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实际寺遗址出土文物

    
　　1982年12月下旬，西北大学修建宾馆餐厅时，于地面以下0.5～2米间及其一个废井中出土大量唐代遗物。完整的方砖、长砖、莲花纹瓦当、铜钱、石经幢残片及陶器等，收藏西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本文记述的是从工地堆积物中采集的，个别物件是工程管理人员提供的。仅就这些文物的特点和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土，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出土文物
　　1.飞天线画残石 灰色石灰岩质地，为不规则方形，长、宽8.3～8.5厘米、厚2.2～3.8厘米，表面微凸。残石上的飞天面容丰腴，在流动的云气中飞翔，整个图案是用减地法和阴线勾描，线条刚劲流利。因系残石，不知为何器物的一部分。
　　2.贴金菩萨像残石 仅存左臂和水葡萄纹饰。菩萨左臂戴钏，手掌中托着一朵莲花。贴金在图案阴刻处，残存清晰。
　　3．束腰佛座残石 浅灰色石灰岩石，仅存一角。束腰上部为140°钝角，整个佛座应为正九角形。佛座台面上有莲花瓣纹，钝角处以减地法雕饰忍冬纹，枝叶向两侧延伸，均衡对称，缠枝中再以阴线刻出盛开的花朵，与敦煌461窟北周藻井边饰图案非常相似。佛座各个侧面的图案，不受钝角的影响和面积大小的限制，回旋自如，充分发挥“线”的特点。
　　4.石经幢残片 刻石残片有上下通直的棱角，棱角为140°钝角，碎石片应是九角形石柱的一部份。陕西境内所见绝大多数石经幢是八角形①，九角形与六角形并不多见。经幢上的文字为阴刻楷书，阴刻部位涂有朱砂，朱砂上面贴金。字体刚健清劲，字口锋棱具在，其中的“众”字与王知敬《李靖碑》上的“众”字似同出一源；“能”字与僧怀仁集圣教序中的“能”字相近，整个字体风骨显然带着隋末唐初的险劲书法风格。
　　5.开元通宝 由于铜锈腐蚀，字迹不太清晰，钱背新月纹已无从分辨。
　　6.长砖 泥质，青灰色，质地坚硬。有两块带有铭文，一件长36、宽16.5厘米、厚7.5厘米，模印两个字(图片037)。另一件长32.5厘米、宽16.5厘米、厚7.3厘米，横印“官罗惠”三字。其他无字长砖约数百块，大多破碎。
　　7.方砖 一面较光滑，一面有纹。边长31～33厘米、厚6.5厘米。
　　8.板瓦 绝大多数破碎，规格不一，一般长33～38厘米、宽16～23厘米，厚2.5厘米。
　　9.筒瓦 泥质灰色。表面光滑，里有纹饰，多数破碎。一种长42厘米、宽17厘米、厚2.5厘米；另一种长29厘米、宽14厘米、厚2.5厘米、唇长2.5～2.7厘米。
　　10.莲花纹瓦当 出土很多，有完整的，也有破碎的，均为莲花纹，但花瓣无一雷同。直径分别为10.8厘米、11.8厘米、14厘米、14.7厘米、15厘米。
　　除上述文物外，值得提出的是1980年底建造宾馆时，也曾出土一些文物。其中有许多善业泥佛像。颜色纯红，长方形、正面端坐一佛。高6.2厘米、宽4.5厘米、厚1.3厘米。唐代和尚圆寂，以骨灰和泥，范成佛像，藏于塔中，谓之善业泥。这种善业泥佛像在西安出土很多，此善业泥佛的形状与陈直先生著述中之隋仁寿二年兴福寺泥佛像非常相似②。
　　二、文物出土地点名称探索
　　从出土文物判断，施工之处过去应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隋唐佛寺，但这些文物没有一件能够揭示这座佛寺的名称。为此，必须弄清这里在隋唐时属于哪个里坊。
　　唐长安城就是隋大兴城，里坊仍因隋之旧。1983年大规模维修西安城墙时，发现唐长安皇城的正南门朱雀门和朱雀门西边的含光门。朱雀门遗址位于大保吉巷南口城墙豁口略偏东，压在明清西安城墙墙基之下。含光门当甜水井街南城墙豁口及豁口东侧。历史记载和考古调查证明，明清西安城的南墙西段及西墙南段就是在唐皇城城墙基础上修建的。唐朱雀门、含光门遗址的发现，无疑是测量唐长安里坊的最准确坐标。西北大学贴近西安城墙南墙西段的外侧，即唐长安皇城含光门以西至西南城角外侧。唐代韦述《两京新记》：“朱雀街西第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北第一曰太平坊。”宋代宋敏求《长安志》与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述与《两京新记》同。按其方位西北大学应在唐太平坊范围之内。关于太平坊的面积，《长安志》等书提供了数据，东西四百五十步；南北三百五十步③。一步约合1.47米，④则四百五十步合661.5米，三百五十步合514.5米。太平坊的南北跨度，若从西安南墙向南量测，皇城南面第一街宽120米⑤，加上514.5米共为634.5米，恰在今西北大学南墙所在地附近。太平坊的东西长度，东从含光门街即今含光路东侧起向西661.5米，则太平坊的西墙正纵穿校园内之教学六楼和七楼。西北大学宾馆及餐厅，正处于太平坊的西南隅。
