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吕大防《长安图》的科学价值

      
　　西安碑林是我国碑石荟萃之地，保存着2300多件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品。其中有两块不大的石刻图残石，一是唐长安城兴庆宫图，一是唐长安城太极宫图。这两件石刻图均刻制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比今苏州博物馆所存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的《平江图》早149年，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保存在碑石上的我国最早的城市图。
　　一、《长安图》的绘刻与在历史上的隐现
　　根据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①一书的记载，宋元丰三年五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永兴军包括今陕西关中以北大部分地区及甘肃省的庆阳地区。永兴军城即唐长安，今西安城)府事吕大防，命户曹刘景阳按视，*(左分右阝)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依照唐长安城旧图和唐韦述的《西京记》，并参照其他有关书籍，又考察了遗迹，编绘出《长安图》并刻在碑石上。这幅图是我国传统的计里开方的方法，用二寸折一里的比例尺(约九千分之一)画出的。用这样的比例尺把广大的城外郊区都包括进去，图幅显得过大，所以城外部分就没有按照这种比例。又因为以二寸折一里的比例尺容纳不下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内的众多宫殿，所以又为别图。别图的比例尺较大，我们至今能见到的《唐兴庆宫》图就是“每六寸折地一里”。根据《通志》卷七二《图谱略》的记载别图的名称分别是《唐太极宫图》《唐大明宫图》《唐兴庆宫图》《三宫合为一图》。
　　吕大防主持刻制的《长安图》和别图(以下均称吕图)颇得到当时和以后人们的重视和推崇。除赵彦卫《云麓漫钞》有详细的记述外，《通志》卷七二《图谱略》和《玉海》(王应麟撰)卷十五地理《唐两京新记》条均有著录。南宋程大昌撰写的十卷《雍录》就是根据吕图和参照其他图书而成。《雍录》中屡屡征引吕图，其中的《唐都城内坊里古迹要图》就是“案吕图位置以定此图”。元代的李好文也是根据吕图“较其讹驳，更为订补、厘为七图”而后才完成他的三卷《长安志图》②。李好文在《长安志图》卷上照录了吕大防的《长安图》的题记。题记之后记载着邳邦用的跋语。跋语称“此图(指吕图)旧有碑刻在京兆府公署，兵后失之。有雷德元、完颜椿者，访得碑本，订补复完，命工锓梓附于长安志后，壬子年中秋日合口邳邦用跋”。壬子是元至大五年(1312)，从这几句跋语中，我们得知，吕大防的《长安图》原来用原碑刻在京兆府公署，后来因兵后不知下落，而雷德元和完颜椿“命工锓梓，附于长安志后”的吕图也早已逸失。
　　几百年的岁月过去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叶昌炽在《语石》卷五地图一则中说：“宋吕大防长安志图已逸。近新出土残石数十片。余尝从西估得拓本，离合钩贯，不能得其斗笋之处。”叶昌炽是1847年至1917年间人，他得到的拓片是不是吕大防的《长安图》?如果说是，该图的碑石是在哪里发现的?后来又流落到哪里去了呢?
