两千万，山池别馆，仍不为数，遂奏为观，请以中宗号为名。词人名士竞入游赏。”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崇仁坊元真观下注：“半以东，本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宅，西北隅，本左金吾卫。神龙元年并为长宁公主第。东有山池别院。”《长安志》记述元真观半以东之地与《新唐书·长宁公主传》同。很显然徐松是将《新唐书·长宁公主传》的内容又误置于靖恭坊杨慎交宅下。可是《长安志》关于靖恭坊西北隅驸马都尉杨慎交宅下注：“宅南隔街有司农卿韦玢宅。沅(毕沅)按唐书传作詹交，《新唐书》云长宁公主嫁杨慎交。”这说明宋敏求撰写《长安志》和清乾隆年间毕沅校正《长安志》关于靖恭坊中仅记有杨慎交宅，而没有述及《长宁公主传》的内容。据上所述，唐长宁公主宅在崇仁坊南门之西直至西南隅，而不在靖恭坊③。
　　二、太平公主在长安究竟有几处宅第
　　太平公主在长安城里究竟有几处宅第?《长安志》记载有四，分别在兴道坊、平康坊、兴宁坊和醴泉坊。但将这些坊里中太平公主宅第的有关记述进行比较，发现平康坊和兴宁坊指的应是一处宅院，不应该分处两坊。
　　《长安志》记述平康坊与兴宁坊的太平公主宅第内容如下：
　　平康坊：万安观，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其地西南隅本梁国公姚元崇宅，次东即太平公主宅，其后敕赐安西都护郭虔瓘，后悉并为观。
　　兴宁坊：西南隅开府仪同三司姚元崇宅，屋宇并官所造，其东本太平公主宅，后赐安西都护郭虔瓘。华封观，天宝六载骠骑将军高力士舍宅置观。
　　按：《长安志》在这两个坊中所述的太平公主宅第，有三点完全相同，一是太平公主宅在姚崇(元崇)宅东；二是姚崇宅在坊西南隅；三是太平公主宅后敕赐郭虔瓘。
　　《唐两京城坊考》关于太平公主在平康坊和兴宁坊的宅第内容也基本上照录《长安志》，但略有不同。因此，要弄清太平公主宅第究竟在平康坊还是在兴宁坊，还应当从《长安志》及其他传世史籍与出土唐人墓志碑铭去探讨。
　　《长安志》于兴宁坊西南隅载有开府仪同三司姚崇宅，平康坊西南隅则是国子祭酒韦澄宅、兰陵公主宅、孔颖达宅。虽然该书记载平康坊万安观为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并且把原为太平公主宅、后赐给郭虔瓘的宅第都并为观，而太平公主宅在西南隅姚崇宅东。但该书却偏偏没有在平康坊给姚崇宅留下位置，这决不是疏忽，而是平康坊本来就没有姚崇宅，因此平康坊也就没有太平公主宅。
　　传世唐长安城坊里图最早的是吕大防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编制的《长安图》残石，石上清晰地绘上兴宁坊西南隅姚崇宅，但在平康坊却没有万安观，也没有姚崇宅和太平公主宅。
　　历史文献记载兴宁坊有姚崇宅，而西安出土的唐人墓志又为兴宁坊永穆公主宅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据《古志石华续编》所载，京兆府泾阳县主簿王*(左支右阝)，贞元十九年八月九日，终于万年县兴宁里永穆观之北院，闰十月十七日，葬于万年县浐川乡先茔之侧。据王*(左支右阝)墓志铭文所载，其曾祖王同皎尚定安长公主，即唐中宗第二女。祖王繇，尚永穆公主，即唐玄宗长女。父王训，娶嗣纪王铁诚之季女。王*(左支右阝)夫人是嗣泽王潓之长女，嗣泽王润之姊(润为潓子)④。王训墓志出土于西安东郊田家湾(《雍州金石记》)，这里正是唐代的浐川乡。王*(左支右阝)卒于兴宁坊之永穆观北院，该院无疑是永穆公主宅第，天宝七载舍宅置永穆观。在此，必须明确指出，兴宁坊的永穆观，才是永穆公主出家前的宅第，至于《长安志》与《唐两京城坊考》之永穆公主舍宅所立的观名万安观，又置于平康坊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唐长安城里许多观名皆因公主出家并以公主名为观名。韦述的《两京新记》卷三辅兴坊的金仙观是这样记载的：“景云二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及第九女昌宗公主并出家为立二观。