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河陇”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深化

   
　　在人们心目中，“河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前贤对于这一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大多做过说明或界定。例如，陈守忠认为甘肃一省古称河西陇右，简称河陇。①郭弘将河陇看作今天的甘肃省。②梁勤认为河陇为唐代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辖区，包括今甘肃省(除去六盘山以东地区)和青海省东南一部分。③黄新亚认为唐代河陇地区泛指陇右道内河西、陇右两军镇所辖地区。④金家诗将河陇的范围定为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包括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还有其东部的陇右及关中的一部分。⑤彭丰文认为河陇包括今天陕西西部、四川北部、青海东部、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在内的广大地区。⑥杨蕤、冯璐璐将河陇的范围定为今六盘山以西，新疆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边缘地带，还包括青海省的一部分地区。⑦类似的界定还有不少，此处不一一枚举。
　　以上对于河陇范围的界定不尽一致，有些失于偏颇，有些不够全面。笔者认为，河陇所涵盖的范围在不同时期不尽相同。在西汉至隋代，河陇主要包括陇山以西、塔里木盆地以东、青藏高原以东以北、内蒙古高原西段以南、陇南山地以北的广大地区。到了唐代，河陇还涵盖了广大的西域地区。然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西域不在河陇的范围之内。从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来看，河陇可分为河西走廊平原和陇西黄土高原两个较大的地理单元，大概是各取河西和陇西(或陇右)两个名称的第一个字，合而称为“河陇”。
　　虽然各家对于河陇范围的界定不尽一致，但大体来说都是指陇山以西、西域以东的广大地区，也就是以现今甘肃省为主体，另外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地区。然而在诸多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就河陇这一地理概念的形成及演变做具体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一问题试做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河陇”地理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汉、晋、南北朝时期
　　河陇地理概念的出现，当在汉武帝开拓河西以后。据《汉书·武帝本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从此，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又从武威分置张掖，从酒泉分置敦煌郡，是谓河西四郡。⑧在此之前，人们尚不会把河西和陇右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此之前中原政权的西疆仅至于陇西，狭长而广袤的河西走廊当时还只是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地。
　　在河西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不久，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置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州刺史一人，以巡察郡县。史载：“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⑨凉州为十三部之一，其范围东起陇坻，西达西域东界。河西和陇右地区，此时同属凉州刺史部。刺史部是监察区，每部所设的州刺史相当于秦代的监御史，职掌州内官吏的治绩核查。《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监御史条云：“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起初的州刺史掌奉诏条察州内郡守、县令的治绩，并把巡查到的情况向皇帝汇报，最终由皇帝决定对郡守、县令的奖拔黜置，因此州算不上是一级行政区，而州刺史也不是州内的行政长官。不过，由于凉州刺史部的设立，把原本相邻的河西和陇右两个地区纳入同一个监察区内，无形之中会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自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尤其是凉州刺史部的设立，使河西与陇右两个相互毗邻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日趋紧密，内部之间的相同因素逐渐增多，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进而逐渐演变为一个较为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共同体，因而河陇地理概念当在这一时期产生。
　　河陇地理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可能是在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但这一地理名词在史书中的出现却晚至东汉初年。公元23年，陇西成纪人隗嚣在天水聚众起兵反王莽。隗嚣起兵之初，兵锋甚盛，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俘虏了安定大尹王向，迫使安定投降。接着隗嚣分遣诸将夺取了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⑩从隗嚣攻占的这些郡县来看，天水、安定、陇西、武都在陇右，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在河西。以天水为中心，以河西与陇右诸郡为版图，隗嚣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河西与陇右两个地区纳入同一个地方政权之中。
　　隗嚣起事之初，以扶助刘氏、光复汉室为号召，在其建立政权后，即与光武帝刘秀建立了合作和同盟关系，并多次帮助刘秀打败对手。隗嚣也曾一度接受光武帝赐予的封爵，名义上向刘秀称臣。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隗嚣逐渐成为光武帝统一全国的障碍。终于，刘秀向昔日的盟友发起攻击，东汉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部将来歙袭取略阳。接着光武帝也亲自西征，并遣隗嚣故将王遵劝说隗嚣的瓦亭关守将牛邯归降。王遵在给牛邯的劝降信中写道：
