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唐朝的交往——以《册府元龟》为中心 朝贡频率与西域的政治形势

　　根据中亚诸胡国朝贡和封册年表，我们可以看出，中亚诸胡与唐朝的交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武德至永徽时期(618—655)，显庆至先天时期(656—712)，开元至大历时期(713—779)。九姓胡的入贡，主要集中在武德至永徽朝，以及开元、天宝朝。拔汗那(包括宁远、可汗那)朝贡则主要集中开元朝后期至宝应年间(733—763)，在此期间朝贡21次，占拔汗那朝贡总数的77.8％。在武德至永徽朝38年间，九姓胡入贡45次。在唐代宋朝九姓胡中，康、安、东安、石、曹(西曹)、东曹、何、史、米、火寻均已来朝。从开元三年(715)至天宝十四年(755)的41年间，九姓胡入贡不下75次①，约占九姓胡朝贡总数的57.47％。唐朝对九姓胡的16次封册，除了武则天两次封册康王以外，其余也均集中在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十二年(753)。而在显庆元年(656)到先天元年(712)前后57年间，九姓胡朝贡仅7次。各时期九姓胡朝贡次数统计如下表：
　　拔汗那在第一时期没有入贡，第二时期入贡6次(包括富那入贡1次)，第三时期入贡21次(包括宁远、可汗那)，占该国朝贡总数的77.8％。唐朝对拔汗那(宁远)的四次册命也均在第三时期。
　　造成上述朝贡次数分布不均衡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显然，中亚诸胡入贡唐朝的频率和时机，与西域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国势的盛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②我们从三个时期的朝贡和封册均可看出来。
　　(一)第一时期(618—655)
　　在唐朝初期，中亚诸国的朝献既是它们入华朝贡传统的继续，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初唐声教远播，威服西夷。早在隋朝大业年间(605—618)，石、曹、安、何、穆、史诸国曾先后遣使入隋朝贡。③唐朝建立不久，这些国家除穆国以外，即遣使朝献。而且，中亚最大的国家——康国也于武德七年(624)遣使朝贡。崇尚商贾的康国，在隋代并无一次入华朝献。为什么在唐初康国忽然能入唐朝贡呢?
　　在隋代，康国与西突厥关系密切。据《隋书·康国传》记载，康王代失比娶达度可汗女为妻。此达度可汗即室点密系西突厥达头可汗(576—603年在位)。④其后，康王屈术支又娶叶护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⑤囿于史料，我们不能判定康王与西突厥的联姻是否出于自愿。康国没有入隋朝献，可能是由于西突厥对康国的控制严于其他中亚国家。
　　中亚诸胡的朝贡，与西域政局有密切的联系。隋炀帝即位之初，裴矩分析西域形势说：“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⑥当时西域的形势确实如此。隋大业初年(605)，室点密系突厥在射匮可汗(610—617)的率领下，迁徙到了锡尔河地区，并迅速地兼吞石国，“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勤)匐[甸?]职统其国”⑦。大业六年(610)，隋朝采裴矩之计，册封射匮为西突厥大汗；610—615年，射匮可汗假借隋朝之力向东扩张，征服铁勒，基本控制了西域东部(今新疆和唐代碎叶川地区)和西部(中亚和吐火罗等)地区。⑧“东至金山，西至(西)海，白玉门已西诸国皆役属之”⑨。这些臣属于西突厥的西域诸国不但岁纳贡赋，还须按时朝觐，俯首称臣，一切行动皆受挟制。《旧唐书·突厥传》曾概述了统叶护可汗时期(617—630)西突厥汗国对西域诸国的统治方式：“其西域诸国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突厥牢牢控制了中亚东来的贡道。监领石国的突厥官员匐职，曾在大业五年(609)遣使入隋朝贡。⑩《隋书》记载：大业十一年(615)，射匮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11)《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记述：大业十一年正月，突厥、吐火罗、沛汗[捍]、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等国并遣使朝贡。(12)两书所记大概是同一事件，这些西域诸国很可能就是由射匮之犹子率领前来朝贡的。看来，在大业年间，中亚诸国来华朝贡均受西突厥的控制。
