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唐朝的交往——以《册府元龟》为中心 朝贡、贡使、贡品及其政治、经济意义

　　在先秦时期，“朝贡”之“朝”意为谒见天子①；“贡”意为向天子献上贡品和物产。到两汉时期，有关朝贡的用语已得到整理并趋于术语化，《汉书》一般用“来朝”、“来献”、“朝献”、“幸献”、“遣使”来表述朝贡。②《汉书·西域传》序文中说：“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③这是“朝贡”一词最终术语化并见于文献的例证。这时的朝贡已不再反映诸侯与天子的关系，而是蕃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并具有了对外关系的意义。④汉魏以降，朝贡往往以职贡的形式出现，并与国内的土贡相区别。通过朝贡活动，朝贡双方结成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就朝贡国而言，“朝贡”往往包括“贡献”和“上表”(请封、请求内附、请援等)；就朝贡活动而言，朝贡国是主动的(尽管有时也迫于外部压力)，它们可以选择朝贡的时间、贡品的种类和数量、贡使的人选和人数及朝贡的目的；而宗国则是相对被动的。在朝贡活动中，宗国对朝贡国往往有赏赐、册封。这种赏赐和册封实际上是与朝贡活动一起完成的，它们与朝贡活动构成了一种朝贡制度，但前者又不能说就是朝贡活动本身。此外，还有宗国在蕃属国、羁縻政权当时没有朝贡的情形下，主动册封后者的。这种册封也构成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但它也不是朝贡活动本身。通过分析朝贡、贡使、贡品，我们可以了解朝贡国与宗国之间以及朝贡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演变。
　　1.关于朝贡
　　在唐代，九姓胡和拔汗那不断入唐朝贡。它们通过朝贡与唐朝结成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九姓胡虽然没有形成定期入唐朝贡的制度，但它们中的多数政权确已与唐朝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朝贡关系。以康、石、安、曹为例，624—655年间，康国朝贡18次，平均2年不到朝贡一次；石国朝贡7次，平均约5年一次；安国、曹国(西曹)朝贡6次，平均6年左右一次。从该期朝贡的时间(月份)看，以上4国的朝贡(凡37次)有14次集中在十二月、正月，且集中在631—648年，另有12次朝贡的月份不详。第一时期史国唯一一次朝贡也在正月。653年(永徽四年)，曹国嗣主新立，也遣使入唐朝贡，其使者于十一月抵唐廷，比十二月提前一个月。考虑到西域冬天气候的特殊性及行旅之艰难，十二月、正月的朝贡应有贺正的性质，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利益。这种情形与《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的记述也是吻合的：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人”⑤。在第二时期(656—712)，中亚诸国朝贡或入献，没有一次是在正月。看来，在这个时期，虽然唐朝在九姓胡之地设置了羁縻府州，但是九姓胡的入唐朝贡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减少，尤其是取消了贺正性质的朝贡。第三时期(713—779)，九姓胡在十二月或正月朝贡的，计有石国6次(719、720、742、743、753、762)，康国3次(750、752、772)，米国2次(729、772)，安国1次(750)。有意思的是，《册府元龟》、《新唐书》所记九姓胡历次朝贡目的，仅记康国遣使来贺(645年正月)以及史国王斯谨提遣首领勃帝米施来朝贺正。其中史国使者入朝的时间是在741年(开元二十九年)三月，估计使者因故耽误了行程。从贺正性朝贡一半以上由石国所为来看，在九姓胡中，石国与唐朝的政治关系要密切得多。
　　相形之下，拔汗那(宁远)贺正性朝贡多达4次(拔汗那、宁远各2次)，且集中在741—749年间。而且，在第三时期，拔汗那朝贡次数最多(详见下述)。看来，在中亚诸胡中，拔汗那与唐朝的政治关系最为紧密。正因为如此，唐朝才会在天宝三年(744)“封宗女为和义公主，降宁远国奉化王”⑥。在中亚诸胡中，唯有宁远国王得到与唐朝联姻的宠幸。