改西城为金仙，昌宗为玉真。”《长安志》辅兴坊金仙女冠观条：“景云元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并出家为女冠，因立二观。二年，西城改封金仙公主，昌隆改封玉真公主，所造观便以金仙玉真为名。”于此可知永穆公主出家，观以永穆名。永穆公主与万安公主均为唐玄宗之女。“万安公主，天宝时为道士”⑤。万安公主为道士，是否舍宅为观，史无明载。但既以万安为观名，应与万安公主有关，至于万安观在兴宁坊或者平康坊，史亦不载。无论如何，把永穆公主出家舍宅所立之观名为万安观，是不符合当时观名命名规律的。
　　根据史籍所载和出土唐人墓志说明：兴宁坊有永穆观，永穆观的前身为永穆公主宅，永穆公主宅的所在坊西南隅，本梁国公姚崇宅，次东即太平公主宅。太平公主宅其后为郭虔瓘宅，郭虔瓘宅后来也并入永穆观。由此可以定论太平公主宅在兴宁坊，而不在平康坊。
　　问题本该就此解决了，但《唐会要》却为此增添了扑朔迷离的疑团。《唐会要》卷五○“尊崇道教”条：“平康坊，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其地西北隅本梁国公姚崇宅，以东即太平公主宅。其后敕赐安西都护郭虔瓘，今悉为观，号华封。”《唐会要》所述平康坊华封观的内容，除将梁国公姚崇宅记为西北隅外，与《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所载平康坊万安观的内容完全相同。然而《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却在兴宁坊载有华封观，而这个华封观则是天宝六载骠骑将军高力士舍宅置观。华封观到底是什么时间，谁舍宅所立，为什么称“华封”，华封观究竟是在平康坊还是在兴宁坊，存以待考⑥。
　　三、道德坊开元观
　　《长安志》关于长安道德坊开元观是这样记述的。“(开元观)本隋秦王浩宅，武后朝置永昌县，神龙元年县废，遂为长宁公主宅。景云元年置道士观，开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为女冠观，十年改为开元观”。《唐两京城坊考》全文迻录《长安志》关于道德坊开元观的记述。《长安志》初成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在此前二十四年即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宋敏求已撰成《河南志》20卷。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元河南志》大体上还保存宋《河南志》的有关记载。《元河南志》：道德坊“本曰道训，北至洛水。隋有秦王浩宅，唐永昌中析河南、洛阳二县立永昌县，治此坊之东南隅，神龙元年省并，一坊为长宁公主宅及鞠场。景龙女道士观，南北居半坊之地，金仙公主处焉”。根据《河南志》和《长安志》的记载，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都有道德坊，道德坊都有开元观；两开元观原本隋秦王浩宅，永昌中都置永昌县于此，神龙元年永昌县废，为长宁公主宅。如果将这两处记载的内容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永昌县是从河南、洛阳二县分出来的一个县。《旧唐书·地理志》河南府河南县记载：“垂拱四年，分河南、洛阳置永昌县，治于都内之道德坊。永昌元年改河南为合宫县，神龙元年复为河南县，废永昌县。”(《新唐书》所记与此大致相同)从河南、洛阳两县分出来的永昌县治所，怎么会跑到八百里之外的长安呢?永昌县废后为长宁公主宅，后又为金仙公主居住的开元观，其沿革是很清晰的。1974年出土于陕西蒲城县三合乡武家村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暨主上嗣升大宝，仁先友爱。进封长公主加实赋一千四百户焉。仍于京都双建道馆。馆台北阚，接笙歌于洛滨；珠阁西临，聆箫曲于秦野。……以壬申之年建午之月十日辛巳薨于洛阳之开元观。”