　　随着唐朝的建立，西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唐初，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即谋求与唐朝联盟，希图共灭东突厥，实现其一统漠北、西域的大业。武德三年(620)，统叶护遣使贡献条支巨卵，还与唐朝约定五年冬共击东突厥；四年，又遣使朝贡，并遣使请婚；八年，统叶护再遣使请婚，为唐高祖所允；贞观元年(627)，又献聘礼。(13)西突厥的对唐政策，肯定促使西域入华贡道的解冻。因此，从武德七年开始，九姓胡以康国为首，曹(西曹)、东曹、石、安、东安、何国纷纷遣使朝贡，掀起了唐代第一次朝贡高潮。贞观四年(630)，统叶护为其伯父、西突厥阿波系莫贺咄所杀。(14)西突厥从此盛极而衰，内乱不止。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勒(勤)为避莫贺咄之祸而逃亡康居，被弩矢(失)毕部泥孰可汗推为肆叶护可汗。肆叶护与莫贺咄相攻杀。莫贺咄兵败，逃至金山，为泥孰所杀。此后，泥孰又与肆叶护相“争国”。(15)这给中亚诸胡以摆脱西突厥统治的希望。“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16)。早在隋大业年间，受西突厥统治的西域诸国“并因商人密送款诚，引领翘首，愿为臣妾”(17)。所以，在统叶护被杀后不久，贞观五年(631)十二月，康国即遣使请臣。(18)这是九姓胡第一次主动请求臣服。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阿拉伯人尚未东扩，他们没有对中亚诸胡构成威胁。康国的请臣、内附，带有明显的摆脱西突厥控制之倾向。
　　然而，唐朝初定天下，无意与西突厥争夺中亚。所以，唐太宗与群臣议说：“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19)实际上，唐朝西域方略的当务之急为夺回天山南北两路。因此，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在伊吾设立西伊州(632年改为伊州)；十四年(640)，唐朝平定高昌，设立西州，在突厥可汗浮图城设庭州，并在西州设安西都护府(20)；二十二年(648)，平定龟兹，设置了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碎叶、疏勒。(21)在此以前，唐朝在西域的活动带有明显的防卫和消弭边患的性质。唐朝在西突厥中心地区碎叶设置军镇，标志着唐朝西域政策的重大转变：从防卫走向开拓，从西域东部扩张到西部。唐朝在西域东部的一系列胜利，沉重打击了西突厥的统治，促使中亚诸胡不断来朝，积极发展与唐朝的政治、经济关系。中亚诸胡的不断来朝，又反过来促使唐朝把统治范围不断向西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大食在永徽年间开始用兵征服中亚。永徽五年(654)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22)，兵祸也殃及康国。《唐会要》卷九九“康国”条称：“永徽中，其国频遣使，告为大食所破，兼征赋税。”康国这次为大食所破，显然与米国被破在同一年。《唐会要》所言康国的“频遣使”，不见于《册府元龟》、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据《册府元龟》，康国曾在永徽五年四月与罽宾国、曹国、安国、吐火罗国并遣使朝贡。(23)这是康国国破家亡之前的一次朝贡。
　　在第一时期，米国多次遭受兵祸。贞观十六年，西突厥咄陆可汗击破米国，斩其将泥熟啜，虏获无数。(24)永徽五年，米国又遭大食洗劫。显庆三年，唐朝在米国置南谧州，米国“自是(岁)朝贡不绝”。
　　令人惊异的是，在昭武九姓国纷纷来朝的第一时期，前后39年时间，拔汗那没有入朝一次。看来，这个时期的拔汗那并不注重与唐朝发展友好关系。
　　(二)第二时期(656—712)
　　在显庆至先天年时期(656—712)，中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中亚纳入羁縻统治范围，中亚诸胡国与唐朝的关系发展成为君臣关系；二是在葱岭和西域东部地区，吐蕃、突骑施兴起，与唐朝争夺西域控制权，西突厥反复无常，这严重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唐朝势力一度退出西域东部(葱岭以东)地区；三是大食日益东扩，基本完成对中亚的征服。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直接影响到中亚诸胡与唐朝的交往。
　　就在大食军攻掠米国等地后不久，拔汗那于显庆初年(656)第一次入唐朝贡。显然，大食的东扩促使了拔汗那的东来。
　　显庆二年(657)十二月，唐朝打败阿史那贺鲁，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25)；显庆三年，高宗派遣果毅董寄生将康王所居城列为康居都督府，以康王拂呼缦为都督(26)，又在石国置大宛都督府，史国置佉沙州，米国置南谧州，安国置安息州，东安国置木鹿州，何国置贵霜州，拔汗那渴塞城置休循州。(27)显庆四年(659)“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28)。来贡中亚诸胡中，仅火寻及东曹未置羁縻州府。龙朔元年(661)六月，唐朝又在吐火罗等地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府。(29)唐朝在中亚和吐火罗故地建立起广泛的羁縻统治。
　　中亚等地的羁縻州府，是在大食东侵河中的背景下设置的。大食入侵米国等地之事亦已为唐朝所闻。唐朝在设置这些羁縻州府时，不可能不知道此举与大食的利益会有冲突。早在贞观五年，唐太宗曾担心接受康国内附，会导致“师行万里，岂不疲劳”；而在显庆、龙朔年间，唐高宗面对大食东侵的严峻形势，毅然在河中和吐火罗设置羁縻州府。因此，唐朝在中亚等地设置羁縻州府时，应当有对付大食的心理准备的。
　　就九姓胡而言，和平进入中亚的唐朝既使他们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免除了西突厥强征贡赋之苦，又使他们看到了抵御大食东侵的希望。他们与唐朝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这个时期，九姓胡与唐朝的联系反而松弛了。原因何在?