　　遵与隗王歃盟为汉，自经历虎口，践履死地，已十数矣。于时周洛以西无所统壹，故为王策，欲东收关中，北取上郡，进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惩外夷之乱。数年之间，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朝……(11)
　　这是史书中第一次出现“河陇”的地理概念，当时河陇就是指隗嚣割据的河西和陇右地区。从隗嚣占据的地盘来看，他据有河西和陇右的几乎所有郡县，因此这里的河陇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地理概念。从政治意义上讲，隗嚣的割据政权首次把河西和陇右两个毗邻的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河陇的概念也由此延续下来，一直到现在。
　　然而，隗嚣政权存在的时间很短，在光武帝消灭了隗嚣割据政权并统一全国后，河西和陇右两个地区在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局面即宣告结束，它们又分别成为中央政权之下的两个相互平行的地区。不过由于两地天然相邻的关系，两个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联系却始终无法割断，加之凉州刺史部这一监察区在东汉一直存在，所以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河陇这一地理概念也随之根植于人们的心中。
　　西晋末年，中原板荡，河西和陇右地区成为中原人民躲避战乱之地，中原士人及平民大量涌入这一地区。同时，由于有陇坻、黄河等天险屏障，如果占据这一地区，进可以东向关中、谋取中原，退可以割据自保，所以它也成为地方豪强和各族首领的觊觎之地。正因如此，河陇地区在西晋末年及十六国时期在全国的地位凸显，许多豪强也正是以河陇为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李暠以敦煌为根据地，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建年庚子。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李暠迁都酒泉，改元建初。为了取得与东晋的联系并得到其支持，李暠曾两次派人奉表前徒建康。在其奏表中，李暠提到了河陇一词，其表曰：
　　……臣以其岁进师酒泉，戒戎广平，庶攘茨秽，而黠虏恣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承望诏旨，尽节竭诚，陨越为效……(12)
　　李暠想凭借东晋的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可见他的目的是割据河陇，进而东图关中。然而因为国力弱小，西凉的疆域一直局限在以敦煌与酒泉为中心的河西西部地区，它的政治势力始终没有跨越过河西走廊东部而到达陇右地区。东晋元熙二年(420年)，西凉反被与其相邻的北凉所灭，李暠企图“席卷河陇，扬旌秦川”的政治理想也随之湮灭。不过从李暠给东晋朝廷的奏表中，可以看出他把河陇看作一个完整的政治区域。
　　其实，西凉之前的前凉、后凉以及与西凉不相前后的北凉、南凉、西秦等几个在河陇地区建都的割据政权都想把河陇地区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先后卷入这一地区争夺地盘的战争，但是仍然由于国力的限制，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完整地把河陇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概而言之，前凉与后凉在这几个政权中疆域最广，拥有河西的全部及陇右的部分地区；北凉次之，拥有河西的大部分及陇右的一小部分；南凉又次之，它只拥有河西的东部及陇右的一小部分；西秦最弱小，基本上只占有陇右的一部分地区。从五凉及西秦等几个在河陇建都的割据政权的政治目的及军事争夺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都把河陇看作一个完整的政治区域，因此河陇一体的政治观念在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尤其是建都河陇的各族统治者心中已普遍存在。
　　北魏灭了北凉之后，河陇地区被重新纳入北方统一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河陇作为北方统一政权的一部分，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因此河陇一体的政治观念也相对淡化。这一时期记载北方历史的史籍中，再没有出现河陇一词，不过在记载南朝历史的史籍中，仍能够看到河陇之名。如：“史臣曰：汉世西译遐通，兼途累万，跨头痛之山，越绳度之险，生行死径，身往魂归。晋氏南移，河、陇复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13)又如：“赞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种。称王僭帝，擅强专统。氐、羌孽余，散出河、陇。来宾往叛，放命承宗。”(14)由此可见，河陇这一地理概念在南北朝时期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二、“河陇”地理概念的深化——隋、唐时期
　　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这时作为全国性统一政权辖区组成部分的河陇地区，其地位远不及十六国时期那样突出，不过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是将河、陇联系在一起的，如：(高颎)因历问河西、陇右官人景行，彦谦对之如响，颎顾谓诸州总管、刺史曰：“与公言，不如独与秦州考使语。”(15)隋朝虽然强盛，但由于隋炀帝的暴政使其很快陷入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在隋末唐初的战乱中，河陇地区虽然也有李轨、薛举建立的割据政权，但因为分别占据河西与陇右，两个地区并未统一起来，而且这两个政权存在的时间都非常短(李轨政权仅存三年，薛举政权也不过五年而灭)，因此对于河陇一体政治观念的加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唐王朝在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及消灭了各个地方割据政权之后，重新统一了全国。为了对州县地方政权进行有效监察与管理，唐王朝在其统一全国后不久就依照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史载：
　　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16)
