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度众生的石上神灵

　　吐鲁番出土艺术品中有泥塑、木雕、壁画以及纸质、麻质、绢质绘画，却很少见到以石雕刻的艺术品。高昌故城出土两座北凉时期的造像石塔，应属罕见之物。但就是这两件极珍贵的佛教初传高昌时期的遗存，也被德国人运往国外，现存德国柏林的博物馆。
　　这种石塔体形小巧，残高分别为六十厘米和二十八厘米，雕刻内容丰富，技法精致，是高昌僧众禅定之时的供奉物。德国探险家勒柯克把能拿走的吐鲁番文物都拿走了，但也有他拿不走的。拿不走的是一块巨石，上面雕刻着数十幅佛像和佛教故事画。
　　这是一件难得的石雕艺术品，就放置在离高昌故城不远通往连木沁的大路边上，供人礼拜。
　　沿着火焰山向东，在连木沁路边兀然出现一块巨石，像一间房子那么大，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这块略呈赭色的岩石，或许是从火焰山上滚落下来，借助自然造化的奇功形成这一佛迹奇观。这块形状不太规则的巨石上，有两个面比较平整，一个平面上刻满了浮雕千佛，仔细观察这些千佛像，排列很有规律，每排五个佛像，总共是四十个佛像。不过由于年久风蚀，佛像只能看出个轮廓。
　　另一个平面上雕刻的内容比较丰富，有坐佛《佛祖鹿野苑初转法轮图》、《交脚弥勒说法图》释迦牟尼涅槃像以及供养人像等等。但同样风蚀严重，图像较难辨认。值得注意的是这块巨石的顶部有一排圆洞，可以想见当年在这块巨石上还挖建过凉棚，来往于火焰山一带的人们，无论遇到怎样恶劣的自然气候，到了这里都可以膜拜佛祖，得到佛祖的庇荫。
　　据专家推测，从巨石雕刻风格的特点分析，可能是北魏时代的遗物，与上述勒柯克带走的高昌北凉造像石塔的时代较接近，属于四至五世纪时的作品。
　　相比之下，造像石塔的文物价值更高。据说，1982年德国还将这两座石塔运往美国进行展览。
　　两塔与雕刻佛像的巨石的颜色一样，呈红褐色。其中保存较好的一座石塔顶残失，存留塔颈、覆钵、经柱、基柱四部分，塔颈分成八格，每格有“大”字装饰。下面是覆钵式塔腹，周围开八座带火焰状龛楣的穹顶龛，龛内刻着浮雕坐佛像七身，交脚弥勒菩萨像一身。造型古拙，线条粗疏。中部圆形经柱，阴刻经文35行，书法为规整的北朝体，刚劲有力。经柱下的基柱呈八面形，每面阴刻一“天人”像，有头光，上身裸，下着裙，手中各持供物。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个“天人”上方各刻一八卦符号。
　　另一座石塔的造型，雕刻内容与上述石塔相似，但损坏严重，佛像及经文辨认不详。
　　据专家介绍，本世纪以来在酒泉、敦煌、吐鲁番出土过十座北凉时期的造像石塔，上述两座就包括在其中。显然，吐鲁番出土石塔与酒泉、敦煌出土石塔属同一时期，是同一类型的作品。北凉灭亡前曾在高昌设郡，北凉灭亡后，又在高昌建立流亡政权，所以北凉佛教艺术类型在高昌出现是很自然的。特别是石塔上出现八卦符号，显然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整个石塔的形态，还保留着印度佛塔的基本样式。塔中佛陀造像和“天人”形象则采用中原以线造形的手法。其中“天人”上身裸露，躯体呈富有节奏的扭动的自由流畅的姿态，又能看到印度三道弯造型的痕迹。因此，高昌造像石塔，是吸收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也是佛教初传高昌时佛教艺术地方化、中国化起步伊始的一种形态。
　　高昌佛教流行大乘教法，但出土的两座石塔的造像和经文却出现了小乘佛教的内容，如雕刻七佛又加进未来佛弥勒菩萨的造像，就是具有鲜明小乘色彩的造像题材，所刻经文中《增一阿含经》宣扬内容，又是典型的小乘佛教教义。这就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一向以大乘佛教居统治地位的高昌佛教，在初创阶段也一度有过小乘佛教占据的佛坛。
　　是佛教艺术家为旷野的巨石和砂岩石柱注入了生命。佛教仪规又为这些获得艺术生命的石头赋以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而人们把石头当成神灵加以膜拜。如果说路边巨石佛教造像，为南来北往历经旅途艰辛的人带来福佑和精神寄托，是佛教在高昌普及的象征；那么小巧玲珑，内涵繁杂的造像石塔，就给禅定悟道的僧众以“往心观净”的境界，是佛教在高昌深化的见证。
　　佛像石胎，从来以慰藉僧众为己任，却无法改变自身残损或任意漂泊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