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来朝岁，五服远朝王

　　——论唐大明宫在中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有唐一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兴盛时期。长期的政治统一、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使唐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亚洲乃至当时世界之强国。国都长安更是繁荣富庶，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呈现出国际大都会的风貌。唐朝京师长安的政治中心，即唐帝国的政治中枢，长时期又在长安的大明宫。从贞观八年至乾宁三年(634～896年)，二百多年间，大明宫成为唐朝历代皇帝处理政务、朝会大典、颁发诏谕及接见外国贡使等的重要场所；其建筑之宏伟、壮丽，布局之严谨、巧妙，在长安宫城中超过太极宫和兴庆宫。
　　作为唐帝国政治中枢，大明宫有诸多政治功能，皇帝接见、宴请周边地区民族首领或使臣，是其中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民族观，凡是周边地区民族及境外一些民族、国家，一律视之为臣属于天朝的臣民，称之为“四夷”；其国主、首领或派遣来的使臣至京师，则称之为“朝贡”或“朝献”。这种政治观和制度源于先秦时期的“服事制”，也就是在王畿、诸侯国等华夏族之外，众多的周边民族或国家被名之为“要服”、“荒服”，他们要向华夏天子每岁朝贡，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①事实上，凡来朝贡、朝献的民族或国家，大部分的确在政治上不同程度是附属于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他们的朝贡有政治依附关系的性质。但是，也有一部分距中国遥远的外国遣使，他们与当时的中国王朝并没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其朝贡实质上属于一种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性质。
　　在历经太宗“贞观之治”和玄宗“开元之治”后，大唐的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吸引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一些国家纷纷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朝贡即是最正式、最重要的交往之一，也是唐代中外关系的集中体现。据《唐六典》卷四主客郎中条记，与唐保持朝贡关系“有七十余蕃”。《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详细记载了各国朝贡的情况。如至唐京师长安“朝贡”的外国，在今欧洲的有拂菻国(又称“大秦”)，即当时欧洲强国东罗马帝国，从贞观十七年(643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先后六次遣使朝贡，献方物。②在今西亚、中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等地)，与唐关系更为密切，数遣使朝贡。高宗时，波斯渐为大食(阿拉伯)所侵，求援于唐，其王卑路斯逃至长安，后虽为大食所灭，但其国犹存。“自开元十年(723年)至天宝六载(747年)，凡十遣使来朝”③。以后至大历六年(771年)前，仍朝贡不绝。④又有原波斯所属陀拔萨惮国(在今中亚里海南岸)也遣使至唐朝贡。⑤此外，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唐代称之为白衣大食(即倭马亚王朝，611～750年)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曾派军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现有资料文献所见，自永徽二年(651年)起，大食共约有三十九次遣使入唐。
　　在今中亚地区，唐代有“昭武九姓”诸国，即康国、安国、曹国、米国、石国、何国、火寻国、史国、戊地国，他们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记载，从贞观八年(634年)至大历七年(772年)，九国遣使达六十余次，其人入居长安者亦甚众。又居于中亚阿姆河南的吐火罗国、挹怛国(即*(左口右厌)哒)、谢*(左風右日)国、帆延国；居于帕米尔高原的大小勃律国、识匿国、俱密国、护密国、骨咄等国，均时有遣使入唐朝贡。⑥
　　在今南亚地区的印度，唐代以前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国，后中天竺并其余四国。但不久，又分裂。五国先后均有遣使入唐者。印度南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及印度北边的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西边的尼婆罗国(今尼泊尔)等，也都不时遣使入唐朝贡。在今东南亚地区，唐代称为“南海”的诸国，见于记载的朝贡情况，有邻近唐安南都护府的林邑国(环王国，在今越南中南部)朝贡达三十五次，真腊国(今柬埔寨等地)共十六次，诃陵国(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共约十三次、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共六次，堕和罗国(在今缅甸那沙林至泰国湄南河下游)四次，盘盘国(在今泰国万伦湾)四次，骠国(今缅甸北部)三次，陁洹国(在今马来半岛北部)三次，丹丹国(在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参半国(在今老挝西北)等二次。⑦
