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出土打马球俑谈唐代马球运动

    
　　新疆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唐骑马打球俑。此俑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俑马一体，俑骑于马上，高29.2厘米，长38厘米，飞奔的白马上男子蓄八字胡须，身穿唐朝流行的圆领紧身酱色长袍，头戴幞头，脚穿黑色皮靴。两目紧盯地面，手臂高挥球杖，作击球状。此俑和马均被刻画得风采形神兼备，令人观后深感震撼，不免对唐代的马球运动的盛行程度遐思一番。
　　马球，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球类运动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但学界现普遍认为，马球运动始于小亚细亚、中国、印度次大陆，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国古代马球运动最迟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时期。现代马球运动是英国殖民者从印度传入西方。马球运动曾在公元6世纪到9世纪时在全亚洲广泛流行。我国古代称之为“击鞠”、“打球”或“击球”，是骑在马上以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运动形式。唐朝时期，马球成为了皇室贵族最喜爱的运动，并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和发展。一时间，全国上下球场林立，从宫廷到民间都有广泛的开展，打球成风。打马球运动最迟出现于东汉时期，但到唐代达到极盛，唐中期曾发展到以球技高低决定藩镇官吏的选拔和升迁。以后各代，虽不断加以继承和推广，但都不及唐代盛行。
　　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看，打马球题材的文物出土不少，唐代的居多。例如章怀太子李贤的墓道上的大型壁画《马球图》、在西安市临潼区关山村的一座唐墓出土的四件白陶彩绘打马球俑、临潼发现的唐代打马球俑群、唐代韩幹绘制的《宁王调马打球图》、在扬州邗江县太安乡金湾坝工地出土的打马球铜镜以及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打马球俑等。
　　根据文献记载，唐代马球运动遍布全国，关中地区、江南一带，就连南部的桂州、和西部的沙州都有记载，更西的当属这件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打马球俑”了，它是打马球运动在西域流行的最好物证。
　　唐代的马球，分为单、双球门两种赛法。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个小洞，洞的尺寸大约一尺见方，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的多寡决定胜负。此法简单易行，在百姓中间比较盛行。双球门赛法与现代马球相似，参赛甲、乙双方在规定时间内，以得筹数的多少决定输赢。高水平的球员对赛场、球杖和骏马都十分讲究。
　　说到马球运动便要谈到马球、球杖、球场和马。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古代西域一直是球制作业的重要地区。文献记载唐时西域安国向朝廷进献贡物，除良马、围棋子等以外，还有“郁金球”、“拓辟大氍球”、“修氍球”等。1979年在敦煌马家圈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西汉中期用皮毛制作的球，但其用途尚需进一步考证。敦煌遗书S·1366《年代不明(980至982)归义军衙内面酒破用历》记述了球场管理中所支出马球的账目单。据文献记载来看，古时使用的马球一般小于拳，呈圆形，涂有颜色，有木制、皮制等品种，约8.5厘米，与现代马球比赛使用球直径8.5厘米的规则要求完全一致。球杖的制作从文献中可以得知在取材、装饰上更为精细，一般尾端取偃月之状，正所谓“球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44窟中可见到执球杖的供奉官。由于当时马球的盛行，西域地区还出现了球杖制作手工业。此外，据《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记载，唐代丝绸之路上筑有许多马球场地。如陕西长安(西安)、甘肃敦煌、新疆塔什库尔干等地区都筑有马球场，且球场规模非常宽广、规范，一般能存兵数千，并用油料来筑球场，使球场平滑如镜，既可防雨又可防马踏之后飞扬尘土。此外《资治通鉴》卷271记载：“渥居丧，昼夜酣欢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说明在当时已具备有照明条件的马球场，满足夜间马球比赛的需要。由此可见，马球运动在我国流行的盛况。
　　吐鲁番出土的这件打马球俑不仅展现了驰马挥杖强体魄的大唐雄风，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此打马球俑为研究唐代马球运动的各类规则及唐代服饰文化提供了很翔实的实物资料。此打马球俑是精品之作，从作者制作手法的娴熟程度不难看出他对打马球运动的熟悉程度，也不难看出墓主人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而且打马球风在吐鲁番地区已经出现。可以说这件打马球俑是马球运动在西域流行的最好物证。
　　参考资料
　　张涛：《西域马球文化活动史略考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二期。
　　贺婧婧：《打马球俑与木亭模型：西域唐风中的文明碎片》，《文明》。
　　王军花、李胜军：《从出土文物谈唐代的马球运动》，《中州古今》2006年第六期。
　　徐国营：《从历史文物谈丝绸之路上的马球运动》，《人文杂志》199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