　　从朝贡频率分布看，东曹在624年遣使朝贡后，直至752年才迫于大食肆虐而遣使；东安在贞观初入献后，一直到734年才重入朝；火寻在645至750年，未见来朝；643—726年，史国未进一贡；655—741年，曹国也未朝贡。这反映出在九姓胡中，除了戊地以外，东曹、东安、火寻对唐朝的依附关系最弱；贞观朝以后到开元十四年(726)前后，史、曹两国与唐朝的朝贡联系也几乎中断。在第三时期(713—779)，九姓胡中以石国朝贡次数最多，多达20次，其余依次为康(19)、安(17)、米(11)、史(6)、火寻(4)、曹(4)、东曹(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九姓胡诸国与唐朝的亲疏关系。
　　拔汗那在655年以前未进一贡。656—679年间，拔汗那来朝6次(包括富那671年来朝1次)，其来朝次数与同期昭武九姓来朝总数(6次)相等；680—732年间，拔汗那未进一贡；732—762年，拔汗那朝贡21次(包括宁远15次、可汗那2次)，其来朝次数、密度超过九姓胡中的任何国家(政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第二、三时期，拔汗那与唐朝的关系要紧密得多。看来，715年唐朝出兵拔汗那并非偶然。拔汗那在唐朝的中亚统治体系中一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各个时期，九姓胡入唐朝贡的目的有明显变化。在第一、二时期，九姓胡的入朝往往是“朝贡”而已，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或军事上的要求，仅有康国在631年请臣。而在第三时期，九姓胡朝贡凡83次，其中附带政治或军事要求的有7次，包括康国2次(719、731)，石国2次(741、742)，安国1次(719)，东曹1次(752)，曹国1次(745)；此外，还有752年东曹、安以及九国遣使请击大食(未计入朝贡次数)。另有4次朝献活动中有唐朝的册封举动(囿于史料记述之简，我们无从判定这类册封是否出自九姓胡之请)，即744年七月康、西曹、米国诸王受赐封，745年七月安王受赐封。第三时期的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显示，在屈底波征服之后，九姓胡并不屈服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他们急欲依赖唐朝来摆脱阿拉伯人的控制。
　　从唐朝对中亚诸胡贡使的赏赐，我们也可看出朝贡性质的变化。在第一、二时期，唐朝对贡使没有政治性的赏赐；而在第三时期，这类赏赐明显增多，至少有718年米国使者、康国使者，753年米国使者，754年宁远使者，755年康国使者、米国使者均受此殊荣。这也反映出中亚诸胡朝贡政治性质加强的趋势。
　　2.关于中亚诸胡的遣使
　　九姓胡贡使、朝献及遣使入朝上表情况，详见下表：
　　从历次贡献的遣使情况看，多数贡献均由九姓胡遣使所贡。这种情形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里差别不大。但是，明确记为国王所遣的使者数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差异。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713年后的第三时期，国王遣使的数量大大增加。唐代，九姓胡“遣使”入唐共121次(包括东安1次)，其中国王遣使有45次(包括武德九年米城主康数姿遣使)，约占遣使总数的37.2％；713年以降，国王遣使38次，约占国王遣使总数(45次)的84.4％；在记述国王遣使入唐时，有26次记下了九姓胡国王(或城主)的名号，涉及康、安、史、曹、石、火寻诸国国君。国王遣使的朝贡，其政治意义显然大于经济利益。
　　拔汗那的遣使情况与九姓胡相近。在第二时期，拔汗那国王遣使仅有一次；第三时期，拔汗那国王遣使多达13次，约占该国同期遣使总数(21次)的62％。
　　九姓胡历次贡使有明确身份者，缺略特甚，仅见表所列10名。拔汗那贡使有明确身份者有5人。从这15名贡使来看，我们发现：第一，贡使级别最高的是王弟(726年安国)、驸马(743年石国)和王子(749年石国、宁远，759年宁远)，其次有长史(758年康国)和大首领或首领(719年石国，730年米国，733年拔汗那，741年史国、拔汗那，744年安国、拔汗那，750年康国)。第二，高级贡使的派出国主要是康、安、石、米和拔汗那五国。高级贡使派出的年代集中在719—756年。这反映出这些贡使受命于屈底波征服之后、国破家亡之时。他们大概是代表流亡政府或复国势力而入贡的，他们的入贡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的主要目的应是寻求唐朝支持和援助，而不在于经济利益。例如，719年二月，康国、安国在大量朝献之同时，“上表请击大食”；731年四月，康国上表请封；742年三月，曹王哥逻仆罗献马及方物，被诏封为怀德王。