壬申之年建午之月为开元二十年五月。丙子之年(开元二十四年)七月四日，陪葬于唐睿宗桥陵。金仙公主志石铭中“馆台北阚，接笙歌于洛滨”正是《河南志》所述洛阳道德坊“北至洛水”的生动地理写照。金仙公主墓志中还有“京都双建道馆”京指长安，都指洛阳。即长安和洛阳都建有开元观。关于长安的开元观还有史料可证。“申元之者，不知何许人。游名山博采方术，得内修度世之道。唐明皇开元中，召入上都开元观”(《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专三十六申元之)。唐元稹《蛤蜂》诗：“梨笑清都月(京开元观多梨花蜂)，蜂游紫殿春。构睥分部伍，嚼蕊奉君亲。翅羽颇同类，心神固异伦。安知人世里，不有噬人人。”杨凭《长安春夜开元观》：“霓裳下晚烟，留客杏花前。遍问人寰事，新从洞府天。长松皆扫月，老鹤不知年。为说蓬瀛事，云涛几处连。”(《全唐诗》卷二八九)上都开元观是否在长安道德坊，尚无旁证资料证实。
　　四、道德尼寺
　　隋唐京师休祥坊东南隅有万善尼寺，寺西昭成尼寺。关于昭成尼寺的沿革变迁，《长安志》云：“隋大业元年，元德太子为尼善惠、元懿立为慈和寺，永徽元年废崇德坊之道寺，乃移额及尼于此寺。先天二年又为昭成皇后追福，改为昭成寺。”《唐两京城坊考》一字不差地迻录《长安志》关于昭成尼寺的记载。既然昭成尼寺是从崇德坊的道德寺额及尼姑迁此，追本溯源，故《长安志》对于崇德坊西南隅的原道德寺是这样记载的：“(崇圣寺)有东西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样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唐两京城坊考》亦一字不差地迻录《长安志》关于崇圣寺的记载。那么《长安志》记述的道德寺搬迁后的新址就出现问题，同一时间，同一个寺院，道德寺一移于休祥坊的慈和寺，一移于嘉祥坊之太原寺。然而长安无嘉祥坊，太原寺是在休祥坊。如果《长安志》所说嘉祥坊是休祥坊之误，那么太原寺本为侍中杨仁恭宅，咸亨元年以武后外氏故宅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又改为崇福寺。从史料记载看与从崇德坊移来的道德寺无干。早在几十年前，日本小野胜年即怀疑嘉祥为休祥之误或者说嘉祥为休祥之别名⑦。那么究竟道德寺迁移后的轨迹如何?1950年在西安市西郊梁家庄出土的《大唐京师道德寺故大禅师之碑》(此碑现藏西安碑林第三室)为解开此谜提供了实物证据。碑文所载：“大业元年，有诏令二阁梨为太子戒师……敕于京邑弘德里为立道德道场……初以太宗升遐，天经京立，乃于弘德坊置崇圣宫，尼众北移休祥里，即今之道德寺是也……”此碑文与《长安志》所记昭成尼寺的变迁相符。崇德坊原名弘德坊，神龙初改。休祥坊在长安朱雀门西第四街，街西从北第二坊，崇德坊在朱雀门西第二街，街西从北第四坊，崇德坊在休祥坊东南。故碑文称道德寺“尼众北移休祥里”。这不仅证明道德寺确实北移到休祥坊，填补了慈和寺于太宗升遐后改为道德寺的确切年代，即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从而也否定了《长安志》关于道德寺徙“嘉祥坊之太原寺”之说⑧。
　　五、汉思后园与会昌寺
　　《长安志》卷一○，于金城坊中前后两次出现“西南隅”。其一是：“西南隅匡道府即汉思园”；另一是：“西南隅会昌寺”。在该书中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事例。究竟西南隅是汉思后园抑或是会昌寺?要么两者同处西南隅，一东一西，或一南一北；要么，两者之中必有一误。现存记述唐两京坊里最早的是唐韦述的《两京新记》，该书残第三卷金城坊西南隅仅记载会昌寺。那么《长安志》中西南隅的汉思后园根据从何而来呢?汉思后园是汉孝武帝卫皇后的陵园。卫皇后字子夫，是西汉大将军卫青的姐姐，曾为平阳公主的歌女，汉武帝纳入宫，不久又立为皇后，生三女一子，子即戾太子刘据。因刘据遭巫蛊之祸，卫皇后被武帝没收其“皇后玺绶”无奈自杀，葬于长安城南的桐柏亭附近。汉宣帝即位后，将其曾祖母卫皇后改葬于长安城覆盎门外南北大道之东。覆盎门又称杜门，杜门南直对古杜城，故又称杜门外大道东，追卫皇后为“思后”，其陵墓称“思后园”。