　　民国23年(1934)3月3日，陕西省考古学会何士骥在陕西省民政厅二门院内，发掘出唐兴庆宫大明宫同刻一石之残碑，高78厘米，宽65厘米，厚27厘米，图中兴庆宫完整无缺，民国时的民政厅二门院内，即今西安钟楼西北，鼓楼东。在唐代这里是尚书省的东南隅，明清时代的西安府。何士骥注明“即前藩司署院”。又隔一日，即3月5日何士骥与友人夏子欣于西安小湘子庙街的道旁污泥中发现太极宫图暨寺府坊市图。当发现之后，有吕姓者，谓系伊家藏之物，后经考古学会交涉，遂送交会内陈列③。至今陈列于西安碑林之兴庆宫图及太极宫图，即何士骥当时发掘和探寻出来的。
　　这两块残石图是不是吕大防原来所刻的《长安图》呢?民国25年(1936)纂修之《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刊载了这两个图，并在《唐西内太极宫图》后的按语中说：“图为吕氏大防石刻，原跋有考证长安故图一语，则是图之作必非偶然，且题跋衔名均与李氏图说所载适合，惟末行工张佑画李甫安师民武德成镌13字④下*(左无右刂)泐当是刻石人姓名，尤足证为吕氏原图无疑也。”又在《唐南内兴庆宫图》后按语：“按吕氏唐宫原刻有总分图，俱为保经堂⑤夏氏所藏拓片，总图石断裂凡七段。仅前图太极宫较完好，此图兴庆宫乃分图之一，亦完好，惟上段大明宫残图仅丹风、望仙、建福三门可辨。余如太极宫、内苑亦当有图，惜未得见耳。又汉城并有拓片二段，画石人马之类，疑亦吕刻，然太残阙，故不采。”《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肯定这两块石图就是吕大防的原图。从宝经堂夏氏所藏的拓片左下角还能见到吕大防题记的残片。太极宫图实际上就是《云麓漫钞》中所说的吕大防命刘景阳按视、吕大临检定的《长安图》，也即《通志》所记吕大防《唐长安京城图》的残存。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吕大防长安图已逸，新近出土残石数十片，余尝从西估得拓本”。如果把这块太极宫残石拓本与至今流传的吕大防长安图拓本相对照，正好拼接在一起。那么，这块太极宫图残石，连同其他部分的数十片残石，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出土的?后来又怎么成为夏姓家藏之物?夏志欣又怎么取得包括太极宫、吕大防题记等在内的拓片呢?除叶昌炽所记述的情况外，已无从得知。而兴庆宫图则是《云麓漫钞》中所说的“太极、大明、兴庆三宫用折地法不能尽容诸殿，又为别图”的别图，即《通志》所记载的《唐兴庆宫图》⑥，其折地法为“每六寸折地一里”，比例尺比长安城图大了三倍。至于吕大防所刻制的其他别图，也许有朝一日还能重见天日。
　　唐长安图(包括今存碑林之太极宫残石)和兴庆宫图是定准方位，按比例缩小刻制的。图内的门楼、宫殿等都是用平面和立体形象相结合的手法来表示的。这是我国古代绘制地图的传统画法。从图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千多年前唐长安城的城市风貌及一些细部内容。比如宫殿、官府、城门、寺观、坊市、街道、水渠、湖池的布设，重要建筑物和构筑物的位置，外形轮廓，立面造型以及城南终南山麓，樊川风景区的布局等，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高度成就，特别是它反映了帝都长安城的宏大规模和宫殿、寺观的巨丽，是建筑艺术和地图艺术的珍品，尽管它并非完璧。
　　二、《长安图》在中国地图学史的地位及其在实践上的作用
　　第一，唐长安图和唐兴庆宫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绘制城市地图的传统画法。我国古代城市地图起源很早。远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期，营建洛邑就有城市规划图(《尚书·洛诰》)。西汉和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作为帝京神都的长安，地图之作代代相承。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汉时代的《三辅黄图》和《长安图》。《三辅黄图》的图早已逸失，现仅存“图”上的部分文字和注记说明。至于《长安图》则连文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这《长安图》可能是西汉建都长安时所编绘的地图⑦，此外还有《西京图》等。到唐代，长安城的地图就更多了。据文字记载就有《长安图》《（长安）旧图经》《（长安）图经》⑧等等。即使到南宋，唐长安图还没有失传⑨。宋吕大防绘制的长安城及各宫图就是“考正长安故图”而爱其制度之密才绘制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长安故图，应当是唐代时的长安城图，遗憾的是不知道“长安故图”的确切名称和故图的作者。从《云麓漫钞》记述的吕图“以二寸折一里”和《唐兴庆宫图》上“每六寸折地一里”的刻字来看，吕图的刻制是源渊于裴秀的“分率”法。裴秀所提出的制图六体一直是我国西晋到明末一千四百年间编绘地图的理论基础。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图学家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等都是按照裴秀的制图六体来绘制地图的。我国的一些古地图莫不是用“计里开方”的方法来绘制的。《旧唐书·贾耽传》记述贾耽绘制的地图“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当然这是大范围的小比例尺地图。而从唐太极宫和兴庆宫图上的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三个基本条件——这也是现代地图上不可缺少的数学原素来看，完全符合裴秀所提出的制图最基本原则。无怪乎张鹏一在《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跋文》⑩中说到“此石兴庆宫三字旁刊每六寸折地一里，可知当时图与地，悉得之目验使后人据图开方，可推知宫殿所在，疑本之贾耽地图旧法，使足资传言”。张鹏一所说本之贾耽地图之法是有道理的，吕图应是从贾耽一脉相承下来的。