　　在唐代文献中，不时提到九姓胡“并遣使”朝贡。由于史料记载不详，这种“并遣使”究竟是几个贡国共遣一使，还是同时遣使，抑或诸贡使同时入朝，我们往往很难判定。九姓胡的“并遣使”，应与它们联合抗击阿拉伯人的传统有关。据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记载，自阿拉伯人入侵河中地区以来，中亚本地王公每年在花刺子模的一个村镇里集会，相互保证放弃争端，联合抗击阿拉伯人。在屈底波征服时期，这种集会仍然每年举行。⑦九姓胡“并遣使”入唐，很可能在这种集会上就约定了。因此，无论是几国共遣一使，还是同时遣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中亚诸国的“并遣使”是一种联合行动。
　　九姓胡的“并遣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中亚诸国的亲疏关系及政治格局的变化。这种“并遣使”基本上都发生在713年之后，主要有744年七月康、史、西曹、米、石并遣使献马、宝；751年，火寻、康、安并遣使朝贡；752年东曹、安及九国遣使请击大食；754年三月东曹、安及诸胡九国并遣使上表，“请同心击黑衣(大食)，辞甚切至”⑧。这诸胡九国应当有康、石、史、曹(西曹)、何、火寻、东安、米八国。安与东曹(苏对沙那)相距甚远，却绕过曹、康诸国，两次联合上表，并联合诸胡九国上表。这说明安与东曹是中亚诸胡抗击大食的中坚力量，而且两国关系较为密切。康国则与曹、米、石、史诸国关系较为密切，这与731年四月唐朝册封康国王子为曹国王、米国王不无关系。康、安、石国的独立性较强，曾分别于719、741年独自上表请击大食。看来，曹国的力量是最弱的。面对大食咄咄逼人的攻势，曹国王歌逻仆(罗)于745年上表请求内附。在中亚诸胡中，曹国是大食东侵后唯一请求内附唐朝的国家。
　　关于遣使人数、规模，缺乏确切材料可资考证。
　　对于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中亚及西域诸胡遣使的性质，沙畹评价说：“当时朝贡中国之使臣，其未著王名者，似皆有为商队冒充国使之可能。在此时间确有国使之性质者，696年册大首领笃娑钵提为康国王，705年拜罽宾国王修鲜都督、知修鲜等十一州诸军事，同年吐火罗王那都泥利遣弟仆罗入朝宿卫数事而已。”⑨此论一出，影响较大。蔡鸿生、吴玉贵等都接受这种观点，认为这种朝贡实际上是古代官方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⑩
　　一般来说，汉籍明记国王所遣的使者，应当都具有国使身份。实际上，唐代文献中明确记为“国使”的中亚诸胡使者，仅有乾元二年(759)的宁远“国使葛”。有趣的是，这位唯一记为“国使”的拔汗那使者，《册府元龟》并没有明确记为国王所遣。(11)从朝贡内容、目的看，九姓胡入唐使者明确有国使身份的，且又未注明国王所遣的，至少尚有：744年康、史、曹、米、石国使者，749年来朝的宁远王子屋磨，752年东曹、安国使者，754年东曹、安及诸胡九国使者，以及宁远王子薛裕。
　　此外，遣使入唐的九姓胡国王有王名者，远远不止沙畹所言康国笃婆钵提(沙畹书中译本作“笃娑钵提”)一人，至少尚有康王屈术支(626)、安王诃陵迦(633)、史君沙瑟毕(642)、康王突昏(707)、康王乌勒伽(719、724、731)、康王咄曷(750)、安王笃萨披提(波婆提，719、726)、安王屈底波(744、745、750)、史君(阿)忽必多(727)、史王斯谨提(739、741)、石王伊捺吐屯屈勒(741、746)、石王特勒(743)、曹王歌逻仆(745)、曹王设阿忽(755)、火寻国王稍(施)芬(751、755)。
　　唐朝对包括九姓胡和拔汗那在内的西域诸国入唐使者，有一套较严密的管理制度。唐朝规定，由户部郎中掌管天下十道贡赋之差，其中陇右道(贞观元年置)兼控西域胡、戎之贡献。(12)西域诸胡出入境，沿途即由陇右道官员负责接待。景云二年(711)，唐朝“以江山阔远，封使者艰难”，从陇右道分出河西道，自黄河以西直至安西、北庭都护府所辖均属河西道统辖。(13)在中央，设鸿胪寺，其职“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14)。
　　对于西域诸国遣使入朝，唐朝也有严格规定：“西蕃诸国通唐使处，悉置铜鱼。雄雌相合，各十二双，皆铬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在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者，赍第一鱼，余月准此，闰月赍本月而已，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礼待之。差谬，则推按闻奏。”(15)唐朝对“铜鱼”制非常看重。开元十六年(728)十一月五日，由于蕃国铜鱼多有散失，鸿胪卿奏请复给诸蕃国铜鱼。(16)看来，不持本国铜鱼的胡商，要冒国使之名而“以献为名”，是不大可能的。《册府元龟》、两《唐书》所记九姓胡遣使朝贡的使者，应是持铜鱼而来的国使。
