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血马”诸问题考述

  
　　大宛“汗血马”，两千多年来一直被称作“天马”、“天马子”和“天马千里驹”，不仅如此，而且这种马还能“汗血”，以此之故，使其笼罩上了一层神奇色彩。
　　“汗血马”自司马迁记入《史记·大宛列传》以来，曾受到我国历代史家的关注。到了近现代，外国史家也开始饶有兴趣地探讨这一问题。即使是这样，笼罩在“汗血马”问题之上的神奇色彩，并未因此而消失。下面就有关问题进行一些考述，以便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汗血马”诸问题。
　　一、汗血马“汗血”之谜
　　对大宛马的“汗血”问题，从古至今，人们存在着一连串的疑问，诸如大宛马是遍体“汗血”，还是局部“汗血”?所汗之“血”有何特点?“汗血”现象从实质看究竟是指什么?等等。
　　以上疑问，莫不从历史上中原人目睹大宛马“汗血”现象的记载中找到答案。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因得汗血马而作《太一之歌》，歌曰：大宛马“霑赤汗，沫流赭”①。应劭注云：“大宛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②“霑濡”，即浸湿；“流沫如赭”，即血如沫状③，呈红色。汉武帝在《太一之歌》中作如此描述，这显然表明他曾亲眼见过大宛马及其“汗血”现象。令人欣喜的是，东汉明帝竟自称曾亲眼见过大宛马的“汗血”现象。他说：“尝闻(汉)武帝歌，天马霑赤汗，今亲见其然也。”④十六国时期，大宛国向苻坚“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返之。’”⑤从这条材料看，似乎苻坚也曾见过大宛马的“汗血”现象。后至唐玄宗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拨、二曰紫叱拨、三曰青叱拨、四曰黄叱拨、五曰丁香叱拨、六曰桃花叱拨”，玄宗曾将以上各马名分别改为“红玉犀、紫玉犀、平山辇、凌云辇、飞香辇、百花辇”，并宣旨将六马的形象“图于瑶光殿”⑥。这里虽未提及“汗血”现象，但仍不失为中原人亲睹大宛汗血马及其“汗血”现象的一个佐证。从上可知，大宛汗血马及其“汗血”现象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大宛马是遍体“汗血”，还是局部“汗血”?据载，东汉明帝曾亲眼看见大宛马的“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⑦。应劭说：大宛马“汗从前肩膊出，如血”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汉纪十一时，也曾沿袭了东汉明帝和应劭等人的说法。法国吕斯·布尔努瓦在《丝绸之路》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十九—二十世纪，许多旅行家们都在伊犁河流域和中国突厥斯坦”曾目睹“马的臀部和背部”有“往外渗血的小包”⑨。虽然，吕斯·布尔努瓦所说马的出血部位与中国古代人所见有明显不同，但二者却说明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大宛汗血马并非遍体“汗血”，而仅只是局部“汗血”。只不过汉唐间大宛汗血马之“汗”是从“前肩膊出”，而近现代则从“臀部和背部”出而已。
　　至于大宛马“汗血”的奥秘，就现在所知而言，其主要存在于“汗血”现象本身。但在古代，由于条件所限，其奥秘并未能被人们揭开。到了近现代，人们从病理角度对大宛马的“汗血”现象进行了研究，从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很大进展。吕斯·布尔努瓦指出：“至于‘汗血’一词，其意是指这些马匹的特点，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一直是西方人一种百思不解之谜。近代才有人对此做出了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说穿了，这只不过是简单地指一种马病，即一种钻入皮内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尤其喜欢寄生于马的臀部和背部，在两小时之内就会出现往外渗血的小包，‘汗血马’一词即由此而来。”并说，在十九—二十世纪，“这种‘汗血’病”蔓延到伊犁河流域和中国突厥斯坦地区的各种马匹”⑩。吕斯·布尔努瓦关于马因患皮肤病，在皮肤上有“往外渗血的小包”的说法与汉武帝大宛马“霑赤汗，沫流赭”、汉明帝“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的说法极为相合。以此看来，大宛汗血马的“汗血”现象，实质上是马患的一种流着呈浸湿与沫状血的皮肤病。这样，大宛马“汗血”现象的历史之谜就彻底揭开了。
