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

 
　　自汉朝开通西域以来，唐朝与西域的友好往来达到极盛。汉唐与西域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丝绸贸易。故我国中原通西域之路，有“丝绸之路”的誉称。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二十四史西域传等均有记载。而20世纪以来，丝绸之路上考古发现了大量古代丝绸，进一步证明和丰富了历史文献的记载，也为研究汉唐的丝绸，以及我国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西方的丝绸贸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结合文献、考古资料，试就汉唐间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作初步探讨。
　　20世纪初以来，在我国丝绸之路上，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古代丝绸。我国老一代学者虽然著录了一些，故宫博物院保存了一些，但大部分为英、法、日、德、俄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盗，国内所存无几。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等项事业的发展，在丝绸之路上又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古代丝绸。1981年暑假，我有幸参加丝绸之路考察队，走访了河西走廊到乌鲁木齐一线，看到了这些地方解放后出土的丝绸珍品。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看，解放后丝绸之路上所发现的丝绸，按朝代划分，大体如下：
　　西汉丝绸发现于武威、敦煌、额济纳旗、罗布淖尔、楼兰。
　　东汉丝绸发现于武威、民丰、尼雅。
　　魏晋南北朝的丝绸发现于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
　　隋唐的丝绸发现于敦煌、吐鲁番、乌鲁木齐。
　　宋元的丝绸发现于若羌、乌鲁木齐。
　　丝绸之路上，考古发现为数众多的丝绸产自何地?汉唐时期陇右、西域产不产丝绸?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唐丝绸与汉唐中原生产的丝绸的关系如何?是研究汉唐丝绸、汉唐与西方的丝绸贸易必须首先探讨的问题。从历史文献记载看，汉唐之际河西和西域一带主要生产麻、毛、棉织物，而缺乏丝绸生产的记载。据《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陇右道》记载：贡赋主要是“麻布”。凉州武威郡上贡有无白绫，尚待考证。沙州敦煌郡、瓜州晋昌郡、甘州张掖郡、肃州酒泉郡、伊州伊吾郡和北庭大都护府土贡皆无丝绸。西州交河郡土贡丝、氎布、毡，安西大都护府土贡绯毡。在唐代，关内、河东、陇右等地民间织物也以麻织品为主，这就是所谓“关辅寡蚕，诏纳米粟”①和“关辅庸调，所税非少，既寡蚕桑，皆资菽粟”②。从考古资料看，敦煌、吐鲁番、巴楚、喀什、罗布淖尔、民丰、尼雅等地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唐时代的麻、毛、棉织物，说明这一记载大体是可信的。1972年以来，在酒泉和嘉峪关地区发现了一批魏晋时期的画像砖墓，其中有的砖画有妇女采桑及蚕茧的图案，说明这里已生产桑蚕。至于西域地区，直到南北朝时，才有少数关于桑蚕生产的记载。如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高昌“宜蚕”，焉耆“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③。这些地区虽然有蚕桑，很难说就生产丝绸，特别是高级丝绸。在唐代，于阗号称“工纺绩”，④亦是“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⑤。直到宋代，才有于阗献胡锦、西锦的记载。于阗掌握丝绸生产技术，可能在唐朝中后期。当时河西、西域人民衣着绢帛主要靠和籴，如“和籴一万段数，其物并给百姓”⑥。由此可知，汉唐间，盛产丝绸的是我国内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因而被古代西方誉为“赛里斯”(丝国)。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已有绢、文绣和刺绣等生产。周代则有了罗、纱等织物。解放后，在临淄、长沙等地已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经线显花织锦。说明战国时，织锦业已发展。至汉代，我国丝绸生产在织造规模、工艺水平、品种纹饰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当时的民间织物虽以麻葛为主，但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则生产大量高级丝绸。在长安王宫中设东、西织室。在齐郡临淄设有三服官供宫廷需要。临淄三服官织工人数，最多时各达数千人，“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⑦。陈留襄邑亦设服官，素有“锦绣襄邑”之美称。益州地区的丝绸生产也十分发达。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中原涂炭，但刘备入蜀时，成都府库中还有“谷帛支一年”⑧的贮存。刘备取得益州后，“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⑨。两汉时代，除官府丝织业外，丝绸生产技术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民间也能生产高级丝绸。如巨鹿人陈宝光妻用高级提花机织造蒲桃锦、散花绫，匹值万钱。当时的丝织品有锦、绫、绮、罗纱等十八种以上。色彩有二十余种。图案纹饰有自然天象流云，云气间动物纹、乌兽、植物、几何图案，有如意连璧纹，有吉祥文字，如“登高明望四海”、“万寿宜子孙”等。