　　证圣元年(695)九月五日，唐朝又对诸蕃入朝使者的粮料供给，视路程远近，做了具体规定：“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17)九姓胡遣使给料大约依波斯、天竺、大食之例。
　　3.关于贡品
　　唐代中亚诸胡的贡品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所谓“方物”，二是“殊玩”、“名宝”、“异品”、“奇技”之类。马作为一种特殊贡品，往往单列，不属于以上两种贡品，《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记为“献马及方物”、“献马及宝”等。至于属于“奇技”的侏儒和胡旋女子，是贡品化的艺人，不应与物相提并论。
　　从中亚诸国朝贡年表看，属于“方物”类的贡品有绣舞筵、毾*(左登右毛)、氍毹、越诺、毛锦、金桃、银桃、郁金香、青黛、红盐、黑盐、白戎盐、余耳子、质汗、千金藤、石蜜、葡萄酒等，这类贡品一般都有其较强的实用性，为唐代社会所需要；属于第二类的有狮子、两头犬、(拂菻)狗、豹、波斯骆驼、(波斯) *（左马右娄）、羚羊、驼鸟卵、紫獐皮、蛇黄、鍮、玛瑙、琉璃、金、银、宝床子、宝香炉、玉盘、白玉、白玉环、杯、水精杯、锁子甲、水精眼药瓶子等，这类贡品基本上属于观赏玩物和珍异，为上流社会奢靡之品。
　　据笔者统计，唐代九姓胡朝贡记有贡物的计65次，占朝贡总数的48.5％；其中30次贡献方物类，19次贡献第二类贡品，另有10次同时贡献两类贡品，有6次仅献马。(18)在第一、二类贡献中，同时献马的有11次。在第一类贡献(30次)中，国王(包括有王名者、未记王名者)遣使15次，占50％；第二类贡献19次，其中国王(包括“米”城主)遣使6次，占33％。在第一、二时期，九姓胡朝贡共计51次，其中第一类贡献共有18次(其中4次由国王遣使贡献)；第二类贡献仅有3次；另有27次仅记“朝贡”等，未记贡物，2次贡名马，1次入谢、无贡物。在第三时期，九姓胡朝贡83次(19)，其中第一类贡献13次(包括同时献马)，10次由国王遣使贡献，后者占5／6；第二类贡献17次(包括同时献马、女子、宝、侏儒)，5次由国王遣使，后者约占29％；在该时期，尚有9次同时贡献两类贡品，其中3次由国王遣使。显然，方物类朝贡有一半以上集中在713年以前，第二类贡献则有6／7集中在713年以后；国王遣使献物2／3以上是在713年以后，并占第三时期朝贡总数的2／3左右。
　　拔汗那(包括富那、可汗那、宁远)在第二时期贡献方物2次，贡献第二类物品1次。在第三时期，拔汗那贡献方物2次，献马3次，献马及方物1次，献马及二类物品1次。拔汗那有贡物的朝贡，仅占朝贡总数(27次)的37.8％。拔汗那贡献以马为主，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早在西汉时期，大宛马已为中国人所称道。令人惊讶的是，拔汗那极少贡献第二类物品。看来，拔汗那朝贡并不注重贡品的价值。
　　从贡品价值看，第二类贡品的价值大大超过第一类。如果说唐代九姓胡的朝贡是继承了古代西域商贾“以献为名”(20)的传统，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21)，那么九姓胡在交通相对通畅的第一时期入唐朝贡以价廉的方物为主，就显得不合情理了。从商业盈利角度说，奢靡品的利润应当大大超过方物类。因为就唐朝而言，对九姓胡等朝贡的回赐，大体上以“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为原则。(22)而且，奢靡品中的许多物品(如玛瑙、琉璃、白玉、鍮、金、银)又易于运输。看来，《册府元龟》等所记九姓胡贡献方物之朝贡，其政治意义超过经济意义。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十一月曾下诏告示西域使者等：“朕受命君临，志在俭约，日旰忘食、昧爽求衣、篡组珠玑，皆云屏绝。雕琢绮丽，久从仰止。其侏儒、短节小马、痹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远迩，咸使知之。”(23)对此诏告，九姓胡不会一无所闻。他们在第一时期入唐贡献以方物为主，应当与此有关。
　　那么，九姓胡入唐贡献奢靡品是否注重其经济利益的回报呢?