又“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也许因为卫子夫年轻时为歌女，所以又迁徙了“倡优杂伎千人”于陵园。“隐王母之非命，纵声乐以娱神”(《文选》卷一○潘安仁《西征赋》)。思后园因迁倡优杂伎千人，故又称“千人聚”(《水经注》卷一九，误以为戾园。以倡优千人乐思后园庙，故亦曰“千乡”)。思后园在汉长安城杜门外大道以东。唐颜师古注《汉书》：“葬在杜门外大道东，以倡优杂伎千人乐其园，故号千人聚。其地在今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是。”(《汉书·外戚传上》)由此看来《长安志》将思后园置于金城坊西南隅是错误的，应为金城坊西北隅。
　　思后园在金城坊的西北隅。金城坊西南隅就应该是会昌寺了。《两京新记》所记应该是无误的。其实唐武德元年(618)于金城坊建造的会昌寺，原本是隋海陵王贺若谊的宅第，也不在金城坊西南隅。《法苑珠林》卷四六：“唐雍州长安县高法眼，是隋代仆射高*(左上匕左下火右页)之玄孙。至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台参选，日午还家。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顺义门，城内逢两骑马逐后。既出城已，渐近逼之。出城门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语骑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门，勿令此人入寺，恐难捉得。此人依语，驰走守门。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复至西街金城坊。南门道西，有会昌寺。复加四马骑，更语前二乘马人云：急守会昌寺门。此人依语，走捉寺门。法眼怕，急便语乘马人云：汝是何人?敦逼于我。乘马人云：王遣我来取汝。法眼语云：何王遣来?乘马人云：阎罗王遣来。法眼既闻阎罗王使来，审知是鬼。”唐道宣《集神州塔寺感通录》(宋碛砂藏经第464册)中所记一则高表仁之孙乘马从顺义门出遇鬼追赶与此应是一件事，记述略有不同。
　　高法眼行径与追赶高法眼者，沿途城门、坊里、道路、寺院与唐长安城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同。高法眼去中台参选，中台就是尚书省，唐龙朔二年及长安初皆称尚书省为中台。唐尚书省在今西安市西大街以北钟楼至北广济街之间，顺义门即唐皇城西门，今西安城西门。出顺义门西道北是颁正坊，颁正坊南门之东是唐贞观五年(631)太子承乾所立的普光寺，后改为中兴寺，又改龙兴寺。再向西道北是金城坊，金城坊南门道西是唐武德元年(618)所立会昌寺。会昌寺不在金城坊西南隅。因此，唐韦述《两京新记》所记会昌寺在金城坊西南隅，误。
　　唐代传奇小说如《霍小玉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宣室志》及宗教著述等记载了许多仙鬼灵怪的奇异故事，杂有宗教迷信的神鬼妖怪，但所记长安城内坊市、街道、寺观、达官贵人宅第等都是写实的。这是研究唐长安风貌极其宝贵的史料，其中不仅保存了许多历史异闻和民间传说，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这些传奇故事大多有头有尾，结构完整，情节委婉曲折，语言明快，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六、妙胜尼寺
　　唐长安城醴泉坊西南隅有三洞女冠观，观北妙胜尼寺。唐韦述《两京新记》残第三卷“妙胜尼寺”条：“开皇三年周平原公主所立。”而宋敏求《长安志》关于“妙胜尼寺”条则为：“开皇二年周静帝皇后平原公主所立。”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妙胜尼寺”条迻录《长安志》原文。那么，妙胜尼寺究竟是周平原公主所立，还是周静帝皇后所立?周静帝的皇后是不是平原公主呢?是隋文帝开皇三年所立，还是开皇二年所立?