　　据《两京新记》所载，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原注)景龙元年殇帝为温王立，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长安志》：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原注)本实际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所立，景龙元年殇帝为温王改温国寺，大中六年改崇圣寺”。由此可知这批出土文物应是隋实际寺、唐温国寺之遗物。
　　三、实际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实际寺是一座净土宗寺院，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陈列于碑林博物馆中的《大唐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并序》，记载着武则天永昌元年，净土宗大师怀恽奉敕任实寺寺主，怀恽是我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被日本净土宗奉为高祖的善导大师的衣钵弟子。韦述《两京新记》称：“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妙在净土院的精美壁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温国净土院，尹琳画三门，内吴(道子)画鬼神，南北窗画神，失人名。”唐中宗景龙元年(707)，中宗的第四子殇帝李重茂为温王时改实际寺为温国寺。《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景龙元年杖锡东都，因入长安。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为和上巡游二京，究学三藏”。鉴真和尚在实际寺完满完成具足戒的十位大师都是京城和全国著名寺院中德高望重的高僧⑥。鉴真于天宝十二载(753)东渡日本后，确立了日本施戒制度，奠定了日本律宗基础。1985年5月5日，在临潼县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下发现的《上方舍利塔记》碑，记载庆山寺曾为大风所坏，唯有温国寺的承宗法师能担负起重修庆山寺的重担，于是“乃命京师长安温国寺承宗法师充寺主”，自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九年，经过五年寒暑修葺而成。这说明彼时温国寺仍为著名高僧所主持。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敕令上都(长安)右街只留西明、庄严两寺，温国寺当在被毁之列。上述出土文物，可能即在此时被打碎遗弃。但为时不久，唐宣宗大中六年(852)改温国寺为崇圣寺，此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崇圣寺就没有可记述的事迹。到唐末，终于随着唐长安被毁而夷为平地。
　　(原载《考古》1988年第4期)
　　①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所见的唐代经幢》《文物》1959年8期。
　　②陈直：《西安出土隋唐泥佛像通考》《现代佛学》1963年3期；《唐代三泥佛像》《文物》1959年8期。
　　③《长安志》：“朱雀街东第一坊东西三百五十步，第二坊东西四百五十步，次东三坊东西各六百五十步，朱雀街西准此。皇城之南九坊，南北各三百五十步。”太平坊地处皇城之南，朱雀街西第二街，故东西四百五十步，南北三百五十步。宋代吕大防《题记》及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坊里大小与《长安志》同。
　　④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
　　⑥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附录一《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逸文：“鉴真大师受具之时，奉请十师等，亦是满意律师弟子也。所谓荆州玉泉寺弘景律师、西京总持寺仪律师、西京荐福寺道岸律师、荆州扬溪寺俊律师、西京崇福寺大德礼律师、西京崇圣寺纲律师、西京崇福寺闻惠律师、西京崇福寺思惠律师、西京荷恩寺法藏律师、西京荷恩寺丹律师、西京荐福寺恒律师、荐福寺志律师，彼列此十二人德已。总叹云，已上诸德，各研精律藏，兼达大乘，皆是首律师满意律师弟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