　　唐朝在中亚取得巨大胜利后不久，在西域东部地区却受到很大挫折。龙朔二年(662)前不久，吐蕃进入疏勒一带。(30)此后，以争夺于阗为中心，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展开了激烈斗争。同年，西突厥进犯庭州，刺史来济战死(31)；麟德二年(665)，疏勒与弓月引吐蕃军入侵于阗；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率于阗陷龟兹拨换城，唐朝被迫废罢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碎叶)(32)。咸亨四年(673)至上元二年(675)，唐朝夺回于阗、疏勒、焉耆等地，复置羁縻府州，但安西四镇并未恢复，其后三年吐蕃与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联合侵逼西域；调露元年(679年六月改元调露)七月，裴行俭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反抗大食为名，计擒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等，收复碎叶，恢复安西四镇(33)；但就在同年，东突厥东山再起，在单于都护府辖境叛唐；永淳元年(682)，西突厥阿史那车簿与三姓咽面反叛，围攻弓月城；垂拱年间(685—688)，东突厥默啜可汗西侵(西突厥)十姓部落(34)；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又主动弃置安西四镇，吐蕃军队随即长驱直入，占领西域东部的绝大部分(35)。天授至如意年间(690—692)，濛池、崑陵二都护府事实上已不再存在，濛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崑陵都护阿史那元庆都留居长安，他们不过遥领其地而已。(36)载初元年(689)至如意元年(692年四月改元)，唐朝三次出兵，大败吐蕃军，迫使西突厥附唐，最终恢复碎叶、龟兹、疏勒、于阗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派遣3万汉兵戍守，结束了唐朝与吐蕃在西域东部地区的拉锯战。(37)然而，唐朝对西突厥十姓之地的统治并未完全恢复。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吐蕃将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被拒。(38)不久，原属西突厥咄陆五啜之一的突骑施又兴起。圣历年间(698—699)，突骑施首领乌质勒攻陷碎叶，移牙帐于碎叶，武则天授乌质勒为瑶池都督，认可他移镇碎叶(39)。长安二年(702)，武则天在原金山都护府的基础上设立北庭都护府，以防制突骑施、坚昆、(东突厥)斩啜，原属安西都护府统辖的碎叶转归北庭都护府。(40)丝路北道转而通达。
　　上述西域东部政局的演变，显然对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有直接影响。662—678年，仅见康国一次朝贡。吐蕃在西域东部侵袭，西突厥的反复无常，肯定阻碍了贡道的畅通。咸亨二年(671)四月，唐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府)都督，“以安集五咄陆之众”(41)。同年五月，康国即自656年以来第一次遣使献方物。看来，唐朝对西突厥的安抚，一度使贡道恢复。679年七月，裴行俭恢复安西四镇，王方翼修缮碎叶城，无疑又使丝路北道、中道再次通畅。所以，679年十月，康国又与拔汗那、护蜜国各遣使朝贡。(42)692年，唐朝再度恢复安西四镇。然而，长达十二年(680—692)之久的隔断，使以康国为首的九姓胡与唐朝的关系疏远了。唐朝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于是，在696、698年，唐朝两次册封康国王，以期加强唐与九姓胡之首的康国的关系。
　　在西域东部政局变幻莫测之同时，中亚地区也正遭受大食战火的煎熬。663—671年，大食哈里发穆阿威叶(661—680)完成了对呼罗珊的征服(43)。据阿拉伯史料记载，672—673年，有5万名伊斯兰圣战者带着扈从和家人来到呼罗珊。(44)673年，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Ubaydullāh)奉哈里发穆阿威叶之命，率军渡过阿姆河，经一个冬天的进攻，攻陷安国所属的沛肯城(即毕国)和拉谧丹(Ramitina)，劫掠大批战利品，掳走4000名布哈拉人做奴隶。布哈拉摄政王后(又称女王)向撒马尔罕仓皇逃跑。最后，女王被迫与乌拜都拉签订和约，赔款100万迪拉姆(direm)。阿拉伯军队撤回谋夫(木鹿)，沿途洗劫一空，连沿路的树木也被砍走。676年，呼罗珊总督赛义德(Saīd ibn Uthmān)又率大军渡过阿姆河，进攻布哈拉。布哈拉女王无力抵抗，宣布投降，并交80名布哈拉贵族给赛义德做人质。赛义德转而向东进攻撒马尔罕。在那里，他打败了突厥达干(Tarkhan)的军队，掳获3万俘虏和无数战利品而归。赛义德食言，把布哈拉的人质强行押回麦地那。680年，河中各地纷纷起义，反对阿拉伯入侵者。682—683年，呼罗珊总督萨勒木(Salm ibn Ziyad，纳尔沙喜记作Mslim ibn Ziyād ibn Abīhi)率6000名官兵从谋夫出发，向布哈拉进发。布哈拉女王许身为妻，请求粟特统治者突厥达干(Tarkhūn)援助，突厥达干率12万突厥军前来，但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女王又被迫投降求和。萨勒木满载而归，其官兵每人分得2400迪拉姆。696年，乌玛亚(Umayya)接任呼罗珊总督之职。他派兵攻掠花拉子模(火寻)、布哈拉、胡塔梁(Khuttal)等地。700年，驻扎在渴石的阿拉伯将领穆哈拉布(Muhallab)派其子哈拉比率大军进攻布哈拉。703年前后，呼罗珊总督穆法达尔(Mufaddal)又攻掠花拉子模。705年，屈底波(Qutayba ibn Muslim)出任呼罗珊总督，开始了对中亚的征服。