　　周静帝皇后是司马令姬。《周书》卷九《皇后》：“静帝司马皇后名令姬，柱国荥阳公消难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传位于帝。七月，为帝纳为皇后……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拥众奔陈，废后为庶人。后嫁为隋司隶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北史》卷一四《列传二·后妃下》静帝司马皇后所记内容与《周书》所记大致相同，也点明“贞观初犹存”。据《周书·静帝纪》所载：大象二年(580)八月庚辰，后父司马消难拥众奔陈，九月壬辰，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大象三年(581)改为大定元年，二月甲子，隋王杨坚称帝，周静帝逊于别宫。开皇元年(实即大象三年，大定元年)五月壬申，静帝崩，时年9岁。这说明周静帝从大象二年五月登上皇帝位，那时只有8岁，一年以后即死去。当时如果司马皇后令姬的年龄与周静帝相当或差不了几岁，那么到贞观初，或者说到贞观十年(636)《周书》完成时，司马令姬大约是60多岁。史书记载周静帝这个只有八九岁的小皇帝仅有一个皇后，即司马消难之女——司马令姬。
　　《长安志》载妙胜尼寺是“周静帝皇后平原公主所立”。周平原公主绝不是周静帝皇后，北周平原公主是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的女儿。《周书》卷三○《于翼传》：“于翼字文若，太师、燕公谨之子。美风仪，有识度。年十一，尚太祖女平原公主，拜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平县公，邑一千户。大统十六年，进爵郡公，加大都督，领太祖帐下左右，禁中宿卫……”大统十六年是公元550年。魏恭帝元年(554)于翼随其父于谨破江陵时已立下战功，如果他当时是20岁，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死时大约50岁。周平原公主史书未载其生卒年月，隋开皇三年大约也应是50岁左右。再从太祖宇文泰诸子的生年看，他共有13个儿子，其中长子宇文毓，即北周第二位皇帝周明帝，生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三子宇文觉即北周第一位皇帝孝闵帝，生于西魏大统八年(542)；四子宇文邕，即北周第三位皇帝周武帝，生于西魏大统九年(543)；第五子齐炀王宇文宪，卒于周宣帝元年(578)，其时35岁，也应是西魏大统九年生。从《周书·李贤传》“高祖(周武帝)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于宪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可见宇文邕与宇文宪生年相近，或者是同一年。为此，则宇文泰的子女大多生于西魏大统年间。当其驸马于翼死于开皇三年时，平原公主也当为50岁左右的人了。从上述可知周平原公主不可能是周静帝的皇后：一、年龄上看，50的人怎么会是八九岁小皇帝的皇后；二、从血缘关系上看，周的公主怎么能是周皇帝的皇后?三、从辈分上看平原公主是周静帝的姑奶奶。
　　妙胜尼寺为周平原公主所立，是符合当时的社会风尚的。早在西魏文帝时(535—551)，丞相宇文泰好佛。魏文帝在长安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宇文泰也提倡大乘，尝命沙门昙显等依佛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以为讲述的资料。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亦颇崇佛。明帝(557—560)在长安建大陟岵、陟纪二寺，并每年大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南方的学僧来游关中的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但不久即有武帝灭法的事件发生⑨。武帝死，宣帝嗣位，(578—579)选择旧日有名望的沙门220人，须发冠服，在寺行道。次年(580年)五月静帝继立(579—581)，左丞相杨坚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就在静帝即位不久，宣帝崩。宣帝的五个皇后中，天中大皇后陈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迟氏，并出俗为尼。隋文帝杨坚代周为隋，由于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十三年的佛门生活，给他打上了很深的宗教烙印。他复兴佛教的功德，据法琳《辩正论》、《法苑珠林》等记载，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据韦述《两京新记》所载休祥坊东南隅万善尼寺：“周宣帝大象二年立，开皇二年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也。”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周宣帝崩后，陈、元、尉迟三皇后已出家为尼，为宣帝追福。