　　此外，在唐朝东邻的日本及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其中，日本遣唐使和新罗遣使次数最多。
　　以上大致是属于中外关系范畴的外国朝贡情况，还有被唐朝同样视为“四夷”或荒服的周边的民族或政权，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范畴，如东北的靺鞨、契丹、奚、霫、失韦、渤海；北方的铁勒诸族，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沙陀等；西北方的西域高昌、龟兹、焉耆、疏勒、于阗，以及吐谷浑、党项等；西南方的吐蕃、南诏等国。他们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朝贡，史籍记载颇多，不一一例举。
　　唐朝沿以前历代传统朝贡体制，设有专门接待朝贡蕃主、使臣的机构——鸿胪寺及尚书省礼部下属之“主客郎中”，并制定了有关朝贡的一系列制度，如主要国使、蕃主住鸿胪客馆后，迎劳、宴请、接受表章等礼仪。⑧然而，其中最重要、最隆重的仪式，是唐朝皇帝亲自接见和宴请朝贡使臣、蕃主，它是集中体现唐帝国与朝贡诸国或民族政治关系的象征仪式。据史书记载，这种仪式进行的场所，即是大明宫内的主殿含元殿，它与殿外的丹凤门一道为举行“外朝”的地方。每岁至元正、冬至，皇帝举行大朝会，各国使臣、蕃王也齐集含元殿，朝觐天子，盛况空前。本朝张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诗云：“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⑨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诗亦云：“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⑩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亦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1)所谓“万国”是形容朝贡各国数量之多，朝贡蕃主及使臣规定“服其国服”，故有“万国衣冠”之说；冕旒，即皇帝所戴冠冕，此处指唐天子。正、冬含元殿大朝会，有诸蕃国各献方物，“列为庭实”(12)；往往还举行宴会，伴以乐舞百戏。郑锡撰《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云：“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祥风应律，庆云夹日，华夷会同，车书混一。”(13)
　　除大明宫含元殿外，皇帝有时也在大明宫内的宣政殿、麟德殿、紫宸殿、延英殿等处，接见或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蕃王。如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李世民在大明宫芳兰殿(紫兰殿)宴请回纥等铁勒诸部首领；(14)至德元年(756年)，肃宗李亨于宣政殿接见回纥叶护等；(15)德宗李适曾在大明宫延英殿接见过南诏王异牟寻之子寻阁劝。(16)贞元十年(794年)三月，德宗于麟德殿接见南诏使，“赐赉甚厚”(17)。唐代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诗云：“端拱承休命，时清荷圣皇。四聪闻受谏，五服远朝王。”(18)卢纶在《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诗中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之句。(19)
　　总之，大明宫作为唐代的政治中枢舞台，由皇帝亲自接见、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蕃主的大朝会在此举行隆重仪式。举行大明宫见证了有唐一代与周边民族关系发展和演进。
　　二
　　唐境外诸国及周边诸民族政权至唐京师长安的朝贡、朝献，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具有经济交往的性质和意义。诸国的朝贡使团往往带有一批商人(“商胡”)，沿途及在京师进行贸易，并向唐朝献其国特产与方物。朝贡者在大明宫含元殿等处朝见之时，将方物献给大唐皇帝。白居易《新乐府辞九》就记述了贞元年间林邑(环王)献犀牛事，诗云：“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20)
　　至于文献所记，朝贡诸国所献方物就更为详尽了。如欧洲拂菻国献赤玻璃、绿金精、底也伽(一种药物名)、狮子、羚羊等；(21)波斯国所献方物有玛瑙床、火毛绣舞筵、无孔真珠、琥珀、狮子、香药、犀牛、象等。(22)大食国所献方物有狮子、良马、豹、金线织袍、毛锦、宝装玉、洒池瓶、龙脑香等。(23)中亚昭武九姓国献方物中，有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献的金桃、银桃、狮子、豹、毛锦、青黛、锁子甲、水精杯、玛瑙瓶、驼乌卵、越诺布，安国献的豹、马，米国献的拓壁舞筵及鍮石，史国献的蒲萄酒等。(24)印度五天竺国所贡方物有豹、五色鹦鹉、问日鸟、质汗药等。罽宾国献方物有善马、波斯锦舞筵、红盐、黑盐、白戎盐、质汗、千金藤、瑠璃、金银等。(25)狮子国贡方物有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左疊右毛)等。(26)泥婆罗国献波稜菜、浑提葱。(27)南海诸国贡方物则有驯象、镠锁、朝霞布、火珠、犀牛、象牙、珍珠、花*(左疊右毛)、沉香、婆律膏、五色鹦鹉、玳瑁、频伽鸟等。(28)
　　唐周边民族和政权朝贡方物则更多，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则贡马、氂牛等牲畜及畜产品；西南吐蕃、南诏多贡金银器皿、犀牛、马等。东北各族则贡名马、丰貂等。