　　唐代，丝绸生产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工艺比汉代精美高超，产量大为增加，花色品种之繁盛新颖，在我国丝绸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绫的品种最多，锦、罗次之。特别是彩锦、纹绫、绚丽夺目。图案纹饰形成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并吸收了波斯纹样和纬锦工艺。《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所载代宗诏，反映了宫中高级丝织品的部分纹样，“其绫锦花纹所织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及大*(左纟右间)绵、竭凿、六破以上，并宜禁断”。宫廷织造的特殊纹锦有方瑞锦、官绫，织成对雉、斗养、翔凤、游麟，还有泥金彩绘。唐代的高级丝绸生产，仍以官府作坊为主。少府监供天子、后妃服饰，掖庭织锦供宫廷所需。织染署下设罗作、纱作、绫作等十作，以供太子、百官之求。在盛产蚕桑的各州往往设有官营的绫锦坊。民间的丝织业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以致出现了个别大规模的丝绸作坊。如定州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产巨万，拥有绫机五百张。⑩琼山郡韦太守有女奴四百，织花缣纹纱。因此，单是《新唐书·地理志》就记载全国有二十八个州郡上贡绢，其中以宋州、亳州的质量最好；上贡绫锦的州郡也为数不少。如亳州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特种花纹绫达一千五百匹，高出他州百倍左右。唐代丝绸产量大。开元年间，庸调岁入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天宝末年，庸调绢布及回造纳布竟高达一亿一千万丈左右。(11)
　　汉唐时期高度发达的丝绸生产，为汉唐向西域、中亚和西方输出丝绸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当时，中国丝绸产量之大，工艺之精湛，纹饰图案之灿烂多彩，色泽之鲜艳，都是世界上仅有的。丝绸作为国宝，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吸引着西域和西方世界。汉唐丝绸，除供统治阶级享用外，大宗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我国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丝绸，绝大部分都产自中原内地。罗布淖尔出土的汉代“登高明望四海锦”，民丰出土的东汉“延年益寿宜子孙锦”，以及尼雅出土的东汉“万世如意锦”当出于襄邑一带。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漆纚冠，当为临淄三服官的产物。额济纳旗出土的汉代绉纱、民丰出土的东汉菱纹绮，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出土物一样。罗布淖尔出土的锦鞋，则与汉代富人大贾家中婢妾“绣衣丝履”的风气类似(12)，亦属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青丝履。唐代，州郡上贡锦的有益州及扬州广陵郡，而敦煌文物研究所发现的唐代晕*(左纟右间)锦幡、吐鲁番发现的联珠晕*(左纟右间)宝相花纹锦，产地应是剑南地区。吐鲁番出土的隋代胡王锦，唐代王字龟甲纹锦，仿波斯纹样的联珠猪头纹锦，大体产于扬州，因为扬州织造“蕃客袍锦”。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妃色规矩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巴楚出土的孔雀尾纹锦，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应是唐代宫廷织坊的产物。敦煌文物研究所发现的唐代宝相花纹绮、纬线显花的人字纹绮，当是宣城郡的产物。因为唐代州郡上贡绮的仅有宣州宣城郡。在唐代，只有越州的会稽、绵州的巴西郡才上贡轻容，所以，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天青色敷金彩轻容，应是越州或绵州的产品。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大量汉唐丝绸，有力地说明当时与西域、西方丝绸贸易的存在。那么汉唐丝绸是通过哪些方式远销西域、中亚和西方的呢?