　　开元五年(717)，玄宗以康、安国、突骑施等贡献多是珍异，对诸使说：“朕所重惟榖所宝，惟贤，不作无益之费，不贵远方之物。故锦绣、珠玉焚于殿庭，车渠玛瑙总赐蕃国。今之进献，未识朕怀。宜收其情，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余并却还。”(24)我们不清楚这条诏令是否严格执行了。康、安等国贡献，在数量上仅有百分之一计价，无论酬答如何优厚，其经济利益不可能很高。但是，九姓胡仍坚持贡献奢靡品。看来，他们注重的不是经济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九姓胡第三时期贡献正是从开元五年(717)开始的。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是年三月安国遣使入献方物、康王遣使入唐献毛锦、青黛。这与唐玄宗针对康、安等所献多是珍异而下诏之情形不尽相符。也许唐玄宗下令焚于殿庭的锦绣中，有康国朝献的毛锦。但毛锦、青黛及方物不能算是“珍异”吧。这次贡献珍异的康人、安人大概不为《册府元龟》所著录。
　　第三时期九姓胡贡品的价值远远超过第一、二时期。这与九姓胡对唐朝的政治、军事请求密切相关。九姓胡对唐朝提出政治、军事上的请求时，其贡品价值往往较大。例如，719年康、安上表请击大食，贡物甚丰；744年康、曹、米等国并遣使献马、宝，三国国王即被唐朝赐封王号。
　　在第三时期，还有唐朝回赐甚多的事例。天宝十一载(752)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使上表，请同心击黑衣大食。玄宗“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25)。这次上表，未见有贡物记载。显然，上表诸国也不是为经济目的而来。
　　由此可见，《册府元龟》及两《唐书》所记九姓胡的朝贡，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意义；对这些朝贡的性质，我们不能以“以献为名”一言蔽之。
　　毋庸置疑，九姓胡的贡品具有很大的经济、商业意义。在九姓胡入贡次数中居于首位的康国，其都城飒秣建(撒马尔罕)就是中亚的贩运中心，“异方宝货，多聚此国”(26)。来自东罗马、波斯、呼罗珊、吐火罗、天竺等地的物产、珍异，汇聚飒秣建，并向周边地区传播。九姓胡贡品的国际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经济格局。
　　从九姓胡贡品结构看，可确指为中亚两河(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土特产的，实际上只有马(27)、狮子(28)、金桃、银桃、拓壁(必)舞筵和葡萄酒。氍毹是一种粗毛氈，河中是它的原产地之一(29)。其余各种贡品，则基本上是异邦之物。例如，拂菻绣氍毹和(拂菻)狗，产于大秦(拜占廷)；波斯骏、大鸟卵、鍮石(30)、琉璃、玛瑙和越诺布，贩自波斯(31)；毾*(左登右毛)(32)、郁金香和生石蜜则极可能来自天竺；水精眼药瓶子大概来自大秦。漕国(隋之罽宾)产青黛(33)，黑盐、红盐产于漕国(34)和南天竺(3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唐贞观年间，九姓胡已与唐朝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朝贡关系。九姓胡入唐朝贡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武德至永徽时期(618—655)，显庆至先天时期(656—712)，开元至大历时期(713—779)。九姓胡的入贡，主要集中在武德至永徽朝，以及开元、天宝朝。九姓胡朝贡的频率、时机与西域东、西部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势力的进退和唐朝国势的盛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第一时期，中亚诸胡力图摆脱西突厥控制，突厥人对九姓胡与唐的交往有很大影响；唐朝是在追击突厥人的过程中向中亚拓展的；唐朝比大食先一步在中亚建立起羁縻统治。在第二、三时期，吐蕃、突骑施主要以控制贡路的形式来影响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大食在中亚的扩张及残暴统治，是影响九姓胡与唐朝交往的内容、频率之主要因素；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抵御大食的侵犯，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唐朝则通过册封，把九姓胡中的康、曹、石、史等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实现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构想；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败，中亚本地民族力量崛起，致使九姓胡与唐朝政治关系断绝。