　　唐初划分的十道类似于两汉时期的十三州刺史部，也属于监察区，其中陇右道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凉州刺史部，也是监察陇右、河西之地。史书又载：“陇右道，盖古雍、梁二州之境，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总为鹑首分。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17)除了辖有两汉时期凉州刺史部旧地之外，唐代的陇右道还增加了两个都护府，即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其辖地为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这表明唐王朝随着疆域的拓展，将广大的西域地区也纳入河陇的范围。因此，唐人观念中的河陇与汉、晋时期略有不同，它的范围更加广大。正由于将西域也划入陇右道的监察范围，所以使陇右道监察的地域显得过于辽阔，朝廷使者往返一趟着实不易，因此唐睿宗时又从陇右道分出河西道：
　　河西道。此又从陇右道分出，不在十道之内。贞观元年，分陇坻已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711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18)
　　河西道虽然从陇右道分出，但不在十道之内，说明它是隶属于陇右道之下的次一级监察区，因此河陇在当时依旧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地理概念。
　　唐初所置的十道所监察的范围普遍比较大，在开元年间从部分道里又分出新的道来，这样全国就由原来的十道重新分为十五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19)此时陇右道又成为全国十五道之一，但它的范围没有变化，仍然疆理着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同时，河西道也没有上升成全国十五道之一，说明它仍然是陇右道隶属之下的次一级监察区，因此河陇依然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概念，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也是将河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张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谨慎善筹算，为郡守在河、陇。及天宝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为节将，并委以营田支度等使。”(20)
　　公元七八世纪，青藏高原上的吐蕃逐渐强大起来，随着吐蕃协力的扩张，河陇地区成为吐蕃与唐王朝军事争夺的主要目标，因此河陇的地位再次凸显，而在这一时期的史籍中河陇一词逐渐多了起来。例如：
　　先是，石堡城为吐蕃所据，侵扰河右。敕祎与河西、陇右议取之。祎到军，总率士伍，克期攻之。……于是督率诸将，倍道兼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斩获首级，并获粮储器械，其数甚众。仍分兵据守，以遏贼路。上闻之大悦，始改石堡城为振武军，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21)
　　又如：
　　(天宝)五载正月，河陇以皇甫惟明败衅之后，因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初。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其载四月，固让朔方、河东节度，许之。(21)
　　这两段记载中的“河陇”、“河西、陇右”、“河、陇”是同一概念，所指为同一地区，是当时重要的边防之地。石堡城地在鄯州，是吐蕃向河陇进攻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为了拔除吐蕃的这一据点，信安郡王李袆受命与河陇诸将商议攻取。李袆到任后，督率诸将并力进攻，终于夺得了这一据点，为以后唐王朝与吐蕃在河陇地区的争夺赢得了主动。总体而言，安史之乱以前唐王朝与吐蕃在河陇地区的争夺战争中互有胜负，在王忠嗣接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之前，皇甫惟明曾败于吐蕃，唐军损失严重，但唐朝基本上还是将这一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王忠嗣是玄宗朝御敌靖边的著名将领，他在担任朔方、河东节度使期间，措置得当、功效卓著。唐朝廷将他从朔方调往河陇，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足见对河陇边防的重视。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不得已将防守河陇等地的军队抽调出来以平定内乱。史载：
　　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23)
　　又如：
　　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24)
　　河陇边防军队被抽调以后，边备空虚，这一地区也成为安史叛军觊觎之地。史载：
　　(至德)二年，贼将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玠等四伪帅率众十余万来攻太原。光弼经河北苦战，精兵尽赴朔方，麾下皆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谓诸将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25)
　　安史叛军虽有夺取河陇的图谋，但其势力并未到达这一地区。然而真正的危险来自吐蕃的不断蚕食与侵吞。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陷河陇的许多州县。史载：
　　(广德元年七月)是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26)
　　又载：
　　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27)
　　又载：
　　自禄山之乱，河右暨西平、武都、合川、怀道等郡皆没于吐蕃，宝应元年(762年)又陷秦、渭、洮、临，广德元年(763年)复陷河、兰、岷、廓，贞元三年(787年)陷安西、北廷，陇右州县尽矣。(28)
　　河陇之地在吐蕃的不断进攻下丧失殆尽，而唐王朝在吐蕃的步步进逼下疲于应付：
　　又以河陇陷蕃已来，西北边常以重兵守备，谓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诸镇之军也，更往来，疲于戍役。(29)
　　又如：
　　国家自禄山构乱、河陇用兵以来，肃宗中兴，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宁内难，于吐蕃乘爨，吞噬无厌，回纥矜功，凭陵亦甚。(30)
　　唐宣宗大中以后，吐蕃由于内乱而渐趋衰落，唐朝乘机收复了河陇的部分地区。史载：