　　在海运未畅通成为中西交通干线之前，中国的丝绸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远达西域和西方的。当中原王朝国力强盛时，丝绸之路就畅通无阻；当中原王朝衰落之际，丝绸之路就闭塞。然而，我国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对西域以至西方，仍有强大的吸引力。其使者来中国，虽经千难万险，却依然不绝如丝。在这种绵延不绝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丝绸就是中国运往西域和西方的最主要的商品之一。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汉唐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的发展，是在封建制形成发展的前提下，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组成部分的商品货币关系显得活跃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中原王朝来说，丝绸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之一，金银粟帛历来是封建国家国力和财力的标志。因此汉、唐王朝总是想方设法控制丝生产，保证丝绸贸易的收入。西汉初年，商人不准经营帛絮文彩；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由中央直接控制。汉唐与西域的丝绸贸易是作为国策与团结边疆的兄弟民族，维护帝国的统一，开拓西域的政治军事斗争密切相联系的，并影响着外交活动。丝绸往往成为封建政府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力的外交工具。这样，“赏赐”便成为丝绸流向西域或西方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西域或中亚一带则以“朝贡贸易”的形式来获取更多的丝绸。
　　秦末汉初，匈奴崛起于西北，骚扰西汉边境，兵锋直达秦陇，严重威胁新兴的汉帝国。西汉无力抗拒，采用屈辱的和亲政策，每年送给匈奴贵族大量丝绸酒食，换取边境的相对安宁。情况正如贾谊所说的，“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汉岁致金絮彩缯以奉之”(13)。直到汉武帝反击匈奴以前，还是“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14)”。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如何孤立匈奴，彻底解除外患?张骞通西域的历史件事件，其出发点则是为了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张骞第一次通西域，历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地，这些国家“贵汉财产”，想和汉往来，这样才有第二次通西域。张骞“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值数千巨万”(15)。张骞到达乌孙后，又分遣使者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地，西域自此归汉。当然，西域的归汉，并不单纯是依靠了丝绸的力量，关键是西汉王朝打败了匈奴。但丝绸起码是一条纽带，早就把汉和西域联系在一起了。“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16)。
　　随着丝路的开通，西汉政府又妥加经营，一方面在河西走廊设郡、屯垦，修筑长城，加强守备，又在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保护丝路。其后又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代表中央行使职权。西域地区五十国接受汉政府的封赠，佩带汉政府印绶的侯王及译长达二百七十多人。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等绝远地区的国家也不断有使节往来。于是在丝绸之路上出现了“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殊方异物，万里而至”这样空前繁荣的景象。
　　东汉初年，匈奴为患，阻断了丝绸之路。在东汉王朝制伏匈奴和再次开通西域的过程中，又充分地利用了丝绸这一外交工具。窦宪派梁讽，“先赍金帛使北单于”(17)，离间了南北匈奴，得以全力对付南匈奴。班超通西城，丝绸则起敲门砖的作用。他通过“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的办法结好乌孙，又派使者“多赍锦帛遗月氏王”，通过月氏王与康居王的婚姻关系，结好康居，制伏疏勒。后来又以“赐(焉耆)王彩五百匹”(18)的名义诱来了焉耆的实际掌权者北鞬支，使臣服于匈奴的焉耆也归顺了东汉。
　　唐代初年的形势与西汉初年颇为类似。当时，东突厥横行西北方，西突厥控制了西域，威胁唐帝国。唐初贫弱，赠送子女玉帛给东突厥贵族，换取边疆安宁。始毕可汗死，唐以帛三万段结好处罗可汗，处罗可汗死，唐以大量金帛结好颉利可汗。“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贷，赠赍不赀，然而不厌无涯之求也。”(19)直到贞观年间反击战前，依然如唐太宗所说的，对突厥只能“啗以玉帛”，以致“遗赐玉帛多至不可计”。在唐帝国反击过程中，外交上离间东突厥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的关系，同时又结好西突厥，孤立东突厥。其中丝绸的赠送赏赐是必不可少的。唐太宗为了笼络西突厥，有次赐给吞阿娄拔利邲咄陆可汗“段彩巨万”(20)。
　　唐帝国解决了东突厥后，丝绸之路由于高昌王麴文泰在西突厥的支持下，拦劫商旅和使臣，依然不通。唐“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赍缯帛赐薛延陀”(21)，以孤立高昌和西突厥，消灭了麴氏高昌，打通了丝绸之路。在与西突厥以及吐蕃争夺西域的控制权过程中，丝绸同样起着巨大的作用。赏赐之多十分惊人。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以“杂彩五万段”赠默啜可汗。圣历元年(698年)，武迎秀纳默啜可汗的女儿为妃时，武则天又命阎知微等“赍金帛巨亿以送之”(22)。有这样一件事：幽州大都督孙佺偷袭奚和契丹，为奚的首领李大酺包围，李大酺责问孙佺，孙佺诡称是“奉敕来招慰尔”，“大酺曰：‘若然，国信安在?’佺悉敛军中帛，得万余段，并紫袍、金带、鱼袋以赠之”(23)。说明在唐帝国和周边各族的交往中，大量丝绸的赏赐或赠送，几乎是和“国信”画等号的。
　　唐帝国与周边各族交恶时，难免兵戎相见。但在获得胜利后，不以征服者自居，丝绸的赏赐和赠送依然十分可观。在打败东突厥后，是用金帛赎回被掳掠的八万男女。在打败西突厥后，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各赐帛十万”(24)。唐虽在周边各族的居住地设置州郡，但“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25)。