　　不仅如此，吕大防《长安图》及别图还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平江图》即可发现，《平江图》的制作方法完全是继承和发展了《长安图》的制作方法。而且对后来的城市图，特别是明清时代地方志中的地图的绘制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唐长安图和唐兴庆宫图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高度成就。隋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完整按全盘规划建造的城市。像它那样有明确的区划，使皇室居住的宫城、官府所在的皇城；市民百姓所居住的坊市以及棋盘式的街道等等井然有序，在当时是罕见的。这正如吕大防在他的题记中所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精制也。”
　　从太极宫图残石及夏氏宝经堂的拓片上可以看出，唐长安城的总布局皇室居住的宫城即太极宫，放在全城居中偏北，宫城之南是皇城，为官府衙门，官府手工业及仓库、禁军驻地。宫城和皇城之东、南、西三面才是市民居住的坊里。正对宫城和皇城大门的南北朱雀门大街向南直达外郭城的南门——明德门。这条中轴线东西两侧布局对称。街东街西的坊里，市场、道路也是对称的。通过中轴线的手法更加突出了长安城的主要建筑群——太极宫的宫殿。道路系统形成严格的方格网状，东西南北大街直角相交。道路交错当中必然形成方格。这些方格之中即市民居住的坊里。坊里大小也按一定规定布置，大体上分为三种。朱雀大街东西两侧的四列坊最小，而皇城和宫城左右的坊最大，其余则介乎两者之中。坊里不仅是市民的居住区，而且还有很多著名的大寺观和达官贵人的宅第。从图和拓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清明渠和龙首渠绕经坊里和太极宫的路线。总之，在城市布局上“朝廷宫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并采取了严格的坊里管理制，这与当时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严格管制与防范有关。
　　隋唐长安城是平地新建的都城，有严密的计划，城墙、道路方向正南正北，充分表现了先进的测量绘图技术。
　　从吕大防《长安图》拓片摹本上和兴庆宫图上，可以看出长安城内的建筑不仅布局整齐，而且建筑形式也丰富多彩：城楼高耸，城墙俨然，巍峨的宫殿层连不断，楼阁台榭，高下相间，庙宇衙廨，渠道池潭无不各具其形，各尽其态，更为城市增添了美丽的立体轮廓。在今天的西安，还保留着当时的建筑遗迹，如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和大荐福寺的小雁塔还是西安城市的象征和标记。
　　第三，从考古发掘唐长安城遗迹来验证吕图的精确度。
　　考古发掘表明，唐长安太极宫东西长1967.8米，南北是1492.1米。而吕大防题记为“太极宫广四里，纵二里二百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以每步按1.47米折算，一里为三百六十步，则太极宫东西应为一千四百四十步，合2116.8米，考古实测数字比吕图少149米。但南北长度实测又较吕图多100余米(合七十五步)。
　　唐长安城的坊里，吕图题记“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东西二门，纵各三百五十步(合514.5米)。中十八坊广各三百五十步(合514.5米)，外十八坊广各四百五十步(661.5米)。皇城之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门，广各六百五十步(合955.5米)。皇城左右之南六坊纵各五百五十步(合808.5米)，北六坊纵各四百步(合588米)”。从考古发掘实测数字来看，皇城之南的三十六坊数字与吕图所记相差不大。朱雀街次东三坊和次西三坊吕图所记的六百五十步是不对的，比考古实测数字少几十米。至于各坊的南北长度与实测数字则比较接近。
　　关于吕大防兴庆宫图与长安兴庆宫实地发掘的情况，《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11)一文是这样说的，“根据钻探的资料，结合宋刻石碑对照，因北半部各建筑为今之关城及居民住宅占压破坏无遗，很难找出迹象。然就南半部的情况与宋刻石碑图比较，除各建筑之间的距离及宫的围墙等，在比例尺上稍有出入外，其他基本相同”。兴庆宫在1958年正式发掘，从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12)一文中得知“吕大防之兴庆宫图，当是根据开元十四年以前的情况所绘，但把花萼楼与勤政楼接连在一起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因为开元十四年兴庆宫“又取永嘉、胜业坊之半增广之”。(《大唐六典》卷七)后来在开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三日毁东市东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广花萼楼前”。(《唐会要》卷三○)根据各种文献记载兴庆宫内之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均在西南隅，前者在兴庆宫南墙(西端)，后者在兴庆宫西墙(南端)，但今发掘证明，花萼相辉楼并不贴在兴庆宫城的西南隅西宫墙上，而勤政务本楼则与宫城西墙还有125米的距离，显然兴庆宫的西部又向西扩展。
