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关中民族的分布及融合

　　有唐一代，继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之分裂割据，隋代的短暂统一，以及民族大融合之后，其京师所在的陕西关中地区，①民族成份及民族关系仍然十分复杂。加之唐朝与周边民族关系密切，关中长安又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故周边民族因各种原因大量迁入关中，使唐代关中民族分布出现复杂纷纭的格局。本文主要探讨唐代关中各民族的分布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一 关中汉族成份的更新
　　自魏晋南北朝关中地区形成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后，到隋唐统一，关中民族成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大量徙入关中，关中原有汉族部分南迁至今四川、湖北地区，以及五胡渐次融入当地汉族，使原关中汉族成份有所更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晋以来，“戎狄居半”的关中，发展到戎狄占一半以上；较早迁入的戎狄，如匈奴(南匈奴)、氐、羌、鲜卑及羯、卢水胡等，大多融入汉族。他们的姓氏大都改为汉姓，生活习俗、心理素质与汉族也渐趋一致。这一过程虽然是长期的、缓慢的；但到隋唐时，人们再也不将他们视为匈奴、鲜卑，或者是氐、羌了。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河南刘氏，本出匈奴族，其著名的人物刘政会曾随李渊起兵太原。②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史称其为北周刘亮七世孙，亮父持真为魏领民酋长，③则刘亮一族原为匈奴刘氏。隋末，李渊太原起兵进入关中，归降李渊的原隋武勇郎将冯翊党仁弘，④显系冯翊羌族党氏。唐开元年间任安西都护的夫蒙灵詧，原是冯翊“土豪”，也原为渭北羌族夫蒙氏(又作“不蒙氏”)。⑤至于代北鲜卑及其他族，或以原来复姓，或改为汉姓，经过与汉人杂处、通婚，到隋唐时无论从其郡望、血统及文化习俗等方面来看，大多与汉族没有多大区别，史籍再也不称其“夷狄”了。还有西域胡久居内地而汉化者，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论，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⑥。诸如上述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第二，从西魏、北周以来，以代北武川镇军人集团为主的鲜卑等族相继进入关中，与原有关中汉族大姓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关陇集团”。这一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相互通婚，成为北周、隋和唐初执掌政权的主要势力。因此，关陇集团内之胡人渐融入汉族，多数成为隋唐关中华夏族的上层，使关中汉族上层统治集团汉族民族成份有所更新。唐柳芳论及各地婚姻观念之不同时说：“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⑦而关陇集团之人，“实具关中、代北两系统之性质”⑧。因为关陇集团内的代北“虏姓”与关中“郡姓”已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相互婚姻关系，代北胡人在关中已逐渐融入汉族。就拿隋唐王室来讲，隋文帝杨坚娶独孤氏(原为匈奴屠各，后鲜卑化)，生子杨广，后为炀帝；其女杨丽华嫁北周宣帝宇文赟。唐高祖李渊妻窦氏，原姓纥豆陵氏，鲜卑族，生子李世民，后为唐太宗；而太宗皇后长孙氏，亦原为鲜卑族。杨、李两家又互为亲戚，李渊父昺亦娶独孤氏，是杨坚独孤氏皇后为李渊之从母。由此可见，隋唐王室血统均杂胡人，视其为汉族，则其成份已发生变化。帝王家如此，其下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在唐代统治集团上层中，也有许多汉化的代北鲜卑及其他民族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有唐代宰相及位至三公者，共三百六十九人，其中可断为少数民族者，计有三十三人，十一族，二十三姓，即原属匈奴的有河南刘氏(一人)、匈奴浑氏(一人)、匈奴独孤氏(一人)；原属鲜卑的有窦氏(原姓纥豆陵氏，六人)、宇文氏(三人)、长孙氏(一人)、于氏(原姓万纽于氏，三人)、阎氏(一人)、豆卢氏(一人)、源氏(原为秃发氏，一人)、元氏(原姓拓跋氏，三人)；原属高车的有李氏(阿跌氏，一人)、房氏(屋引氏，二人)；原属乌丸的有王氏(一人)；原属乌洛侯的有乌氏(一人)；原属突厥阿布思王氏(一人)；原属高丽李氏(一人)、王氏(一人)；原属沙陀李氏(一人)；原属西域安息的李氏(一人)、龟兹白氏(一人)。全部少数民族出身的约占唐朝全部宰相的百分之九。