　　二、汗血马称“天马”的由来
　　大宛汗血马，本不以“天马”见称。据《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当汉使车令等请宛王汗血马时，大宛人把匿于贰师城的汗血马叫做“贰师马”。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在李广利率重兵围困大宛国都城、以武力索取汗血马时，大宛贵人们曾商议说：汉军所以攻宛，是因国王毋寡“匿善马”、杀汉使之故，今若杀国王毋寡、向汉军“出善马”，汉军必解除对都城的围困。为此，大宛贵人们便向李广利等提出：汉军若停止攻宛，宛将“尽出善马”，若不停止攻宛，宛将“尽杀善马”。当时，急于获得汗血马的李广利等接受了大宛贵人所提条件，于是大宛贵人杀毋寡、向汉军“出善马”，并让汉军自择之。这样，汉军获得“善马”数十匹。这条涉及大宛汗血马的重要材料，其中竟接连出现了六个“善马”字样，足见在汗血马入汉前，大宛人通常既不称这种马为“汗血马”，也不称“天马”，而是以“贰师马”和“善马”相称。
　　西汉人当初又是以何名称汗血马的呢?张骞是西汉最早得知汗血马的人，他出使西域回来后曾说：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11)。又据《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汉使往(大宛)既多，其少从率进孰于天子，育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在李广利伐大宛时，又“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以上文证虽不算多，但对说明西汉人当初同样既不称大宛马为“汗血马”，也不称“天马”，而是称“善马”或“贰师城善马”亦足矣。至于张骞“其先天马子也”的说法，那也不能看作是已把汗血马称作“天马”了。因为在张骞的心目中不仅汗血马不是“天马”，而且就连汗血马的祖“先”也仅仅是“天马子”。如果按张骞的说法推断，经过长期繁衍而来的汗血马同“天马子”的关系无疑是相当疏远的。
　　然而把大宛汗血马称“天马”，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从大宛方面来说，这与当地民间传说有关。张骞关于大宛马“其先天马子也”和《汉书·西域传》大宛汗血马“言其先天马子也”的说法，我以为绝不会是张骞和《汉书》的作者杜撰的，很明显都是得自大宛的民间传说。魏晋间孟康所谓“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天马子云”(12)，显然这也是得自大宛的民间传说。这个民间传说，是把大宛国高山之上不可得之马视为神马(或天马)，而这种神马与普通五色母马之子为“天马子”。从以上所述可以断定，作为“天马子”后代的汗血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天马”。应劭和张华也不称汗血马为“天马”，而是仅称其为“天马种”(13)。显而易见，丛正史所载材料中人们是无法找到大宛人称汗血马为“天马”的证据的，但是，若将“其先天马子也”的民间传说，认定为西汉人把汗血马称“天马”的渊源显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就西汉方面来说，大宛汗血马被称作“天马”，是同汉武帝崇儒分不开的。据《汉书·张骞传》载：“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这是说，汉武帝依据儒家经典《易》中“神马当从西北来”的符咒，先前曾把得自西北方的乌孙马叫做“天马”，而后来当获得西北方比乌孙马更好的大宛汗血马时，又把大宛汗血马称誉为“天马”，乌孙马则又改称为“西极马”。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又作《西极天马之歌》以纪之，歌中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14)从此，“天马”的神秘称号就加在大宛汗血马身上了，并一直流传了下来。到了西汉以后，冠有“天马”神秘称号的大宛汗血马，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变得更加神秘了(15)。从上述可以看出，大宛人“其先天马子也”的民间传说，分明是汗血马被称“天马”之源，而汉武帝《西极天马之歌》中“天马来兮从西极”的歌词，无疑是汗血马被称“天马”之流了。
　　三、汗血马产地的变化
　　在我们对汗血马的产地尚未进行探讨时，难免有汗血马遍产大宛全国各地的想法。其实这种想法与史实相去甚远。因为在我拟对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唐玄宗天宝中八百多年间的史事进行考察时，可明显看出汗血马的始产地及产地的扩大，存在着较为复杂的情况。