　　唐朝皇帝对上述朝贡蕃主、使臣，往往以官爵名号敕封，并赏赐或回赠大量的金帛、服饰、财物等。《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有详细记载。如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丙午，大食遣其将苏黎等十二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带，放还蕃”；同年七月，“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开元十五年(727年)二月，罗和异国大城主郎将波斯阿拔来朝。赐帛百匹，放还蕃。因遣阿拔赉诏宣慰于佛逝国王。仍赐锦袍钿带及薄寒马一匹”(29)。
　　由此可知，唐代各方遣使朝贡方物及唐朝回赐金帛，也带有经济贸易的性质，特别是距唐朝较远和未直接或间接管辖的诸外国的朝贡，其贸易的性质更为突出。朝贡方物和回赐金帛，虽然并非中西方经济贸易的主流和主要的途径和形式；但是，却是一种在政治关系之下的最高级的贸易形式。它不仅使唐朝从朝贡的各种珍奇、罕见的方物中，扩大了对世界各地的感性认识，丰富了内地稀有的动、植物品种，而且开启和扩大了中外民间经济交流的大门。而这些大多是在唐京师长安的大明宫内进行的。大明宫在中外经济交流、贸易的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无可替代的。
　　三
　　在中外文化交往方面，大明宫也有其特有的、突出的作用和地位。
　　首先应提到的是，在外国及周边民族政权朝贡所献方物中，除上述动、植物及各种异香名宝等物品外，还有乐人、幻人、奴婢等具有特殊技艺之人。如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蒲萄酒。……七月，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十七年(729年)正月，米国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30)。胡旋女子，即擅长跳西域的一种多旋转与蹬踏动作舞蹈的女子。开元、天宝年间，“胡乐”、“胡舞”大盛于唐宫廷及民间，胡旋舞即其中最流行的胡舞之一。据载，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旋舞之高手。(31)元稹有题为《胡旋女》诗：“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主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32)因此，中亚胡旋舞之所以能盛行于长安等地，与中亚诸国献胡旋女子有关。
　　又如南海诸国的室利佛逝国，开元十二年(638年)七月，曾献杂乐人一部；诃陵国于咸通年间(860～874年)献女乐等。(33)特别是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王子舒难陀来朝贡，“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34)。此即著名的“骠国乐”。白居易有《骠国乐》诗：“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王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璎炫转星宿摇，花髮斗薮龙蛇动。”(35)
　　中亚、东南亚乐舞通过朝献形式，在唐大明宫内演释，而传播于内地的情况。同时，唐宫廷宴请来朝献的首领、使臣，往往也有大型唐乐舞表演。如“开元八年(720年)九月。初。正冬朝会。宴见蕃国王。临轩。设乐悬。”(36)郑锡《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不仅如此，开元二年(714年)，玄宗在蓬莱宫侧东内苑还设置“内教坊”，教授男乐三百人，内有小部音声三十人，此即所谓“宫内梨园”之一。(37)因此，大明宫也是中外音乐舞蹈交流的重要场所。文化交流虽在宫廷，然上行下效，很快外来的乐舞就传播于民间。
　　在外国及周边民族政权使臣和朝贡所献方物中，还有与外来宗教传播有关的内容。如欧洲的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大秦)景教僧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年)至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38)，后景教(亦称聂斯托里教，基督教的一支)在长安大为流行，建“大秦寺”。又开元七年(719年)、天宝元年(742年)拂菻国曾遣“大德僧”来朝贡。大德僧，又可译作总主教(Archbishop)，(39)即是罗马基督教的主教。南亚印度五天竺国朝献时，其使臣也多有佛教高僧，如开元十七年(729年)六月，“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药”，开元十九年(731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磨遣其臣大德僧勃达信来朝，且献方物”(40)等。此“大德僧”，当指佛教高僧。此外，中亚昭武九姓国信奉祆教(拜火教)，其使臣到长安大明宫朝献，与祆教在长安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关联。
　　此外，外国及周边各族首领、使臣及贡献方物中，也带来了各自民族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风俗和一些科学技术，对中国内地也有一些影响。诸如良马的朝献，印度天文历法、药物的传入等。据史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摩战来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诸方”(41)。罽宾国于“开元七年，遣使献天文及秘方奇药”(42)。