　　汉唐时代，中原王朝在夺取西域、开通丝路的过程中，为了政治的或军事的需要，对西北各族的丝绸赏赐固然为数颇巨，丝路开通后，双方使臣的往返更加频繁，丝绸赏赐的数量更大。“是时，上(西汉武帝)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散财帛赏赐……而外国使更来更去”(26)。汉使者亦穿梭般往来于西域。唐代比汉更甚，“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27)。遇有吉庆大典，情况更胜一筹，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举行封禅大典，“……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28)。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又举行封禅大典，“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29)。伴随这种朝贺，觐见或随驾，照例是大量的赏赐。例如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来朝，赏赐绮、绣、杂、缯等凡数千万(30)；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赐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八千匹，絮六千斤等(31)。唐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唐贞观十一年(637年)，罽宾献名马，唐太宗回赐缯丝。贞观十七年(643年)，大秦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太宗回赠绫绮，等等。大量的丝绸也就通过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向西域。
　　这里需要说明，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族，包括西域地区的赏赐数量虽然巨大，除在中原王朝衰弱无力等特定情况下，可能是单方面的支出外，绝大部分都是以物易物。周边各族的上层贵族及西方国家派遣的使者，都携带大量珍奇，要求和亲则更是如此。贞观十七年(643年)，薛延陀真珠可汗要求和亲，“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32)。因此，赏赐和朝贡虽然具有十分浓郁的政治意味，却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以及西方各国交往中特有的一种贸易形式。
　　汉唐之际，大量丝绸流向西域的第二种方式是“互市”。互市这种贸易形式，其经济意义则胜过政治意义。中原王朝显然通过互市满足贵族地主奢侈品、皮毛、珍奇的需要，但互市中马、牛、羊的输入始终是大宗，输出品中有时有种子、铁器等，却仍以丝绸为主。
　　汉唐两代有为的统治者都好马。马在当时是重要战略物资。西北地区崛起的少数民族所以能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关键具有马上优势。中原王朝要挽回颓势、争取主动，必须建立庞大的骑兵队伍。解决途径无非：两条：一、勤于马政；二、与游牧民族互市获得马匹。因此用丝绸换取马匹成为互市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是中原王朝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汉武帝和唐太宗的好马，是众所皆知的。汉武帝为求取名马，不惜派遣使臣万里求索。“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33)。前引材料已说明，流入西域的丝绸数量之巨大，可以想知。后来使者虽然减少，也是“一岁中使者车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34)。唐太宗也曾“命使者多赍金帛，历诸国市良马”(35)。这样频繁和庞大的使者队伍，完全是一种国家商队。至于边关互市，规模就比这更大了。
　　唐代，边关互市的规模远胜于前。唐和突厥的互市在长时期内一直进行着，(36)如唐玄宗所说：“曩昔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37)在唐和吐蕃争夺河西和西域时，为了进一步孤立吐蕃，唐和突厥互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吐蕃之寇瓜州也，遗(突厥)毗伽(可汗)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为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38)。唐代的互市指定地点，由互市监掌管，但边地将领为了军事的需要，也通过互市获取战马。“(王)忠嗣始在朔方、河东，每互市，高估马价，诸胡闻之，争卖马于唐，忠嗣皆买之，由是胡马少，唐兵益壮”(39)。安史乱后，唐朝马匹仰仗与回纥互市。回纥乘机抬高马价，竟至“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岁以数万求售……骀弱不可用”(40)。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支付回纥马价达三十万匹绢。文宗时，给回纥马价绢竟高达五十万匹。此外，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的需要，也通过互市获取一些生产物资。唐高祖武德八年，“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汉唐之际，除了国家控制互市外，商人的贩运亦是丝绸运往西域的一种重要贸易形式。丝路开通初期，鉴于使臣能得到合法的保护，因此西域商人，往往充使臣的名义前来贸易。罽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数年而壹至云”(41)，可见一斑。当中原王朝保护商人的贩运时，东来西去的商人日渐增多。东汉时，“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42)。和帝永元六年(94年)，班超率龟兹等八国兵攻破焉耆，其中有汉吏士商贾一千四百余人。隋唐时期，商人的贩运进一步发展。唐太宗打败西突厥后，对西域的使者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43)。鼓励商人贩运。国都长安是当时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市，这里时常能见到突厥、回纥、大食、波斯和拂菻(东罗马帝国)的商人。唐朝，波斯商人来中国的最多，主要贩卖珠宝香药，收购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开元天宝以后，在长安尚有胡商四千余人，有的留居达四十年之久。河西的主要城市，几乎都能见到胡商的足迹。唐政府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征税，以充安西四镇和北庭的经费：“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44)西域诸国也向商人征税，“铁勒恒遣重臣去高昌，有胡商往来者，则税之以送铁勒”(45)。这些商人东来时带来了大量的西域特产和珍宝，西返时，运回的商品则以丝绸为主。回纥人回去时“舆载金帛，相属于道”(46)。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记载，“在弓月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兹)”，“驼二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华口并椀”，“别有百匹绢价财产及汉鞍农裳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但“不达到龟兹”(47)。反映了丝绸贩运及贩运中的丢失问题，呈请安西都护府追查。唐代诗人张籍的诗句：“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生动和形象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丝绸贩运的盛况。