　　据《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汉武帝时，曾到过大宛的汉使说：“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这句话似乎可以理解为：大宛为防止汗血马东入西汉，故将遍产全国各地的汗血马统统集中起来，特地“匿”于贰师城中，有意不让汉使看见。再若联系“大宛国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汗血”(16)的记载，更使人感到以上理解全然能够成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大宛人为何在汉使前往其国索取汗血马时，不是把全国各地的汗血马就近、分别“匿”于本国那七十余座城中，而却要统统集中起来，仅仅“匿”于贰师城这座孤城中?史书又载，在李广利第二次武力索取汗血马时，得到善马三十匹，中马以下三千多匹，以此可以想见，这次未被李广利等所选中的汗血马也会不在少数，试想，如此之多的马匹，仅仅“匿”于贰师城这座孤城中，诸如放牧、饮水等问题如何解决?又使人费解的是：大宛人为何还要把汗血马称之为“贰师马”?
　　以上令人所费解问题，无不涉及汗血马的产地。其实，当初汗血马既不遍产大宛全国各地，至西汉前期也未分布于大宛全国各地。根据汉武帝遣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和大宛人所谓“贰师马，宛宝马也”(17)的说法，我以为，大宛汗血马仅始产于大宛贰师城地区。这是因为，大宛是由七十多个类似于西汉时西域“居国”的城邦组成的国家，贰师城是其中城邦之一。这样的城邦，是以城为中心，并包括城周围农田和广大牧场的地区。据此分析，汗血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的记载，显然是说汗血马在贰师城所在的地区，只是不肯让汉使到那里去看就是了。因此，如果认为大宛人为防止汗血马东入西汉，故将遍产全国各地的汗血马统统集中起来特地“匿”于贰师城这座孤城中，那显然是误解。这也说明，由于汗血马始产于以贰师城为名的这一城邦境内，故称之为“贰师马”。大宛汗血马并不始产其全国各地，这一点还有其他文证。如前已所引孟康“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的说法，很清楚地说明，汗血马并不始产大宛全国各地，而是始产于大宛境内某一高山之下(18)。
　　到了西汉之后，汗血马的产地开始逐渐扩大。若考察其扩大方向，大体在三个方向上。《魏书·世祖纪上》云：者舌国“遣使朝献，奉汗血马”。《魏书·西域传》注云：“者舌国，故康居国，在破洛那(即汉大宛国)西北。”《隋书·炀帝纪上》注云：西突厥(位于汉大宛国北部和西北部)处罗可汗曾于大业四年(608年)向隋贡汗血马。以上两条材料说明，北魏和隋朝时，汗血马的产地向两汉时大宛国西北方扩大了。《通典·吐火罗》条云：吐火罗当时产名驹，皆汗血，“其北界”则汉时大宛之地。这一记载表明，汗血马的产地又向两汉时大宛国西南方扩大了。《丛书集成》转引《凉州记》、《西河记》记载云：“吕光太安二年，龟兹国使至，贡宝货奇珍、汗血马”。这条材料表明，十六国时期汗血马的产地还向东扩大到今新疆境内库车等地。同时，由于自西汉时大宛汗血马不断进入中原，从而长安、洛阳等地必然也有汗血马的繁育。
　　四、汉武帝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主要原因
　　汉武帝以武力索取大宛汗血马的原因，大致有三说：一是当做玩物和用于礼仪，二是为补充对匈奴战争所需军马，三是为巩固四夷臣服和汉王朝强大的文治武功。虽然以上几说都有据可征，但并不表明每一说都能成立。
　　《汉书·西域传》云：“孝武之世……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这里“汗血之马，充于黄门”一说，显然是汗血马被当做玩物和用于礼仪的一条重要文证。唐人杨师道的《咏马》诗，曾生动描述过西汉王公贵族把汗血马当做玩物的情景。诗云：“宝马权奇出未央，雕鞍照耀紫金装，春草初生驰上苑，秋风欲动戏长杨。鸣坷屡度章台侧，细碟经向濯龙傍，徒令汉将连年去，宛城今已馘名王。”这首唐诗，虽有以古喻今之意，但对西汉王公贵族骑着精心装束的汗血马，一年四季在长安附近及上林苑宫殿区肆意游戏情景的描述当不会过分。据上所载，似乎汉武帝为王公贵族寻找称心玩物和为备礼仪之用而向大宛索取汗血马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如果从汉武帝不惜引起“天下骚动”(19)，断然派数万大军，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史实来分析，把当做玩物和用于礼仪视为索取汗血马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欠妥当的。