　　值得注意的是，《宰相世系表》中许多确为少数民族出身的宰相三公，在追溯其先世时，往往有意伪托其源为汉族。如任宰相最多的窦氏一族，其原为鲜卑没鹿回部，姓纥豆陵氏。北魏末，宇文泰争取纥豆陵氏以为己用，后改为窦氏，成为北周的显族，与汉族李氏(李渊)等联姻。然而，《世系表》却说窦氏“出自姒姓”，并与汉代丞相窦婴的谱系联结起来，似乎他的祖先原是汉族，后“亡入鲜卑拓跋部”，号没鹿回部大人，这完全是一种伪托。它说明这些已位于宰相三公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家族，早已与汉族通婚，本身多少已带有汉族血统。因此，以其祖先是夷狄为耻，要伪托为汉族。这种心理和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二 稽胡与羌族的汉化
　　从隋朝到唐前期，在陕西关中的渭河北岸和陕北等地还聚居着大量的稽胡和羌族。他们则正处于汉化的过程之中。
　　稽胡是北朝时兴起的一种杂胡，是以匈奴屠各为主体，融合了西域胡、山居土著而形成的。陕北一带是稽胡聚居地区之一。唐初，陕西稽胡十分活跃。武德元年(618年)，今陕西宜君、富平一带稽胡五万余人反抗唐朝，为窦轨击破，虏男女二万口。⑨可见这里稽胡人口之多。二年(619年)，唐朝在延州(治今陕西延安)曾招慰稽胡，设基州以安置他们，后改为北基州，贞观八年(634年)废省。⑩武德四年(621年)，又有稽胡刘仚成等数万反于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唐朝诏太子李建成率军镇压，仚成等降，建成以修城为名，集稽胡五千多人而杀之，仚成奔梁师都。(11)到高宗永淳二年(683年)，绥州(治今陕西绥德)稽胡白铁余等反唐，“伪称尊号，置百官”，攻绥德，后为程务挺、王方翼等击灭。(12)至此之后，史籍基本上不见有关稽胡的记载，说明自北朝以来的稽胡，此时应已融合到汉族之中。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引《隋图杂记》说：稽胡“俗称丹州白窒，胡头汉舌，即言其状似胡而语习中夏。白窒即白翟(狄)，语伪耳，近代谓之部落稽胡，自言白翟后也。”既然隋代稽胡已是“胡头汉舌”，汉化已深，到中唐以后，他们大部分当已融入当地汉族之中。陕北一带自先秦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这种情况至唐，乃至唐后均是如此。“胡头汉舌”之稽胡的汉化过程，正透露出今天陕北汉族在相貌及习俗上，与关中汉族差异的一丝信息。
　　在渭北的蒲城、铜川、宜君、黄陵等地，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还聚居着众多的羌族，保持族内通婚及习俗，故其汉化进程较为缓慢。到唐代，渭北一带的羌村、羌邑之名依然存在。唐代诗人杜甫著名的《羌村三首》，就是记诗人在鄜州北羌村的生活情景。然而，此时的羌村已是多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如渭北发现的隋开皇六年(586年)《邑主弥姐后德合邑子州人造像记》碑所记题名，内羌族弥姐氏共二十二人，羌雷姓二人，姓张、刘及分辨不清姓氏的各一人。显然这是羌人聚居的“羌邑”。然而，过了八十余年，同一块造像的磨去部分重新题铭之上，又镌刻了唐乾封元年(666年)造像邑人姓名二十二人，内弥姐氏(一人)、雷氏(二人)等羌姓才三人，其余均为汉姓或其他族姓名。可见，此时的羌村、羌邑多已杂有汉族或其他族，有名而无其实了。同时，渭北羌族的婚姻关系也大有改变，与汉族通婚已成普遍的现象；其姓氏也多由复姓改为汉字单姓。如屈男氏改屈氏，罕幵氏改井氏，同蹄氏改同氏或周氏，夫蒙氏改蒙氏或马氏，昨和氏改和氏等。(13)这一切说明到唐中叶时，渭北的羌族大部分已汉化，成为关中汉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三 北方突厥、铁勒等族的内徙
　　今陕北自先秦以来，就是内地农业民族与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分界处。因此，历代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的兴衰，以及其与内地汉族的关系，均在此有所反映。从秦汉以来的匈奴、鲜卑，到南北朝时的柔然、突厥、铁勒等，或多或少均关联着今陕西北部。
　　突厥是继柔然之后兴起于漠北的民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南北朝时的敕勒(或称高车，隋时称铁勒)之一种，后迁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之阳，为柔然所役属，为其“锻奴”。到公元六世纪中，突厥开始兴起，史籍首次明确记载该族于西魏大统八年(542年)左右，从连谷(今陕西神木北)入掠西魏绥州(治今陕西绥德)。此后，突厥灭柔然，在漠北建立一个强盛的政权，东魏、西魏、北周、北齐等政权畏突厥之强盛，岁以大量金帛等财物赂突厥。
