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彩绘泥塑骏马俑赏析

    
　　吐鲁番地区，地处丝绸之路东段要冲，是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门户，在吐鲁番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先后发掘出相当数量的彩绘泥塑俑，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几件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彩绘泥塑骏马俑，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地域特色，是研究古代雕塑艺术的珍贵资料。
　　在现代交通工具没有发明之前，马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无论是运输、狩猎、作战，还是游宴、旅行、乐舞等都离不开马。所以在历代古墓群中多有马俑塑随葬。
　　根据文献记载，使用马匹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那时，周穆王当政，他很喜欢坐马车旅游，于是请了一位姓赢名造父的人来赶车，去游昆仑山[1]。西汉以来，由于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需要大量骑兵，并且需要大量马匹从事耕作和运输。故而，在中央王朝的提倡下，中原各地大规模养马，养马之风渗透到了汉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到了唐代，唐王朝组建有庞大的骑兵队伍，马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官位高低即以马骑的数字来表示。皇室贵族都喜欢养马。正因为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使马成为文化艺术的重要表现题材。在历代文学艺术中，也有骏马形象的作品。绘画“鞍马”，在唐代是独具特色的一大画科；在雕塑方面，各种形态的骏马形象被塑造的栩栩如生；大自陵墓前的庞然石雕，如“昭陵六骏”、“乾陵翼马”等，小至墓葬中十几厘米的马俑塑，不计其数。因此，马成为唐代艺术中常见的主题。
　　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先后发掘出相当数量的彩绘泥塑俑，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阿斯塔那”是啥萨克语，意为“首府”，是伊斯兰教重地，汉名为“三堡”)。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几件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出土的彩绘泥塑骏马俑，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地域特色，值得我们探讨并赏析。
　　一、备鞍佩缨的战马
　　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中的“唐彩绘泥塑骏马俑”(图1)，通高75厘米，长83厘米，马通体为淡青色，体形比例匀称、面部清秀、双耳耸立、眼若悬铃、炯炯有神。头向左微斜，张着嘴似在嘶鸣，神色机敏，好像在倾听并注视着什么；马俑塑汗沟深长，臀尻圆实、短尾后翘、腕促蹄高、延然卓立(古人鉴别马匹是否健步如飞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腿细、蹄小而坚硬)。颈处悬挂着一串似火焰般的红繁璎珞，引人注目。这种特有的饰物更能衬托出骏马的矫健与洒脱。虽然未作奔驰状，但在静中含蓄着奔腾之势及旺盛的生命力，是一匹举步轻捷，速力兼备，而有耐力的战马形象。马俑塑虽然未备笼套，但鞍、鞯、障泥齐全，是雕塑者事先捏塑或模印成型后粘贴上去的，图案清晰，色彩艳丽，有强烈的立体感，为我们认识古代的马具和马饰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
　　马具是骑兵在战马上保持平衡稳定的坐具。鞍在我国春秋时开始出现其雏形，秦汉时已有完整的马鞍，不过鞍桥较低，以后为防止骑者坠马，鞍桥逐渐加高，三国时已有制作精致的高桥鞍。魏晋南北朝时，鞍的前后桥都呈垂直状。到了唐代，马鞍的样式改变了过去高桥垂直鞍的形制，后鞍桥向后倾斜，便于乘骑者上下方便，称之为“后桥倾斜鞍”。鞍下有鞯，又叫鞍褥，通常用毡子做成，也有用毛皮制作的，鞯下有障泥。障泥是垂于鞯下马腹两侧(汉代称之为珂)，用以遮挡尘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障泥呈箕形，形体也比较大，悬于鞍外，从鞍下缘一直垂过马腹。《世说新语·术解》载有一则马因障泥之故不肯涉水的故事。其说：“王武子(济)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2]说明当时障泥比较长大，涉水受濡。唐代讲究用锦作障泥。鞍马备鞍之后，如不乘骑，在鞍上罩以鞍袱。宋代称为鞍复或鞍帕。为了固定鞍，鞯要自马胸、尻、腹部引出革带加以系结，分别称为攀胸、鞦、韅。在攀胸和鞦上悬挂有各种饰物，称为杏叶。唐代杏叶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除施以花草类植物图案外，还有铸出动物图案的，质地有铜银、鎏金和玻璃镶嵌等多种。马鞍后两侧还系有若干条装饰性短带，称之为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唐宋时盛行。马镫是马具中重要的一环，没有马镫使骑乘不便。根据考古专家发现的实物资料考证，马镫发源于我国，并很快传播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之间的欧亚各国。最早的马镫见于湖南长沙市金盆岭21号西晋永宁二年(302)墓出土的一组“青瓷骑马乐俑”上，在马的左侧前鞍桥下，垂有一个三角形的马镫，不过还只是单马镫。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使用马镫的实物例证，它证明了在西晋时期我国已开始使用马镫，是研究马具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1970年在南京象山清理东晋王氏家族墓时，从7号墓(推断墓主为东晋初年的王廙)中出土的一件陶马上已配有双马镫。有了马镫，不仅骑者上下马更为方便快捷，而且使骑士与战马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更能行动自如，有效的控制马匹，遂使骑马得以推广。备有精美马饰、马具的鞍马在唐代泥塑艺术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在中国闻名，而且受到了世界艺坛的赞赏。