　　第二，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中亚诸胡完全接受了唐朝的册命，唐朝所册命的官职、王号一般可以世袭。对于中亚诸胡来说，唐朝的册命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从贞观年以来西曹“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贞观二十一年(647)安国犒师，约永徽年间(650—655)何国愿输粮予唐军，开元二十一年(739)石王、史王助盖嘉运破吐火仙等事例看，中亚诸国与唐朝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早在显庆年以前即已建立。唐朝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义务。以上史实充分说明，唐朝对中亚诸胡国实现了有效的羁縻管辖。但是，由于西域政局的动荡，交通的壅塞，唐朝对中亚的有效统治还是有限的。
　　唐朝对九姓胡册封之目的具有很大的针对性，主要是针对大食的，而不是对付突骑施的。从中亚诸胡朝贡和受册封的情况看，中亚诸胡国有一个从朝贡到受册封的过程。受到唐朝册封的中亚诸胡，往往与唐朝的关系较为紧密，如康、石和拔汗那；而唐朝也时常利用册封的手段来控制和联络中亚诸胡，增强它们的抵抗信心，维系唐朝与九姓胡的羁縻关系。
　　第三，从显庆、龙朔年间唐朝在河中、吐火罗等地设置羁縻府州，679年裴行俭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反抗大食相号召，715年拔汗那之战等事例以及九姓胡及西蕃诸国朝贡所请看，唐朝确有把大食阻挡在葱岭以西的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也为河中、吐火罗、天竺诸地各国所知晓，即发挥康国“邻国承命，兵马强盛”(36)这样一种中心国的作用，让康国领袖曹、米诸国，还把九姓胡中的石国、史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利用突骑施的力量，通过赐封、慰抚等手段扶持九姓胡的势力，试图组织九姓胡抵抗大食的征服，以最少的军事代价维系唐朝在中亚的羁縻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道义上的支持，促使了中亚本地民族意识的觉醒。在751年前的西域东、西部地区，虽然唐朝与大食曾有过军事联合(734—736)，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尚不能定性为同盟友好关系。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学者这样的观点：在西域地区，唐朝与大食的关系始终处于同盟友好状态；唐朝并没有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
　　第四，唐朝对外蕃朝贡有一套专门的管理制度。九姓胡对唐朝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九姓胡朝贡的政治性质，在不同时期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汉籍记为“遣使”朝贡的使者，应具有国使身份。中亚诸胡的朝贡，基本上不是“以献为名”的商业性朝献。在不同时期，九姓胡的贡次、贡品种类及贡使身份有变化。九姓胡贡品的质量，往往与九姓胡入朝动机有关。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九姓胡与唐朝关系的变化。中亚诸胡与唐朝的关系，以拔汗那、石国与唐朝的关系最为密切；东曹、东安、火寻对唐朝的依附关系最弱；贞观朝以后到开元十四年(726)前后，史、曹两国与唐朝的朝贡联系几乎中断。显庆三年(658)以后，何国不再入朝。看来，唐朝在中亚设置羁縻州府并没有加强九姓胡与唐朝的朝贡关系。
　　①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汉书》卷九四上，第3744页记：周朝，“以时入贡，名曰荒服”。
　　② 参见《汉书》卷一、卷二、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四、卷九五、卷九六。
　　③ 《汉书》卷一百下，第4268页。
　　④ 关于《史记》、《汉书》有关“朝贡”之记载，参见[韩]全海宗：《汉代朝贡制度考》，《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9页。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53页。