　　隋朝取代北周之后，与突厥关系更为密切。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采纳长孙晟对突厥“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使突厥内部分裂。文帝扶植并许婚于突厥北面较弱的突利可汗染干，允其南迁，以抗突厥都蓝可汗。天皇十九年(599年)，文帝封染干为启民可汗，并迁其民于河南(黄河河套南)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胜(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二州间，“发徙掘堑数百里，东西扼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14)。这是突厥向今陕西境内迁徙之始。
　　突厥大批迁入关中是在唐贞观四年(630年)唐朝灭东突厥之后。当时，有十万余众突厥归附唐朝，其可汗颉利被擒送长安。如何安置这约十万众突厥降者呢?唐太宗最后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十万余众突厥安置于河南之地(今黄河后套地区之南)，设一系列羁縻府州进行管理。其中在今陕北境内的有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治今陕西靖边东)，下置州三，后领四州：阿德州，以突厥阿史德部置；执失州，以执失部置，苏农州，以苏农部置；拔延州。云州都督府，侨治朔方(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置州三，后领五州：舍利州，以舍利吐利部置；阿史那州，以阿史那部置；绰州，以绰部置；思壁州；白登州。到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又分定襄都督府置桑乾都督府，仍侨治朔方，领郁射、艺失、卑失、叱略四州，(15)所谓“羁縻府州”，乃是唐朝在灭东突厥之后周边民族纷纷内附，于是在降附部落之地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之地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16)
　　唐朝对于降附的突厥上层贵族，除一部分任命为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外，还有一部分迁于京师长安，授以将军、郎中等职，“布列朝廷，五品以上五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17)唐朝对他们备加优容，封以官爵，赏赐丰渥，为此还引起一些大臣的劝谏。(18)这些居京师的突厥贵族，有的成为唐朝的蕃将，对唐边疆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均作出了贡献。如唐代名将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阿史那忠等。
　　居于河套以南(包括今陕北)的突厥降户，保持了旧俗，仍以游牧为其生活方式。他们在唐朝羁縻府州的管理之下，虽然有一些反复，但总的说来生活还是较为安定，户口羊马，日向增多，并与汉族关系更加密切。
　　东突厥亡后，原居金山西南的铁勒薛延陀部首领夷男，在唐朝支持下在漠北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铁勒，即南北朝时的敕勒(高车)之讹称，分布极广，部落众多。漠北薛延陀政权臣属于唐，后势力渐盛，与唐朝发生矛盾。贞观二十年(647年)，唐击灭薛延陀政权，漠北铁勒诸部纷纷附唐，唐在漠北设置六府七州(羁縻府州)，进行管理。诸部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以其通贡之道路为“参天可汗道”。到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附属于唐的漠南突厥首领骨咄禄叛回漠北，重建突厥政权(后突厥汗国)，漠北铁勒又为突厥所统治。此后，铁勒诸部反抗突厥统治的斗争不断，也有的南迁附唐。唐朝将来附者安置于凉、灵、夏、丰、并五州之地。其中在今陕北境内属夏州被安置的铁勒部众，主要有唐永隆二年(681年)漠南突厥阿史那伏念反唐，为唐军所败者。此时漠北薛延陀部乘机而起，亦被唐军所败。薛延陀达浑等四万余帐降唐。唐设达浑都督府(侨治宁朔)，下领姑衍州、步纥若州、嵠弹州(永徽年间收延陀散亡部落置)、鹘州、低粟州等五州。此外，唐对以后降附的铁勒诸部，还设置有侨治朔方的安化州都督府、宁朔州都督府、仆固州都督府。(19)以上四府五州，均属夏州都督府，为安置铁勒降众而设。在河套的丰州、河东的并州等地还居有大批的铁勒部众。他们与灵、夏等州的铁勒因散居于河套南北，故史多称为“河曲九姓铁勒”。