　　法国学者沙畹称，661—705年，“中国国力完全绝迹于西方之理由”，其一是657—661年间大食内乱，阿里与穆瓦维(Mouawia，即穆阿威叶)相争，大食国对中亚的进一步为之一阻，因此药杀水南与乌浒水南诸国享有一种相对之安宁，而无需求中国之援助；其二是武后专权，在国内施行淫暴之策，无暇顾及外交政策，加之670—692年吐蕃占据西域，阻遏了中国由葱岭赴西方之路。(46)我们从上述史实分析中可以看出，与过去相比，661—705年的中亚并非相对安宁；武后朝也并非放弃西域，在西域无所作为。沙畹的分析失之细察。
　　大食对中亚的征服，唐朝不会一无所闻。相反，唐朝还采取一些措施抵挡大食东扩。《旧唐书·波斯传》记载：波斯王子“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任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679年夏，唐朝册立卑路斯之子泥涅师为波斯王，并命裴行俭组成波斯军，护送泥涅师返回吐火罗。此举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反抗大食为名，因而具有了阻止大食东进的战略意义(47)，并对中亚诸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同年十月，康国即遣使朝贡。696、698年，唐朝两次册封康国王，这显然是对康国抵抗大食的有力支持。697年，安国正处于大食入侵的危难时刻。但在同年四月，安国向唐朝献两头犬。安国很可能曾企求唐朝的支援。看来，自679年以降，当西域东部政局大体稳定后，唐朝就在为恢复其在中亚的统治势力而努力。
　　在第二时期之末，中亚已被呼罗珊总督屈底波所征服。708—709年，屈底波以武力逼迫安国签订条约，安国每年向大食哈里发纳贡20万迪拉姆，向呼罗珊总督纳贡1万迪拉姆。同时，屈底波还诱使康国王突昏求和纳贡。此时，唐朝册立(698)的康国王泥涅师师已死，由懦弱的突昏当政。710年，屈底波又率军进入布哈拉，处死反抗阿拉伯人的安国篡位者，重立笃萨波提为安国王。笃萨波提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屈底波，以示效忠。710—711年，飒秣建(撒马尔罕)的商人和贵族对康王突昏的软弱及纳贡不满，将其废黜，另立乌勒伽为康王。711年，屈底波征复了火寻。712年，屈底波率大军进攻飒秣建，打败援助乌勒伽的突厥、赭时、拔汗那军队，迫使康王乌勒伽签订城下之约：立即缴纳200万迪拉姆，以后每年交纳20万迪拉姆以及3000“头”奴隶(每“头”奴隶可折价200迪拉姆)，撒马尔罕人必须接受伊斯兰教；屈底波保证使乌勒伽成为撒马尔罕、佉沙(Kesh，史国)、那色波(小史)国王。(48)关于这场战役，六年多后(719)康王乌勒伽向唐玄宗上表描述说：“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49)可见这场战役的激烈程度。713—714年，屈底波攻掠石国和拔汗那；715年，又入侵拔汗那，击败拔汗那王，另立阿了达为王。(50)正当大食的征服事业不断发展时，屈底波在715年被部下杀死，大食从拔汗那退兵。(51)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暂时走向底谷。这为开元、天宝年间九姓胡与唐朝的关系确定了基调：九姓胡力图依赖唐朝抗击大食入侵；唐朝则在道义上、政治上支持九姓胡的抵抗。
　　(三)第三时期(713—779)
　　在第三时期，中亚九姓胡、拔汗那(宁远)与唐朝的交往空前频繁。这个令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往往被视作“开元盛世”引起的国际反应。天宝末进士鲍防就曾作诗：“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贡葡萄酒。”(52)实际上，九姓胡和拔汗那之所以在8世纪上半期频频入贡请援，还有更深的动因，这就是在中亚阿拉伯人的残酷统治及其势力暂时萎缩的局面下，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
　　如上所述，阿拉伯人在中亚横征暴敛，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据10世纪中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记载，布哈拉历来的年税收额不高于20万迪拉姆银币。(53)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逼迫布哈拉赔款100万迪拉姆，其数额相当于布哈拉五年的税入；屈底波又强迫布哈拉每年纳贡21万迪拉姆，这无疑大大加重了安国的负担。屈底波强令撒马尔罕一次缴纳200万迪拉姆，以后每年交纳20万迪拉姆以及3000“头”奴隶，这对康国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开元七年(719)二月，俱密国王那罗延在给唐朝的表文中，描述了大食的残暴统治：“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54)慑于大食武力的淫威，加之7世纪后期西域东部地区政局的混乱，九姓胡一直未向唐朝正面提出援助之请。