　　总起来看，汉唐时期，赏赐、互市和商人贩运是丝绸流向西域及西方国家的三种主要形式。繁荣的丝绸贸易，非但促进了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友好过来，丰富了西域的物质文化，在使西域和中原地区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也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促进了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
　　①《新唐书》卷37《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61页。
　　②《旧唐书》卷48《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90页。
　　③《周书》卷50《异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6页。
　　④《新唐书》卷221《西域传》，1975年，第6235页。
　　⑥《新唐书》卷221《西域传》，1975年，第6235页。
　　⑥刘复：《敦煌掇琐》，《敦煌丛刊初集·十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93页。
　　⑦《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0页。
　　⑧《三国志》卷31《刘璋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69页。
　　⑨《三国志》卷36《张飞传》，第943页。
　　⑩张鷟：《朝野佥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11)《旧唐书》卷48《食货志》，1975年，第2088—2094页。
　　(12)《汉书》卷48《贾谊传》，1962年，第2242页。
　　(13)《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1页。
　　(14)《汉书》卷6《武帝本纪》，1962年，第162页。
　　(15)《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第2692页。
　　(16)《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第2688页。
　　(17)《后汉书》卷47《班梁传》，第1591页。
　　(18)《后汉书》卷47《班梁传》，第1579页。
　　(19)《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1965年，第6030页。
　　(20)《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1965年，第6058页。
　　(21)《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三年二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260页。
　　(22)《资治通鉴》卷206圣历元年六月甲午条，第6646页。
　　(23)《资治通鉴》卷210先天元年五月庚申条，第6791页。
　　(24)《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第6063页。
　　(25)《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丙申条，第6358页。
　　(26)《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1962年，第2697页。
　　(27)《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条，第6366页。
　　(28)《资治通鉴》卷201麟德二年冬十月丙寅条，第6459页。
　　(29)《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条，第6884页。
　　(30)《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16页。
　　(31)《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98页。
　　(32)《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六月丁巳条，第6312页。
　　(33)《汉书》卷61《张骞传下》，第2694页。
　　(34)《史记》卷123《大宛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4页。
　　(35)《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五年七月甲戌条，第6281—6282页。
　　(36)《唐会要》卷94《吐谷浑传》贞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699页。
　　(37)《资治通鉴》卷212，开元九年正月丙戌条，1965年，第6863页。
　　(38)《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九月丙戌条，1965年，第6898页。
　　(39)《资治通鉴》卷215天宝五年正月乙丑条，第6990页。
　　(40)《新唐书》卷217《回纥传》，第6120页。
　　(41)《资治通鉴》卷30河平四年三月庚戌条，第997—998页。
　　(42)《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31页。
　　(43)《新唐书》卷221《西域传》，第6244页。
　　(44)《新唐书》卷221《西域传》，第6230页。
　　(45)《隋书》卷83《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8页。
　　(46)《旧唐书》卷127《回纥传》，1975年，第3573页。
　　(47)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