　　内迁于河套南诸州的铁勒诸部，最初与唐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他们为唐守边，从事征战，多立战功。可是，后来唐边将暴虐无道，加重了对铁勒诸部的压榨，引起他们的反抗，有的部众又重返漠北。到开元末，后突厥汗国衰弱，被其统治的铁勒中的回纥部强大。天宝二年(743年)，唐朝联合回纥灭后突厥汗国，封回纥部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回纥汗国正式建立。此后，铁勒诸部多并入回纥，称“九姓回纥”(外九姓)。回纥汗国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四 吐谷浑、党项向关中北部的迁徙
　　(一)
　　吐谷浑，源自辽东慕容部鲜卑首领涉归庶长子名。吐谷浑分有部众一千七百户(一作七百家)，后与弟慕容廆部马相斗，因争夺牧场发生矛盾，遂率部西迁至阴山。晋永嘉末(313年前后)，吐谷浑又率部再西迁至枹罕(今甘肃临夏)北，并逐渐征服了今甘南、青海及四川西北的羌、氐等族。至吐谷浑孙叶延时，“吐谷浑”成为国号和姓氏。吐谷浑政权建立后，与十六国时的西秦、南凉、北凉，南北朝诸政权均有密切关系。直到唐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政权才为起源于西藏高原的吐蕃所灭。吐谷浑可汗诺曷钵率数千帐逃入唐境。后来，唐于灵州置安乐州(治今宁夏中宁鸣沙)以处之。留居于青海等地的吐谷浑则为吐蕃所统治。此后，青海等地吐谷浑又多次降附唐朝，其中有一部分被唐朝安置于今关中北部地区。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关内道羁縻州记有：
　　吐谷浑州二
　　宁朔州初隶乐容都督府，代宗时来属。
　　右隶夏州都督府
　　浑州仪凤中自凉州内附者，处于金明西境置。
　　右隶延州都督府
　　宁朔州在夏州治所之南，今陕西靖边东。此地吐谷浑何时由何地迁来，目前没有发现文献记载。只是在开元三年(715年)有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部降唐，被安置于河套南。(20)因此，疑宁朔州的吐谷浑系开元三年迁于河南之吐谷浑慕容道奴部。浑州在延州金明县(今陕西延安北)西。《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延州：“又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折冲府)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閤门。”仪风年为676～679年。寄治延安郡(延州)，隶延州都督府(后隶延州节度使)。
　　吐谷浑曾居今陕北，还可从唐以后的一些资料得到证实。如《宋史·夏国传》记陕北有“吐浑川”，因吐谷浑原居此，故有是名。又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〇绥德州山川条记有“吐谷岭”，下注：“在清涧县东二十里。县志：唐以吐谷浑部落侨治州界，故名。”
　　(二)
　　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原居今四川西部、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系汉魏以来西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到隋代，党项分布益广，“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扼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21)。唐初，党项诸部仍处于“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的状况。大姓有八部，“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22)。