开皇二年时，周在世的皇后，除隋文帝杨坚的女儿周宣帝天元皇后杨丽华外，还有孝闵帝皇后元胡摩，出居里第，大业十二年殂；周武帝李皇后娥姿，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出俗为尼；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开皇二年殂，隋文帝召有司备礼与周武帝合葬孝陵；周宣帝朱皇后满月，隋开皇元年也出俗为尼。至于周武帝李皇后娥姿和周宣帝朱皇后满月是否都在万善尼寺，因史料缺载，不得而知。但从1957年在今玉样门外发现的隋李静训墓，从墓志中得知李静训的外祖母就是隋文帝之女杨丽华，又是北周宣帝的皇后。李静训死后葬入万善尼寺，这说明万善尼寺确为北周皇后在隋时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北周的皇后和嫔御都在万善尼寺居住，那么当隋开皇三年，周平原公主为驸马于翼追福立妙胜尼寺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似的事例还很多。例如：永平坊的宣化尼寺是周昌乐公主于隋开皇五年舍宅所立。昌乐公主是宇文泰的姐姐。长安宣平坊的法云尼寺，本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宅，隋开皇三年隋文帝为周郧国公韦孝宽立，名法轮寺，唐睿宗在储，改名法云尼寺。该尼寺如今出土的尼志有八方⑩。《长安志》为什么将妙胜尼寺所立年代由隋开皇三年改为隋开皇二年呢?愚意臆测致误。《周书》卷九《静帝司马皇后传》：“大象元年二月，宣帝传位于帝，七月为帝纳为皇后。……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拥众奔陈，废后为庶人。”周大象二年，隋文帝杨坚为北周的隋国公、左大丞相，后为隋国公大丞相。《长安志》可能以大象二年时，“隋文帝以后父拥众奔陈”而误为隋文帝开皇二年。
　　综上所述，隋唐京城长安醴泉坊的妙胜尼寺，《长安志》与《唐两京城坊考》所载“开皇二年周静帝皇后平原公主所立”是错误的，应为《两京新记》所载“隋开皇三年，周平原公主所立”。
　　七、异僧万迴宅与烈士台
　　《长安志》卷一○于醴泉坊载：“东南隅太平公主宅，公主死后，没官为陕王府，宅北有异僧方迴宅，太平公主为造宅之”，“烈士台世传安金藏之居”。
　　醴泉坊太平公主宅，唐《两京新记》未载。但《新唐书·五行志》有明确的记述：“长安初，醴泉坊太平公主第，井水溢流。”(《文献通考》卷二九七亦载此事)太平公主宅北有无异僧方迴宅?按《续高僧传》与《宋高僧传》所载唐代僧人，均无方迴其人，方迴应是万迴之误。万迴被人称为“神僧”，他的预言多灵验。《太平广记》卷九二“万迴”条记述：
　　万迴，阌乡人，俗姓张，迴生而愚。其兄戍役安西(今新疆库车)，忽一日，万迴朝往夕归，告父母曰“兄平善”。弘农(阌乡属弘农郡)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迴，故号曰万迴也。……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太平广记》引自《谈宾录》及《两京记》)
　　这则记载没有说明太平公主为万迴所造宅在什么坊里，然而《宋高僧传》卷一八《唐虢州阌乡万迥传》则有明确的记载：
　　释万迴，俗姓张氏，虢州阌乡人也。……太平公主为造宅于怀远坊中，与主宅前后尔。……迴宅坊中井皆咸苦，唯此井(指万迴宅堂前所掘之井)甘美……
　　既然万迴传所记万迴宅在怀远坊，为什么《长安志》将万迴宅记在醴泉坊呢?《景德传灯录》卷二七《万迴法云公》：“(万迴)景云二年辛亥十二月八日，师卒于长安醴泉里，寿八十。”景云二年为公元771年。又《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二：“丁未，改景隆(龙)，(神僧万迴)……示寂于长安醴泉里，寿七十四矣。”景龙元年为公元707年。两书所记万迴示寂时间虽异，但均说明万迴卒于醴泉里。《长安志》可能另有所据。
　　烈士台是世传安金藏之居，在醴泉坊，疑有误。安金藏《新唐书》卷一九一有传。1981年在洛阳龙门东山北麓出土《唐故陆(六)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11)，志载，安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麟德元年十一月七日，卒于长安金城坊之私第。安菩是安金藏之父，其宅第在醴泉坊之北的金城坊，金城坊应为安金藏之居(12)。
　　八、褒义寺与宣化尼寺
　　隋唐京城朱雀门西的第四街，从北第七嘉会坊西南隅有褒义寺，从北第八永平坊东门之北有宣化尼寺。关于这两寺，《长安志》是这样记述的：“(褒义寺)本隋太保、吴武公尉迟刚宅。初刚兄迥置妙象寺于故都城中，移都后，刚舍宅，立寺名褒义，材木皆旧寺者”。“(宣化尼寺)隋开皇五年，周昌乐公主及驸马都尉王安舍宅所立”。《长安志》大致是据韦述《两京新记》卷三，个别字有改动，也因袭个别错字(13)。《唐两京城坊考》关于褒义寺与宣化尼寺的记述，也基本迻录《长安志》，个别字有改动(14)。由于这两个寺均系北周望族尉迟家族舍宅所立，故据《周书》、《北史》有关尉迟纲家族传记及考古发现尉迟运墓志，列下表：(15)