　　⑥ 《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
　　⑦ Tabarī, ⅱ, 394, See Turkestan, pp.183-184．
　　⑧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
　　⑨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63页。
　　⑩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99页。
　　(11)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
　　(12)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户部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4—69页。
　　(13)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第1639—1648页。
　　(14) 《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第504—507页。
　　(15) 《唐会要》卷一百《杂录》，第2133页。
　　(16) 《唐会要》卷一百《杂录》，第2134页。
　　(17) 《唐会要》卷一百《杂录》，第2136页。
　　(18) 744年康、史、西曹、米、石并遣使献马、宝，按第二类朝贡1次计；746年石、史、米各遣使献绣舞筵、金、银等物，按3次两种贡品并献计。本文所列九姓胡贡使、朝献次数统计表，未计东安国734年(开元十四年)的朝献；《新唐书·东安传》所记开元十四年、二十二年朝献之事，实为安国所为。参见本书第143页注释3。
　　(19) 诸国并遣使朝贡、上表者，各计1次。
　　(20)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罽宾》。
　　(21) 蔡鸿生先生即持此观点。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
　　(22) 《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帝王部·却贡献》，第2025页。
　　(23) 同上书，第2024页。
　　(24) 同上书，第2025页。
　　(25)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第11434页。
　　(26) 《大唐西域记》卷一。
　　(27) 《新唐书·康国传》；《唐会要》卷七二。
　　(28) 《魏书·西域传》记载：悉万斤国，“其国南有山，出狮子，每使朝贡”。
　　(29)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3—343页。据[波斯]纳尔沙喜：《布哈拉史》，第16、20页，布哈拉地区盛产各种地毯、毛织垫子。穆卡迪西(卒于1000或985年)在中亚各地货物输出清单中提及，布哈拉输出跪毯、布等，花剌子模输出葡萄、地毯、毛毡料等，撒马尔罕输出毛织品、铜器等。See BGA, ⅲ, pp.323-326．引自Turkestan, pp.235-236。
　　(30) 饶宗颐：《说鍮石》，《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7—630页；[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340—343页。
　　(31) 《隋书·波斯传》记述：波斯产大驴、大鸟卵、琉璃、玛瑙、水精、越诺布、郁金香等。
　　(32) [日]藤田丰八：《榻及毾*(左登右毛)、氍*(左叟右毛)考》，《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建民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21页；马雍：《新疆佉卢文书中之kosava即氍*(左叟右毛)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第112—115页。
　　(33) 据《隋书·漕国传》，漕国产青黛、朱砂、石蜜、半蜜、黑盐等。
　　(34) 《隋书·漕国传》；《新唐书·天竺传》。
　　(35) 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6)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