一俟大食控制削弱，西域东部形势廓清，九姓胡和拔汗那就频频东来，希望与唐朝联手抗击大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了715年的拔汗那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开元三年(715)，“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引者)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率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十一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既然拔汗那王以“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相告，张孝嵩等督军西征之目标显然是入侵拔汗那的吐蕃与大食军。至于唐军到来后大食军已经撤离，双方并未交战，这并不影响唐军出征的目的。(55)此战带有明显的炫耀武力的性质。这从张孝嵩军从巳时(上午9—11时)至酉时(傍晚5—7时)连续作战8小时左右、连屠三城就可以看出来。唐朝的军事实力在此战中得到充分展示，这对中亚诸国当有很大的威慑力。
　　此时，大食也企图东扩，不但要夺回拔汗那等地，还想把势力扩张到葱岭以东。大食竭力拉拢势力日盛的苏禄。开元四年(716)七月，突厥默啜既死，苏禄自立为突骑施可汗，居十姓之地。苏禄自恃势强，周旋于大食和唐朝之间。开元五年(717)六月，突骑施(苏禄)遣使入唐献橐驼及马(56)；七月，“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57)。
　　唐朝也采取安抚策略，竭力拉拢突骑施可汗苏禄。开元五年下半年，唐朝可能已提出以阿史那怀道女儿为金河公主以嫁苏禄。开元六年(718)五月，遣使拜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金方道经略大使。七年(719)正月，苏禄遣使朝贡。同年十月，唐玄宗册拜苏禄为忠顺可汗，苏禄成为整个西突厥十姓之地的可汗。(58)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到唐朝册封苏禄的册文。开元七年(719)二月，安王笃萨波提、康王乌勒伽分别遣使上表，请求唐朝援助抗击大食，同时献上大量贡品。安、国王在上表中“伏乞天恩兹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59)。考虑到安国上表请援在二月，唐朝册封苏禄在十月，很可能唐朝册封苏禄时就委以“西头事”，让突骑施抵挡大食的东扩。唐朝把“西头事”委给苏禄的另一证据就是在同年(719年)同意苏禄所请，让他占据碎叶，而以焉耆替备碎叶。碎叶乃唐朝通向中亚的门户，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此时唐朝国势仍盛，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弃守碎叶。唐朝让苏禄据守碎叶，完全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即把“西头事”委交苏禄处置，免除戍兵之用，达以夷制夷之目的。唐—突骑施联盟的形成和加强，使中亚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河中诸国小王萌生了依靠唐—突骑施的帮助，摆脱大食压迫，恢复独立的希望。
　　所以，从715年底以降，康、安、米、石几乎递次来朝。米国也很想加强自己与唐朝的联系：在此以前，米国仅在626、658年两次入朝；718年，米国两次入朝；728—730年，米国连续三年遣使朝贡。开元七年(719)二月，安王笃萨波提、康王乌勒伽分别遣使上表，请求唐朝援助抗击大食，同时献上大量贡品。同年三月、六月，安国、康国又分别遣使朝贡。两国请求唐朝援助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康国上表请求唐朝“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等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60)。然而，唐朝当时在西域的主要敌人是吐蕃，经营的重点是争夺葱岭南部地区(61)，无力插足中亚争端。于是臣服于唐朝的突骑施苏禄就成了中亚抵御大食的主要力量。
　　面对大食的咄咄攻势，唐朝肯定曾有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也为河中、吐火罗、天竺诸地各国所知晓。因此，开元七年(719)二月，俱密国王那罗延上表，“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62)。次年七月，“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鲁伽摩请以大象兵马讨大食及吐蕃，仍求有以名其军制。玄宗嘉之，名为怀德军”(63)。开元九年(721)，石国伊捺吐屯屈勒嗣立，向唐朝上表，请讨大食：“奴身千代已来，忠赤于国，只如突厥骑施可[汗]忠赤之日，部落安贴。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今突厥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唯有大食，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诸国自然安贴。”(64)727年，吐火罗也上表说：“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缘大食税急，不救[不]得好物奉进。”(65)从安国和吐火罗的表文看，突骑施可汗苏禄当时是打着唐朝的旗号在中亚地区活动的，否则安国、吐火罗等不会请求唐朝下令突骑施出兵；而且从表文中的语气看，唐朝委任突骑施抵御大食应该是可信的，正因为突骑施接受了唐朝的委派，但又没有完全履行义务，安国等才会向唐朝提出这样的请求。