　　唐贞观四年、五年(630～631年)，由于东突厥的衰弱、灭亡，以及唐太宗招抚政策的成功，周边民族纷纷内附于唐，其中也包括党项。史载太宗于贞观五年(631年)曾遣太仆寺丞李世南于党项之地设置六州、四十七县，前后党项内属者达三十万口。(23)但是，自贞观以后，吐蕃势力向北扩展，吐谷浑、党项均成为吐蕃征服的对象。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后，党项诸部在吐蕃的侵逼下，大部分内迁。党项的内迁是西北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史籍记载阙遗甚多，致使其内迁的具体情况已鲜为人知。国内有的研究者根据唐初所设党项羁縻府州的变迁，来研究党项内迁的情况，结论是：党项的内迁大致开始于贞观末，主要原因是吐蕃的逼迫。内迁的高潮是在唐永隆元年(680年)前后，吐蕃占领党项原居地之时。党项的内徙，并非是唐朝有计划按原党项羁縻府州进行内徙的；而是党项人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内地迁徙。最后散居于陇右北部诸州及关内道之庆、灵、银、夏、胜等州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才陆续复置或重置了一批党项羁縻府州，寄治于庆、灵、夏、秦等州。党项的内徙活动是陆续进行的，从贞观末一直到天宝末安史之乱前。(24)这形成了党项第一次大规模的内迁。
　　内迁至关内道庆、灵、夏、银、胜等州的党项最多，内夏、银、胜三州辖境大部分在今陕西关中北部。史载，则天武后天授三年(697年)左右，有二十万内迁党项降附，武后以其地置朝、吴、归、浮等十州，“仍散处灵、夏等界内”(25)。此后，十州大部分属静边州都督府，隶夏州，故党项部众在夏州境内者很多。银州(治今陕西横山县东)内，侨治有两个党项羁縻州，即清塞州和归德州。(26)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的连谷(今陕西神木北)、银城(神木南)，也有众多的内迁党项部众。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至盐池以北)突厥降户康待宾等起兵反抗唐朝，与内迁党项联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唐遣张说领军镇压后，张说“招集党项，复其旧业”，“因奏置麟州(以银城、连谷地)，以安置党项余烬”(27)。此外，唐贞观年间为安置突厥降户在朔方(夏州)所置之云中都督府(领州五)，以及曾侨治朔方的呼延州都督府(领州三)内，均有“党项部落”(28)。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吐蕃势力北上，相继占领了陇右、河西，迫使原居于河陇的党项、吐谷浑诸部向东迁入关内道诸州，而原在关内道的党项、吐谷浑部居地也发生了变化。唐至德元年到永泰元年(756～765年)间，党项、吐谷浑随吐蕃、回纥、突厥奴剌部等多次向关中进攻，吐蕃等还一度攻入京师长安。永泰元年(765年)，诸族进攻京师的活动才暂告停止，吐蕃据守河陇，唐朝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逐渐设法巩固西北边防。措施之一就是竭力想法将关内道北部的党项、吐谷浑与陇右的吐蕃分开，以免为吐蕃所诱胁。郭子仪建议：因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治今陕西定边)、庆等州，与吐蕃邻，易受其诱胁，故宜“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往夏西，以离沮之”(29)。即是说，将原属庆州的静边州都督府、属夏州的乐容等六府党项部落，迁至夏州之北及东的地方，宁朔州的吐谷浑迁于夏州之西。
　　郭子仪所提措施的具体实行情况，与关中有关者，主要有：一是召集最有势力的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资，使还绥其部”。二是将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属静边州都督府的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以上诸部及宜定州刺史折磨布部、芳池州野利部，并徙于银、绥、延等州。(30)
　　内徙党项经过第二次大迁徙之后，逐渐按地域形成为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即六府(州)部、平夏部、东山部和稍后形成的南山部。六府部以党项野利部落为主，居地在绥、延等州。东山部在庆州。平夏部之得名，应如宋代宋琪所说：“从银、夏至青、白盐两池，地惟沙硫，俗称平夏。”(31)夏，指十六国赫连氏曾于此建夏国而言。此两大部落集团，似以拓拔部为主。(32)南山部出现大致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南山，是指“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33)。故其居地在鄜、延二州以北之地。以上四个大的党项部落集团，其中三个(平夏、六府、南山)是在今陕北。
　　至唐末，陕北地区仍主要是党项族居住其间，内也杂有吐谷浑部落。黄巢起事后，夏州党项拓拔思恭乘机而起，助唐镇压，而被封为夏州节度使，成为割据夏、绥、银、宥等州的唐末藩镇之一。
　　五 各族荟集的长安