　　二、马球运动中的跑马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唐彩绘泥塑打马球俑”(图2)。通高30.5厘米，身长38厘米。骑者头戴黑色幞头，身穿圆领褐色长袍，足穿马靴，紧踩马镫，上身略向前倾，右臂扬起，手中握一弧形木杖，作执杖击球状。坐骑为一白色骏马，络头、鞍鞯、马镫齐备。马四蹄腾空，作迅猛奔驰状。人马动态造型和谐统一，比例精确。雕塑者运用夸张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把马球场上烈马奔驰，相互追逐的激烈比赛场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是一件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
　　马球，古代称为“击鞠”、“打球”或“击球”，是骑在马上以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体育形式，今谓之马球运动。因为它是一项相当惊险、激烈的活动，所以要求竞技者不仅具备强壮的体魄，高超的骑术与球艺，更要有勇敢、顽强、灵活机智的素质。是唐宋时期一种较具特色的球类运动形式。
　　关于马球的起源，至今尚未定论。在我国古文献中，“击鞠”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曹植写的《名都篇》中，诗词中尽情地赞扬了健儿们“连骑击鞠”的技艺，已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
　　《名都篇》的写作时间在曹丕代汉不久，因此，击鞠至迟于东汉末年就已经出现了。由于马球运动的昌盛与古代骑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它的发展必然受到骑兵技术的影响。汉代以后，随着骑术的发展，马具的改革，骑兵在唐代达到了极盛。它有着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同时，马上作战，骑射、砍杀更为灵活。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战术和马上骑射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由于这一军事目的，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马球运动盛行一时。上至帝王，下到文武百官，无论男女，喜观喜打。竞赛活动非常普遍。关于击球的情况，据《金史·志第十六·礼八》记载：“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3]由此可知，当时击球有单球门和双球门两种竞赛形式。球和今日国际上马球运动所用的球相似，只不过现在的球不是用红漆染色，而是以白色熟皮包裹而已。1972年在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发现了一幅《马球图》壁画，它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唐代马球竞赛的激烈场面。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唐镜“妇女打击球图”，上刻有四名妇女骑马打球的形象，这为研究唐代妇女打马球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宋代以后，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马球活动更为常见，同时在一些球类用具上也进行了改革。如以前的马球用球是一种拳头大小的木质球，而元代则变为皮缝制的“软毯子”，球杖也比以前的长，用长杖拖球，或用杖弹打，使其不落地，然后纵马驰至球门，击球入门。
　　盛行了千百年的马球运动，流传到明朝初年已呈衰落之势，清代中叶以后，有关击球的记载渐渐稀少。直到民国初年，西方现代马球传入我国，马球运动才缓缓地发展起来。“唐彩绘泥塑打马球俑”的出现，对研究古代西域和中原文化交流以及体育运动史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身姿矫健的舞马
　　吐鲁番阿斯塔那336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唐泥塑舞马俑”(图3)，通高58.3厘米，身长61厘米，马俑塑扬颈低头、双耳挺立、体质健壮、丰筋少肉、长鬃缚尾，右前蹄抬起，好似随着乐舞正在进行舞蹈动作。舞马最早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当时驯马戏中的一种，它不是人骑在马上表演骑术的技巧，而是训练马自身随着音律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唐代是舞马发展的顶峰时期，开元天宝年间，舞马的规模极为盛大，尤其是大酣之日，一俟百戏表演进入高峰，百匹形体矫健、毛色美观的舞马就会进入角色，随着乐曲的节奏奋首鼓尾、欢腾舞蹈、跳跃旋转，为宴会增色。舞马在当时被视为盛世祥瑞之物，深受人们的喜爱。此马俑塑造型美观，形象生动。创作者将马右蹄抬起的瞬间动作刻画得细致入微，体现出极强的动感和力感，同时，把内在的精神也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充分反映出古代雕塑家们高度的洞察力和精湛的塑物象形能力，是古代泥塑舞马俑中的上佳精品。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区泥塑骏马俑形象的出现，自然令人联想到从汉代就名扬中原的天马，即大宛马。据专家们研究考证，古代大宛马的形象气质，在现代阿哈尔捷金马身上有所遗传。西汉时产大宛马的贰师城，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州的奥什城[4]，事隔千年，阿啥尔捷金马身上仍然保留有古代大宛马的一些特征，如：头部秀美，耳型小巧，脖颈较长，腹围小，躯干雄壮，肌腱明显，四肢修长等。