　　而且，突骑施自己也承认曾与拔汗那联合抵御“逆贼”。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史国王、拔汗那王和(西)突厥酋领各遣首领来朝贺正，具献方物。西突厥酋领并上表称：“顶礼天可汗，礼诸天，奴身曾祖已来，向天可汗忠赤，每征发为国出力，今新年献月，伏愿天可汗寿命延长，天下一统，所有背恩逆贼，奴身共拔汗那王尽力枝(杖)敌，如有归附之奴，即和好。”(66)此处的“逆贼”，当包括大食。
　　根据以上史实，我们很难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在西域地区，唐朝与大食的关系始终处于同盟友好状态；唐朝并没有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67)
　　在这个时期，唐朝多次册封或赐封康、曹、石、史、米、安诸国国王。究其原因，仅有开元二十八年(740)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有功于唐朝，其余皆无功于唐。这个时期唐朝对九姓胡的14次册封，有4次明显是应请而册封的，而且这4次均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十月以前；其余10次中有9次大概都是唐朝主动诏封的(除了742年石王请封太子为官)，且在738年以后。738年前后，西域东部和西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
　　在东部，面对吐蕃与突骑施结盟攻唐的严峻形势，唐朝改变了其与大食敌对的战略，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与大食计会连兵。据张九龄《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等文献，开元二十二年秋，安西节度使王斛斯派使者张舒耀与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呼罗珊)诃密(Emir，又作异密)联络共击突骑施；张舒耀因故于次年夏秋之际才返回；大食允诺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出兵；同年，大食出兵杀吐火罗叶护；唐朝安西驻军因吐蕃军侵扰，未能出兵响应。(68)在西部，738年爆发了著名的喀里斯坦(Kharīstān)之战。是役，阿拉伯军大破突骑施军。此后，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推行强制伊斯兰化政策，伊斯兰文化开始在河中地区占优势。(69)
　　上述这两个事件的历史影响是：唐朝与大食计会连兵的消息，肯定为中亚九姓胡所知晓。但是，阿拉伯人的强制伊斯兰化政策及巨额税收，致使九姓胡与大食的矛盾日益尖锐，九姓胡迫切希望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唐朝身上。所以，在738年以后，石国于741年、东曹和安国于752年(天宝十一载)遣使唐朝，请击大食；745年，曹国王歌逻仆遣使上表，请求内附(70)。如果我们注意到东曹仅在武德年间入唐朝贡一次，已有120多年没有入朝，就可以发现东曹的“请击大食”之心是多么迫切。751年九月，已经106年没有来朝的火寻也入献。754年(天宝十三载)，东曹国王设阿、安国副王野解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击黑衣大食。(71)这次中亚诸国联合上表的规模是唐代最大的一次，但又被唐朝慰而拒之。
　　就唐朝而言，尽管它无力出兵援助九姓胡，但它又不甘心彻底放弃对中亚羁縻府州的控制。因此，唐朝对九姓胡的请援，总是“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72)。唐朝还采用主动册封九姓胡的策略，增强它们的抵抗信心，维系唐朝与九姓胡的羁縻关系。曹国在655—741年间停贡长达87年。开元二十九年(742)三月，曹王哥逻仆罗遣使献马及方物，唐朝即诏封其为怀德王，以此维系唐朝与曹国松散的羁縻关系。
　　唐朝对九姓胡的册封具有很大的针对性，主要是针对大食的，而不是对付突骑施的。开元十九年(731)四月，康王乌勒伽上表请封，唐朝封康王子咄曷为曹国王，默啜为米国王。曹国、米国均是独立的政权，有自己的王统。看来，这次封册并没有王统继承权的意义。开元二十六年(738)，由于曹王没羡去世，唐朝又册立曹王弟苏都仆罗(73)继兄王位。这说明在738年以前，曹王是曹王室成员苏都仆罗之兄。囿于史料，我们不清楚没羡是否继康王子咄曷之后而登上曹国王位。从咄曷738年又被唐朝册立、继父王位来看，他在731—738年间不大可能就任曹国王。731年唐朝的册封，肯定有悖曹、米国的政治形势。唐朝为什么会如此做呢?无独有偶，早在715年，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与康王乌勒伽签订和约时，也保证使乌勒伽成为撒马尔罕、佉沙(Kesh，史国)、那色波(小史)国王。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唐朝的封册是针对16年前屈底波之保证的，唐朝也力图提高康国在九姓胡中的地位，以此来笼络康国。
　　唐朝对康国王子的册封，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731年初(回历112—113年)，呼罗珊总督居纳德(Junayd)率军12000人渡过阿姆河，从史国(Kish)向撒马尔罕进军。在离撒马尔罕仅4法尔萨赫(约25公里)的地方，大食军受到突厥(即突骑施)可汗军队的阻击。突厥军中有康国等国军队。突厥人采用火攻，大食军饥渴交加，一败涂地，居纳德仅率千余人逃脱。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把是役称之为“关隘之战”。(74)同年四月，康国使者到达唐廷，他们当会向唐朝报告此捷。唐朝对康国王子的册封，实有发挥康国“邻国承命，兵马强盛”(75)这样一种中心国的作用，让康国领袖曹、米诸国之意。当时突骑施尚未与唐朝为敌。(76)康、曹、米三国联盟对付的只能是大食。