　　唐代是中国中古社会发展繁荣的盛世，都城长安繁华富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代统治者又执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对外政策，因而吸引了周边民族，甚至更远的今欧洲、南亚和东亚等国的人士来至长安，使长安成为各族荟集之地。
　　唐中央一级设置鸿胪寺，“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处理“夷狄君长袭官爵者，辨嫡庶”，四夷贡物，使臣迎送等。(34)在尚书省礼部下设主客郎中，专门管理“诸蕃朝见之事”，诸如“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视品给以衣冠、袴褶”，视蕃使、客品位发给食料，蕃客请宿卫，奏状貌年齿等。(35)四夷以朝贡、质子、宿卫、贸易、和亲、子弟入国学，以及边地羁縻州都督、刺史来朝集等名目，会集于长安。
　　史籍所载周边民族入贡、入朝之事比比皆是，从东北方的靺鞨、渤海、契丹、室韦、高丽、新罗、百济，到北方的突厥、铁勒、回纥、薛延陀，西北的吐谷浑、党项、西域诸国，西南的吐蕃、羊同、勃律、南诏、东女国等，均经常遣使入贡至长安。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前后，“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36)。此后，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的“有七十余蕃”(37)。四夷的许多首领或子弟在朝见之后，留居长安。如西域疏勒王裴玢，武德中来朝，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38)；于阗王尉迟胜宿卫长安，后留居京师修行里。(39)
　　周边各族所送质子，多居京师长安。如贞观十年(636年)吐谷浑“遣子人侍”(40)。德宗时，回纥“天亲(可汗)以上诸可汗有子见幼小者，并送阙庭”(41)。开元时，契丹首领也送质子。质子在京师数年后，有的酌量放回国，有的则入籍京师。
　　周边的许多民族还派遣子弟到长安入国学，学习汉族较先进的文化，这是前代少有的事。吐蕃曾“遣酋家子弟，请人国学以习诗、书”(42)。高丽、百济、新罗、高昌诸国所遣子弟亦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43)。在长安的四夷质子、侍卫亦多入国学，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如吐蕃使臣论仲琮，少时充质入朝，入国学读书，颇晓汉族典籍文字。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四夷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后为吐蕃大相——引者)、阿史德元珍(突厥贵族——引者)、孙万轩(契丹贵族——引者)等皆因充侍子，遂得偏(遍)观中国兵威礼乐”(44)。
　　此外，因降附或其他原因入居长安的四夷，为数更多。如前述东突厥亡后，以颉利可汗为首的突厥上层贵族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此后，东、西突厥上层因降附等其他原因入居长安者也甚众。著名的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哥舒翰(原为西突厥突骑施部人)、斛瑟罗(西突厥贵族)、执失思力等。近代以来在西安曾出土了一批唐代突厥贵族墓志，可知突厥贵族入居长安，死后即葬于此。如突厥贵族、任唐右卫大将军的卑失十囊，其墓志称他死于长安“礼泉里之私第”(45)。贺力毗伽公主，其墓志称其为后突厥可汗默啜女，与兄右贤王黑特勒(勤)均居长安怀德坊。(46)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其墓志称其终于布政里。(47)薛突利施，即西突厥突骑施部之异写；匐，突厥官号，亦译作“伯克”，阿施为人名；其夫阿施亦当居于布政里。还有阿史那毗伽特勒(勤)，颉利可汗曾孙，其墓志出土于西安西郊枣园；执失奉节，执失思力子，墓志出于长安郭杜大安村。(48)此两墓志之出土，说明在贞观年间归附唐朝而入居长安的突厥贵族后代，也多居于长安。
　　其他族上层也多有入居长安者，如吐蕃大相论莽热，贞元十八年(802年)被擒后，送至长安，德宗释之，赐宅于崇仁里。吐蕃大相论钦陵弟论弓仁降唐后，其子孙也多有居长安者，如其孙论惟贤居长安静恭里。(49)唐会昌二年(842年)回鹘汗国亡，其一支南下，其相嗢没斯降唐，唐廷赐姓名为“李思忠”，赐甲第于长安永乐坊。(50)薛延陀政权亡后，其酋帅咄摩支入朝，拜右武卫将军，卒于长安。(51)类似的情况很多，兹不赘述。最后，笔者依徐松《两京城坊考》所记少数民族或已汉化的少数民族上层居长安的情况，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唐长安城有一百一十个坊，内有少数民族或已汉化的少数民族贵族宅院的就有二十二坊，共计二十六人。