　　由上表可以看出尉迟纲卒于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这距杨坚代周建立隋朝还有十一年，因此尉迟纲不能称“隋太保、吴武公”，应当是“周太保、吴武公”。关于此，1983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唐两京城坊考》于嘉会坊褒义寺下“‘尉迟刚’应作‘尉迟纲’，《周书》卷二○有传，天和四年卒，未入隋，应作‘周太保、吴武公’”，是完全正确的。而嘉会坊褒义寺也不可能是尉迟纲的宅第，纲死后12年，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才从长安旧城东南建大兴城，如果在大兴城嘉会坊建有尉迟纲子孙的宅第，那完全是可能的。
　　关于宣化尼寺的建寺人昌乐公主及驸马尉迟安，从表上得知昌乐公主是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姐姐。《周书》、《北史》尉迟迥、尉迟纲传都有明确的记载。咸阳国际机场出土的尉迟纲子尉迟运墓志也明确记载：“祖俟兜，赠赐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长乐定公……尚太祖文皇帝姊昌乐长穆公主……”宇文泰生于公元507年，昌乐公主至少比宇文泰大一岁，假如是生于506年，到隋文帝开皇五年(585)，也是80岁的老人了。而尉迟安是昌乐公主的二儿子尉迟纲的第三子(《北史》称第二子)尉迟运之弟，即昌乐公主的孙子，他怎么能是驸马呢?据《北史》卷六二《尉迟纲传》，“第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国。入隋，历鸿胪卿、左卫大将军”。待隋文帝移建新都，这位大将军在新都永平坊东门之北拥有宅第，到隋开皇五年时这位年已八十的昌乐公主与孙子尉迟安舍宅而立宣化尼寺。因此《长安志》宣化尼寺“隋开皇五年，周昌乐公主及驸马都尉王安舍宅所立”，是不正确的。
　　此外，《辩正论》卷四“周太保、柱国大将军吴武公尉迟(及其父长乐并纲夫人昌乐大长穆公主)造褒义寺及宣化尼寺等”，亦可据上表辩证其误。
　　(原载《历史地理》第十九辑2003年)
　　①赵彦若：《长安志·序》。
　　②《四库全书总目》：“此志精博宏瞻，旧都遗事，借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遗十二》：“无不纲举目张，典而有体，瞻而不芜。”王鸣盛在《新校正长安志·序》中也说：“宋代此编，纲条明晰，瞻而不秽，可云具体。”
　　③见拙著《长宁公主宅在唐长安崇仁坊》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④《新唐书》卷八一《三宗诸子》“高宗子泽王上金之孙潓”条。
　　⑤《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玄宗第七女万安公主”条。
　　⑥见拙著《唐长安城太平公主宅第究竟有几处》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
　　⑦[日]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法藏馆，平成元年二月二十日初版。
　　⑧樊波：《唐道德寺碑考述》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五)，1998年。
　　⑨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北朝佛教》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⑩樊波：《碑刻所见唐长安尼寺资料辑述》载《碑林集刊》(六)，2000年。
　　(11)《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载《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2)唐人在长安城中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的宅第者不乏其人。安金藏是否在醴泉坊也有宅第?除《长安志》外，尚未发现证据。安氏父子均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韦述《两京新记》未载其事迹与宅第。
　　(13)《两京新记》关于褒义寺的记载，“本隋太保、吴武公尉迟刚宅(刚应为纲)，初刚兄迥置妙象寺于故都城中，移都后，刚舍宅，复立于此，改名褒义寺。其殿堂□宇，并故都旧寺之林木”。宣化尼寺“隋开皇五年，周昌乐公主及驸马都尉尉迟安舍宅立”。
　　(14)《唐两京城坊考》关于褒义寺的记载迻录《长安志》。宣化尼寺亦迻录《长安志》，仅将《长安志》称驸马都尉王安改为“驸马都尉尉迟安”。
　　(15)参照《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189页附表，增尉迟迥生年。据《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迥年七岁，纲六岁”，及《周书》卷二○《尉迟纲传》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纲卒年及“年五十三”推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负安志编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六)，尉迟运和贺拔氏墓志附表，去运子端。据《周书》、《北史》尉迟运传均为“子靖嗣”。尉迟运及夫人贺拔氏墓志分别为“世子靖等”，无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