　　最后，还值得提及的是，大明宫内宣政殿前还设置了门下省、中书省和御史台等机构。在中书省属下设有“四方馆”，通事舍人主之，主要职责是接待四方使客。(43)御史台也不时审理在长安居住胡人及其他民族的案件。即是说，大明宫内有些机构也有接待和管理唐帝国与外国和周边民族一些事务的职能。
　　综上所述，在有唐一代的中外交往中，大明宫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是文化的交流中，均占据十分重要和无可替代的地位，并发挥极大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唐代的中外交往和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心在长安，而大明宫则是京师长安内的政治中枢及起点；西市是中外经济贸中心和起点；长安域西的开远门，则是中外交往和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
　　(原载《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4期)
　　① 关于服事制，可参见拙文《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拂菻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波斯条。
　　④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⑥ 参见《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条。
　　⑦ 见拙文《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⑧ 见《通典》卷一三一引《开元礼纂》。
　　⑨ 《全唐诗》卷二八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93页。
　　⑩ 同上书，卷三四七，第3882页。
　　(11) 同上书，卷一二八，第1296页。
　　(12) 《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记：建中二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四方贡献，列为庭实，复旧例也”。
　　(13) 《全唐文》卷四〇五。
　　(14) 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年八月戊寅条。
　　(15) 《唐会要》卷九八《回纥》。
　　(16) 《全唐诗》卷四二六，白居易《蛮子朝》诗，第4697页。
　　(17) 《唐会要》卷九九《南诏蛮》。
　　(18) 《全唐诗》卷七，第68页。
　　(19) 《全唐诗》卷二七六，第3138页。
　　(20) 《全唐诗》，卷四二六，第4696页。
　　(21)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拂菻条。
　　(22) 参见《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条。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同上。
　　(26)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师子国条。
　　(27) 《唐会要》卷一〇〇《泥婆罗国》。
　　(28) 参见拙文《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9)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
　　(30)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
　　(31) 见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说郛本。
　　(32) 《全唐诗》卷四一九，第4618页。
　　(33)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
　　(34)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35) 《全唐诗》卷四二六。参见拙文《扶南乐与骠国乐》，载《民族学通报》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 《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
　　(37) 程大昌《雍录》卷九《梨园》；参见拙文《唐梨园新考》，载《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1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38) 引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39) 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1～202页。
　　(40)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
　　(41) 同上。
　　(42)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
　　(43) 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神功元年六月甲午及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