　　唐朝还把九姓胡中的石国、史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开元二十六年(738)夏，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与突骑施大首领莫贺达干率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及拔汗那王共击突骑施苏禄之子吐火仙；次年八月，破碎叶，入怛逻斯，生擒吐火仙。开元二十八年(740)三月，因此功，莫贺咄吐屯被册为顺义王，史王斯谨提加拜为特进。(77)石王、史王受碛西节度使盖嘉运节制，说明唐朝的防御体系扩至中亚地区。正因为如此，开元二十七年(739)四月，史国王斯谨提与拔汗那王及突骑施大将索俟斤并遣使献表起居(起居，意问候，一意听进止)。(78)这是中亚诸胡唯一一次献表起居。天宝元年(742)正月，石国王上表为其长男那居车鼻施请官，唐朝诏拜那居车鼻施为大将军，赐一年俸料。(79)这是唯一一次九姓胡王室成员接受唐朝俸料的文献记载。显然，史王、石王均以唐臣自居。
　　天宝九载(750)十二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王“蕃礼有亏”为由，征讨石国。次年正月，高仙芝向朝廷献俘，其中有“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竭师王”(80)。石国王的“蕃礼有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见任何文献记载。估计所谓“蕃礼有亏”不会是石国与吐蕃或突骑施相勾结，否则也不会简单称之为“有亏”了。而且在天宝八载(749)八月，石国王子远恩来朝，如果石王有叛唐之心，一般是不会派王子入朝的。值得注意的是，740—749年间，除了748年以外，石国几乎每年都入唐朝贡，746年甚至入朝三次。但在750年，石国没有入朝。这也许就是石国“蕃礼有亏”的一种表现。高仙芝俘献石王事件，严重影响了唐朝与石国的关系，石国在750—752年停贡了三年。这个事件对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有很大的损害。唐朝大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天宝十二年(753)十月，唐朝主动册封石国王男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并赐以铁券。从册文称那俱车鼻施的父王为“故石国王”看，石王(那俱车鼻施之父)并没有如《唐会要》所说，被唐朝所杀。(81)而且，742年那俱车鼻施为石国王“长男”，到753年册封时他仍是“石国王男”，说明他在751—753年十月唐朝册封前，并未继袭父王位。唐朝的补救措施起了一定作用。同年十二月，石国又遣使朝贡。
　　751年秋，爆发了著名的怛逻斯战役。此役之后，包括石国在内的九姓胡朝贡依旧。据此，诸学者认为此役对当时西域的政治、经济局面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82)必须指出的是，怛逻斯战役之后，唐朝在西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例如，册封石国王男(753)，对米、康、石、宁远诸国来使分别赏赐锦袍、金带、授折卫都尉，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753—755)，授来朝的宁远王子薛裕以左武卫将军，并听留宿卫(754)。西域政局的大致稳定，与唐朝在战后的外交努力分不开，而不能完全归之于怛逻斯战役的影响。
　　大历(766—779)之后，葛逻禄盛，“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83)，与回纥争强；同时，吐蕃西居伊吾，东有陇右，隔断了四镇与朝廷的联系；贞元六年(790)，葛逻禄与吐蕃联军攻陷北庭，阻断了西域与内地的最后通道——回鹘道(84)。819年，中亚萨曼家族阿沙德的4位儿子被呼罗珊总督加桑(Ghassan b.'Abbad)分别任命为撒马尔罕、赭时(石国)、费尔干纳和赫拉特总督(85)；822年，伊朗语族伊斯兰王朝——塔赫(希)尔王朝在呼罗珊建立，标志着中亚本地民族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大食的政治控制，中亚地区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九姓胡入朝遂绝。
　　① 九姓胡接受唐朝册封，但未同时入唐朝献或上表者不作朝贡计；多国并遣使朝贡，参贡国各计1次。
　　② 关于唐代西域政治形势的演变，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有较详叙述。但对于中亚诸胡入贡唐朝的频率和时机与西域的政治形势联系，尚未见有学者系统论述。
　　③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第11395—11396页。
　　④ 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30页考证。
　　⑤ 《旧唐书·康国传》。此叶护可汗应即统叶护可汗(617—628年在位)。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30、140页考证。另，薛宗正考证说：据董衡《唐书释音》，“射”，夤夜切，“匮”，居委切，复原唐音为“yabgu”，近似于突厥语“叶护”之原音“yabqu”，可见射匮可汗亦即叶护可汗。康王屈木(术)支所娶之西突厥叶护女，应即射匮可汗之女。参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4页。又，“屈术支”，《新唐书·康国传》作“屈木支”。