　　大中三年春，宰相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以秦、原、安乐等三州并石门、木硖等七关款塞，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闻，命太仆卿陆耽往劳焉。其年七月，河、陇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上御延喜楼观之，莫不欢呼抃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然后命善地以处之，观者咸称万岁。(31)
　　河陇三州七关的土地又复入唐朝手中，身着蕃服的千余名河陇遗民再见龙颜，当时的场景一定令人悲喜交集。更令人欣喜的是两年后河西地区也纳土归降。史载：
　　(大中五年)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32)
　　尽管唐宣宗以后收复了河陇的大部分地区，但由于唐王朝自身也已经衰落，朝廷无力经营这一地区，所以对河陇的控制大不如陷蕃以前。不仅陇西之地多为方镇割据势力及蕃族酋豪所据，就连河西的张议潮政权也只是唐王朝名义上的藩属。史载：“大中后，吐蕃微弱，秦、武二州渐复故地，置官守。五年，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都、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33)及至唐末，天下崩离，河陇的绝大部分地区又沦入各个割据势力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手中。
　　两唐书中，使用“河陇”、“河、陇”、“河西、陇右”等词语的记载远不止文中举到的这些，这充分表明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地位的上升。随着河陇地区政治、军事地位的上升，“河陇”这一地理概念也随之深化。
　　总之，在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河陇地理概念逐步形成，并在东汉初年见诸史籍。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河陇建都的各个割据政权都试图将河陇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因此河陇一体的观念渐入人心。到了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唐王朝与吐蕃在河陇地区军事争夺的加剧，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骤然提升，因此“河陇”这一地理概念附带着政治、军事意义在人们的观念中进一步深化。史籍中频繁出现的“河陇”、“河、陇”、“河西、陇右”等词语，正是这一地理概念深化的具体表现。
　　①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②郭弘：《试评唐蕃战争中的河陇形势》，《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③梁勤：《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④黄新亚：《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⑤金家诗：《河陇士人与鲜卑族文化转型》，《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
　　⑥彭丰文：《汉魏十六国时期河陇大族势力的崛起及其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⑦杨蕤、冯璐璐：《宋夏时期河陇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简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⑧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与《史记·武帝本纪》的记载不一，而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此处姑从《史记·武帝本纪》的记载。
　　⑨《汉书》卷28上《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
　　⑩《后汉书》卷13《隗嚣公孙述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3—532页。
　　(11)《后汉书》卷13《隗嚣公孙述列传》，第528—529页。
　　(12)《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3—2264页。
　　(13)《宋书》卷97《夷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9页。
　　(14)《南齐书》卷59《芮芮虏河南氐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33页。
　　(15)《隋书》卷66《房彦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2页。
　　(16)《旧唐书》卷3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4页。
　　(17)《新唐书》卷40《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9页。
　　(18)《旧唐书》卷40《地理志》，第1639页。
　　(19)《旧唐书》卷38《地理志》，第1385页。
　　(20)《旧唐书》卷187下《忠义传》，第4892页。
　　(21)《旧唐书》卷76《太宗诸子传》，第2652页。
　　(22)《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第3199页。
　　(23)《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1975年，第3213—3214页。
　　(24)《旧唐书》卷196《吐蕃传》，1975年，第5236页。
　　(25)《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1975年，第3305页。
　　(26)《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1975年，第273页。
　　(27)《旧唐书》卷196《吐蕃传》，1975年，第5236页。
　　(28)《新唐书》卷40《地理志》，1975年，第1040页。
　　(29)《旧唐书》卷139《陆贽传》，1975年，第3804页。
　　(30)《旧唐书》卷139《陆贽传》，1975年，第3806页。
　　(31)《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第5266页。
　　(32)《旧唐书》卷18《宣宗本纪》，第629页。
　　(33)《新唐书》卷40《地理志》，第10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