这些特征在吐鲁番泥塑骏马俑的形体上都能不同程度地体察到。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5年，张骞通西域后返抵长安，乌孙王特意派遣使者数十人，带着良马数十匹，同张骞一起到汉朝答谢。过了十年，乌孙王又派使者到长安，送给汉武帝良马一千匹作聘礼，主动要求和亲结盟。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把细君公主嫁给了他。得到乌孙良马的汉武帝，如获至宝，喜出望外，遂赐名“天马”[5]。它引进内地后，使内地的马种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从汉唐美术遗迹中马的形象中可以看出。如：东汉画像石、画像砖上的骏马形象。隋唐文献记载：“隋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骏曳地，号日狮子骢，上置之马群”。《唐会要》卷七十二：“康居国马也，是大宛马种，形容高大。武德中，康居国献马四千匹，令时官马犹其种也。”《续博物志》：“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在我国古代相马，有肉马与筋马之别。肉马之骨，外表肥硕，但未必一日千里；而筋马多骨丰筋，是骨力追风的汗血良马。新疆临近大宛，自然能得到很多大宛良种马。上述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马俑塑的特征，应属于或近似于大宛马。大宛马优良的体质及特性与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经受了干旱、酷热、寒风、冰雪的历练后，马的体形才能干练劲健。同样是形体高大的马种，在缺乏严酷考验和锻炼的条件下，往往偏于肥硕。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的马塑俑，精美高华，气魄宏大，浑厚雄壮有余，骁腾轻捷不足，这大概就是内地与边疆地区马匹特点的差异。
　　四、骏马俑塑的造型艺术与制作工艺
　　骏马俑塑的艺术造型多是写实的，创作者凭借对马匹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艺术一丝不苟的追求，娴熟掌握马的性格及变化多端的动态，充分体现出其意图和思想。所以雕塑作品不仅工艺制作精细，形象逼真，生动有趣，而且造型多种多样：有的静止而立、有的昂首长嘶、有的低头觅食、有的腾空飞奔……各种形态都自然轻灵，生动活泼。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皆具形似，而且达到了神似。可见唐代雕塑骏马艺术之精湛，并且被人们所赏识。
　　中原地区随葬的马俑塑，以陶质烧制为主，因取材便利，可以精心制作，大规模成批模制生产。而吐鲁番地区随葬的泥塑马俑，质地虽不如陶俑坚实，但因自然气候炎热，年降雨量又极其稀少，土壤异常干燥，因此泥俑不易受到水的浸湿，变得非常坚硬。所以泥俑的制作，不经焙烧同样可以长期保存其形状和鲜艳如初的色彩。它的制作方法主要是手工捏制和雕刻，因而塑造出来的形象更为生动、自然准确、别具一格，体现出古代艺人纯熟高超的技巧和率直的写实风格。例如：彩绘泥塑骏马俑的雕塑程序和工艺，首先要选择与塑形要求相适应的木棍和草秸，捆扎出马的大致造型和动态，然后用当地的牲畜毛与泥混合后，进行成型塑造(称之为毛泥造型)。然后在打磨细腻润滑的毛泥造型基础上精雕细刻，充分完善表情神态的刻划；最后再施以底色，随形敷彩和描绘纹饰。主要色彩是黑、白、红、绿、黄等。这些着色原料，经化学分析鉴定，大都为矿物质。所以俑塑作品色彩明快，风格健康清新，富有质感。无论是雕刻技法、造型还是用色艺术方面，这与新疆各地千佛洞泥塑佛像的做法完全相同。这就是唐代高昌社会，在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审美情趣。
　　据考古专家统计的数据资料证明：在全国各地数以十万计的隋唐墓葬中，随葬有泥塑俑的，只发现于辽宁朝阳地区、河南安阳地区和新疆吐鲁番地区，数量约在千件左右，陶俑则遍布全国各地，总数约在数万件以上。而内地由于雨水充足，地下水位高，发掘时泥俑都很酥软，而且很多都无法取起；再者泥俑工艺制作简单粗糙，无法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泥俑相比，由此可见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唐代泥塑骏马俑的珍贵。它从内容题材到艺术形式，与中原地区唐马俑塑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点，是中原文化艺术随着唐代的强盛不断西渐，与西域文化艺术交流发展的最好例证。它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中国俑塑艺术的民族优良传统，其作品既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又是唐代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是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的必然反映，这也正是吐鲁番地区泥塑俑类的产生、发展，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时期中国泥塑史的欠缺，为研究新疆和中国雕塑史、葬俗史以及社会文化史，提供了翔实的珍贵素材，是中国古代雕塑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1]曹者祉、孙秉根主编：《中国古代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注》，周祖谟、余淑宜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脱脱等：《金史》，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2007.2.8
　　[4]常征：《谁是坎儿井的创造者——兼辨大宛国贰师城》，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5]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