　　为补充对匈奴战争所需军马是汉武帝武力索取汗血马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在史学界有着较大影响的观点，法国吕斯·布尔努瓦力主这一观点。布尔努瓦说：“汗血马是一种大品种的战马，其用处特别大。”在汉朝与其宿敌匈奴人的战争中，马匹起着主要作用。“无论如何，汉朝政府也特别急需马匹以补充军马。因为在前121—前119年对匈奴的战争使它损失了两万多匹战马。”(20)布尔努瓦这些话，似乎讲得很有道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史书中尚无将汗血马用于补充军马的哪怕是一条文证。因此，这些话只不过是臆测之辞而已。再就当时历史而言，经公元前119年汉匈大战，匈奴势力已基本削弱，“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1)，从此匈奴已不足对汉造成威胁。特别是汉武帝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时间在此后十多年，这时对匈奴战争已明显减少，对军马的需求已不如以前迫切。试想，在急需补充军马时不索取汗血马，而在不太急需时却又以武力索取，这种道理能够讲得通吗?
　　我认为，汉武帝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真正原因当在巩固四夷臣服和汉王朝强大的文治武功。
　　据载，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从西域返汉后，武帝就已得知大宛“多善马，马汗血”的情况，但当时武帝并未下令索取汗血马。四年后的元狩元年(前122年)，汉匈大战即将爆发，武帝虽也“欣然以骞言为然”，遣张骞等再度出使大夏等国，但仅只是以为大宛、大夏及安息之属，可施之以利，诱令入朝，“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22)。这里明显是说，武帝派张骞等再度出使西域，其目的在于建立“威德遍于四海”的文治武功，而不是为索取汗血马。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遣赵破奴掳楼兰王、破车师，意在“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23)没有索取汗血马。至太初元年(前104年)，当入西域汉使说“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武帝方遣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汗血马。不料由于宛王与其群臣不仅不肯将汗血马给予汉使，而且还杀汉使、取财物。大宛王对汉威德的公然蔑视，终于引汉武帝大怒，为此，同年八月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命令率军出征大宛，以武力索取汗血马(24)。由于李广利第一次以武力索取汗血马未获成功，致使汉公卿议者担心“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故又于太初三年(前102年)不惜引起“骚动”，派兵再次伐宛，以索取汗血马(25)。从以上史实清楚看出，汉武帝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为了把汗血马当做玩物和用于礼仪，也不是为对匈奴战争补充所需军马，而实质上是为了巩固四夷臣服和汉王朝强大的文治武功。
　　我们还知道，汉武帝是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主要决策人，他的言论在说明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主原因方面，必然具有特殊的说服力。武帝《西极天马之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26)《天马歌》曰：“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27)这两首歌中的“天马”均指汗血马(28)。汗血马不远万里，从西极东来，是因汉朝之威德，其显示四夷、九夷对汉朝的臣服。这两首歌同样说明，为巩固四夷臣服和汉王朝强大的文治武功，是汉武帝以武力索取汗血马的主要原因所在。
　　①《汉书》卷22《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60页。
　　②《史记》卷24《乐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79页。