　　今实测兴庆宫城址南北长1250米，东西宽1075米，呈长方形。而在兴庆宫图(拓片)上量算东西是40.2厘米，南北是43.3厘米，按唐尺等于29.5厘米计算，东西合13.63寸，南北合14.68寸，按图上注明的“每六寸折地一里”东西折2.28公里，唐里一里为531米，东西长为1170米。同样南北折2.45里，是1257米。吕图上南北长度非常接近实际，而东西长度却多出95米，至于马得志先生所说“吕大防之兴庆宫图，当是根据开元十四年以前的情况所绘”恐值得商讨，因为在开元十四年以前兴庆宫的东西长只有一坊之地，是不会达到1170米的。
　　1982年3月西安市电瓶车制造厂(原秦川汽车修配厂)在大门外修建排水道时，于地面下近1米处发现《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高德颂碑》，碑立于显庆元年十二月八日，碑石出土地点在西安市火车西站正北，距铁路线约30余米，根据长安城址测定碑石出土地点正是唐长安修德坊西北隅，弘福寺内。弘福寺是贞观八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太穆皇后追福所立，神龙元年改为兴福寺。太宗时广召天下名僧居之，著名高僧玄奘由印度求法回国后也居住在弘福寺翻译佛经。从残存的太极宫图上已看不到修德坊和兴福寺的所在，但在吕大防《长安图》拓片摹本上还清楚地显示出兴福寺的所在。其方位、距离均与碑石出土地点相符合，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吕大防《长安图》的精确程度。
　　小 结
　　吕大防《长安图》及兴庆宫等图在研究唐长安城解决了多少问题，又提出了多少值得探索的新问题。
　　50年代后期开始，陕西省文管会对唐长安的城墙、城门及一些重要的宫殿进行了探测。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作了进一步的勘查和发掘，在所有这些工作的进展中，无不以吕大防的《长安图》来“按图索骥”或把发掘的文物来对照吕图。而在勘查和发掘之后所编写的报告中，都引证了吕图或以吕图来对比。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吕大防《长安图》在实践中的作用和价值。
　　吕大防是北宋时人，由于当时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地图的绘制和应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但出现了大量的边防郡县山川形势图，而且也出现了像吕大防这样刻绘的《长安图》。吕图上承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等图，下启宋《华夷图》《禹迹图》和南宋杰出的城市规划图——《平江图》。但由于受到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在《长安图》的刻绘中出现了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地方，这是难免的。而且也有些误差本来是唐人已搞错的。瑕不掩瑜，吕大防的《长安图》在我国地图史中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附注：正当论集即将付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大明宫丹风门遗址进行考古钻探和发掘表明：丹风门是五个门道，并非1957年考古所认为的只有三个门道。这一事实证明，历史文献和古地图只有吕大防《长安城图》刻绘丹风门是五个门道，是完全正确的。它的科学价值再一次得到验证。
　　(原载《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2期)
　　①《云麓漫钞》有稗海本和涉闻梓旧本。今据涉闻梓旧本。涉闻梓旧本上所引的元丰三年正月五日按吕大防题记残石改为元丰三年五月五日。
　　②见《长安志图》李好文序。《四库全书总目》七十地理。
　　③何士骥：《唐大明兴庆及太极宫图残石发掘报告》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五卷第四期，1934年。
　　④两县续志“惟末行工张佑画李甫安师民武德成十二字”据吕大防题记残石应在“成”字后加“镌”字，是13字。
　　⑤保经常应为“宝经堂”。夏氏即夏志欣，西安府学街人，1934年也曾供职陕西考古学会。
　　⑥从残碑的形制来看，不像是《通志》所记载的《三宫合为一图》
　　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二宫殿都会总志之属。另外可参考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四章)，商务印书馆，1959年新一版。
　　⑧宋敏求《长安志》所引。
　　⑨《通志》七十二《图谱略》有唐长安图。
　　⑩何士骥《唐大明兴庆及太极宫图残石发掘报告》后附之跋文，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五卷第四期，1934年。
　　(11)见《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12)《考古》195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