　　此外，还有不少当时称为西域胡或昭武九姓胡，而今中亚地区的民族，在唐朝鼎盛时朝廷也曾于他们居住地区设置过羁縻府州。他们中因各种原因也有入居长安者。如波斯(今伊朗)王子卑路斯、子泥涅斯、苏谅妻马氏、李益初一家。昭武九姓胡入居关中甚早，唐代长安特多，如康国的康谦、康日知一家；安国的安修仁、安兴贵及其曾孙李抱玉、安菩、安金藏、安令节；米国的米亮、米继芬、米萨宝；何国的何文哲、何稠；曹国的曹明照、曹确；石国的石演芬、石崇俊；史国的史怀恩等。(52)
　　以上是四夷的上层贵族入居长安的情况，至于一般使者、商人、僧侣、流民、伎人等流寓长安的人数更多。其中回纥和西域胡人又占了绝大多数。
　　漠北回纥汗国建立后，曾出兵助唐从安史叛军手中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因其有功，故留京师者甚众。唐代宗年间(762～779年)，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他们“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并多次发生掠人子女，冲犯宫廷，白昼杀人，劫持囚徒等事。居长安的回纥商胡还穿汉人服装，诱取妻妾，为此唐朝下诏禁止他们著“华服”(53)。从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后，回纥信奉的摩尼教徒，凭借回绝势力也渗入京师长安，建立寺院，且进行商业活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说：“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54)
　　至于西域胡人，自汉魏以来即多有居长安及其附近者。唐武德二年(619年)，高祖李渊之平定河西，主要就是依靠长安的西域胡安修仁、安兴贵兄弟。唐灭西突厥后，西域为唐直接管辖，“丝绸之路”畅行，西域使者、胡商等居长安者更众。这些人娶妻生子，渐染华风。胡商在长安西市聚居，有的从事珠宝贸易，有的开店卖酒或胡饼、胡药等。还有流寓于长安的西域乐舞伎、画工等职业谋生之人，为数亦不少。如著名的西域乐舞伎人有康昆仑，此人系琵琶高手，贞元时有“长安第一手”之称。安万善，筚篥高手，诗人李欣有《听安万善吹筚篥歌》诗。曹保一家三世，均以琵琶有名当世。唐代著名画家康萨陀、拙摩昙、尉迟乙僧等，皆西域人。唐代诗词、笔记小说及近年来西安唐墓出土的大批各种形象的胡俑，亦可佐证流寓长安的胡人之众。
　　西域胡商往往与逐渐卷入中西方贸易的回纥人联系在一起，随其使者一起到京师长安。《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说：“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昭武九姓——引者)，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留居长安的胡客，有的长达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而不愿归。自天宝末安史之乱后，唐于西域所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因吐蕃占领河陇，归路断绝，人马皆靠鸿胪寺委州县供给。到贞元三年(787年)李泌奏请将以上奏事及西域使人假道回纥，或由海路返回；如有不愿归者，则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捡括胡客共有四千多人，都无一愿归者。李泌则将他们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鸿胪寺所供胡人才十余人，省度支岁五十万缗，百姓称道。(55)
　　综上所述，有唐一代京师长安成为各族荟聚之地，国际一大都会。上自各族王公、贵戚、蕃将，下至商贾、伎人、流民；三流九教，无所不有，咸聚京师，各显其能。他们为唐代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 唐代关中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唐代关中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关中的汉族有更多的其他民族融入；渭北(包括陕北)的稽胡、羌族逐渐汉化；又有北方突厥、铁勒、回纥，西北的吐谷浑、党项的入徙；京师长安更是各族荟聚的中心。这些民族徙入关中虽然有先后，但是他们均处于唐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内迁各族，或内迁各族与汉族长期杂居错处而产生自然的融合，其总的趋势仍然是汉化。
　　关中各族融合的汉化趋势有何特点?