　　③学术界有将汉武帝《太一之歌》“沫流赭”句中之“沫”作“口水”、“口沫”解者。如果以上解释确当的话，那就表明“汗血马”患有严重的口腔病。可是，自称对大宛马“汗血”现象“今亲见其然也”的东汉明帝，却仅仅看见过“天马霑赤汗”，而根本未看见天马口中有“沫流赭”现象。许慎《说文解字》云：“沫，沫水，出蜀西南徼外，东南人江，从水，末声。”晚于汉武帝并不太久的许慎，在撰《说文解字》时，未将“沫”当“口水”解，这说明在此时及此前，“沫”并不专指“口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仅有“沫，谓水泡”之说。同时，直至近现代，在伊犁河流域等地所繁衍的“汗血马，也未见口中所吐“口水”呈血色(即“沫流如赭”)的现象。显然，将“沫”作“口水”、“口沫”解，实难服人。因此，我认为汉武帝《太一之歌》“沫流赭”句中之“沫”，当作汗血马所汗血呈泡沫状之特征解校为当。
　　④李昉：《太平御览》卷894《兽部六》马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69页。
　　⑤《晋书》卷113《苻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00页。
　　⑥秦再思：《纪异录》，见《说郛》卷3，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150—151页。
　　⑦李昉：《太平御览》卷894《兽部六》马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70页。
　　⑧《汉书·武帝纪》卷6，第202页。
　　⑨[法]吕斯·布尔努瓦：《丝绸之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⑩[法]吕斯·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第17页。
　　(1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0页。
　　(12)《资治通鉴》汉纪十一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7页；《太平御览》卷894《兽部六》马注文大致同于《资治通鉴》上述往文。
　　(13)《汉书》卷6《武帝纪》，第202页。
　　(14)《史记》卷24《乐书二》，第1178页。
　　(15)《晋书》卷113《苻坚传》，第2907页。
　　(16)李昉：《太平御览》卷894《兽部六》马条，第3968页。
　　(17)《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697页。
　　(18)汗血马的产地，《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通典·边防九》、《太平御览》《兽部五》马条、《册府元龟》卷961等史籍，还有如下大致相同的记载：“吐火罗国城北有颇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马，国人每岁牧牝马于穴所，必产名驹，皆汗血焉。”《太平广记·马》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吐火罗围波汕山阳，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马尿流出。至七月平旦，石崖间有石阁道，便不见。至此日，厌哒人取草马，置池边与集，生驹皆汗血。今名无数颇黎。”又载，图记云：“吐火萝国北，有屋数颇梨山。即宋云所云讪山者也。南崖穴中，神马粪流出，商胡曹波比亲见焉。”(出《洽闻记》)吐火罗虽系晚于大宛的西域国家，但其国的汗血马也不是遍产全国各地，而是仅产于颇梨山下。
　　(19)《资治通鉴》汉纪十三，太初三年条，第705页。
　　(20)[法]吕斯·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第25页。
　　(21)《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70页。
　　(22)《资治通鉴》汉纪十一，元狩元年五月乙巳系，第628—629页；《太平御览》卷894《兽部六》马条注文大致同于《资治通鉴》上述注文。
　　(23)《资治通鉴》汉纪十三，元封三年十二月条，第687页。
　　(24)《资治通鉴》汉纪十三，太初元年八月条，第709页。
　　(25)《资治通鉴》汉纪十三，太初三年正月条，第714页。
　　(26)《史记》卷24《乐书二》，第1178页。
　　(27)《汉书》卷22《礼乐志》，第1060页。
　　(28)《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