　　首先，是由于唐代汉族文化高度发展，经济繁荣，深深地吸引着内迁各族。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唐文化，从而逐渐汉化。换言之，唐代关中民族融合中汉化这一趋势，强迫迁徙和同化的因素与魏晋南北朝相比是大为削弱。统治者更多的是采用以本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来教育、感染其他民族，所谓“教以礼法，职以耕农”(温彦博语)即是。(56)而唐代统治者，特别是唐太宗有着进步的民族思想，他公开宣称对中华(汉)、夷狄“爱之如一”(57)，“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58)。故其强迫四夷同化之举，实不欲为也。由此可见，大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政策，兼收并蓄，则其排外和强迫同化的因素则较少，有利于本民族、国家的繁荣昌盛。
　　第二，关中民族融合主流虽然是汉化，但这种融合不是内迁各族简单地变成汉族，他们的血统、文化习俗和体态等也影响着汉族，使关中的汉族不断得到更新，增加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仅就各族荟聚的长安所呈现出来的“胡化”倾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灿烂的唐代文化风貌，就可以看出这种融合表现在文化上的新的活力和风采。
　　第三，关中各族汉化总的进程之中，文化要素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说：“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59)这种思想是自先秦以来就存在的，说明社会上一般对民族融合的看法，即视文化重于血统(种族)，此乃当时进步的观点。到唐代，这种进步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于是有所谓“华心”之说。唐大中年间(847～859年)，进士陈黯撰《华心》一篇，由大食人李彦昇进士及第而发出感慨：“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60)陈黯的“华心”说，代表了当时汉族士大夫一般的看法，即以“心”来辨夷夏，把文化意识的同化和统一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准，而其血统(种族)则是次要的。这种思想无疑是承继了先秦至北朝以来汉族儒家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华心”说也反映了许多夷狄因接受汉族文化而渐汉化的事实，突出地表明了唐代汉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不过，陈黯的所谓“心”主要是指汉族传统文化中的“礼义”、“仁义道德”，而非指一般的文化，并且他认为华夏之人若无“礼义”，则是“形华而心夷”，似乎将一切不合乎礼仪的非“文明”的东西都强加于夷狄。这种带有轻视夷狄的思想，则是应该批判的。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
　　① 所谓“关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使用广义的关中，即指陕西秦岭以北直至延安、榆林地区。
　　② 《新唐书》卷九〇《刘政会传》。
　　③ 《周书》卷一七《刘亮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贞观十六年条。
　　⑤ 《王摩诘诗集》卷一《不蒙都护归安西诗》等。
　　⑥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⑦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
　　⑧ 陈寅恪：《论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⑨ 《旧唐书》卷六一《窦轨传》，《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武德元年。
　　⑩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11) 《旧唐书》卷六四《建成传》。
　　(12) 《旧唐书》卷八三《程务挺传》；《朝野佥载》卷三等。
　　(13)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15)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
　　(16) 同上。
　　(17)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云迁长安者不仅“数千家”；《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隋唐嘉话》上等记，人居长安者，“近万家”。
　　(18) 《旧唐书》卷六三《李大亮传》。
　　(19)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
　　(20)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
　　(21)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22)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
　　(23)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24) 拙著《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25)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
　　(26)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
　　(27)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28)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29)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30)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31)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32) 《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33)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34) 《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
　　(35) 同上。
　　(36)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贞观二十二年条。
　　(37) 《唐六典》卷四主客郎中条。
　　(38) 《新唐书》卷一一〇《诸夷蕃将传》。
　　(39) 同上。
　　(40) 《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
　　(41) 《唐会要》卷九八《回纥》。
　　(42)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
　　(43)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贞观十四年。
　　(44) 《册府元龟》卷五四四《谏诤部·直谏十一》。
　　(45) 李城铮：《西安西部唐卑失十囊墓清理简报》，《文博》1985年第6期。
　　(46) 黄荣春：《突厥公主墓志铭考》，《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47) 贺梓城：《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文博》1984年第1期。
　　(48) 同上。
　　(49) 《文苑英华》卷九〇九，吕元膺：《论惟贤碑》。
　　(50) 《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
　　(51) 《唐会要》卷九六《薛延陀》。
　　(52) 参见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3)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代宗大历十四年条。
　　(54) 李肇：《国史补》下。
　　(55)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贞元三年条。
　　(56)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
　　(57)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贞观二十一年条。
　　(58) 《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
　　(59)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60) 《全唐文》卷七六七，陈黯《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