　　⑥ 《隋书·裴矩传》。
　　⑦ 《新唐书·石国传》；《隋书·石国传》。
　　⑧ 《隋书·突厥传》；《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第11633页。
　　⑨ 《旧唐书·突厥传》，原脱“西”字，今据《通典·西突厥》补。
　　⑩ 《隋书·石国传》，该传把“匐职”记为“甸职”。
　　(11) 《隋书·裴矩传》。
　　(12) 《册府元龟》，第11396页。
　　(13)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九七八；《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唐会要》卷九四《西突厥》。
　　(14) 关于统叶护的卒年，《新唐书·西突厥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61页)记为贞观二年(628)。沙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之记(玄奘于贞观四年初见叶护可汗)，断为贞观四年。校以《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之语，统叶扩卒年显然与颉利亡国同年(630)，可印沙畹之考无误。吴玉贵把统叶护卒年系于贞观二年，失考。参见[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30页；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42页。
　　(15) 《旧唐书·西突厥传》；《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61、6086页。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90页。关于唐贞观年间西突厥内部纷争，参见吴玉贵：《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述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112页。
　　(16)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61页。
　　(17) 《隋书·裴矩传》。
　　(18) 《新唐书·西域传·康国》，第6244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91页。
　　(19)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91页。
　　(20) 《旧唐书·地理志》“伊州”；《旧唐书·李大亮传》；《旧唐书·高昌传》；《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上》“高昌”；《唐会要》卷九五《高昌》。
　　(21) 《旧唐书·龟兹传》；《新唐书·龟兹传》；《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文献通考》卷三三六《四裔·龟兹》。关于初置的安西四镇是否有碎叶，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碎叶一带仍主要在西突厥控制之下，唐朝并未直接管辖这一地区，要设镇是不可能的；四镇中有焉耆而无碎叶。参见周伟州：《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新疆历史论文集》，第135—150页；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交替》，《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第二种意见认为，调露元年(679)以前的安西四镇中均有碎叶，而无焉耆。参见吴震：《唐碎叶镇城析疑》，《新疆历史论文集》，第151—175页；吴玉贵：《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述考》，《中亚学刊》第4辑，第97—112页；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56页。我同意第二种意见。
　　(22)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第11686页记述：永徽五年(654)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五(王)伊嗣侯为大食所杀，伊嗣侯之子卑路期(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寻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4—6285页，记载：永徽五年四月，“大食发兵击波斯，杀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罗”。从这两条材料看，可能是大食发兵时在四月，破波斯及米国、杀伊嗣侯时在五月。
　　(23)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三》，第11401页。康国贡使在永徽五年四月已到达唐朝廷所在地长安。
　　(24) 《唐会要》卷九四《西突厥》。
　　(25) 《资治通鉴》卷二百。钱伯泉认为，濛池都扩府治在碎叶，管辖碎叶以东的五咄陆部，首任都护是阿史那步真；昆陵都护府建幕府于怛逻斯，管辖碎叶以西的五弩失毕部，首任都护为阿史那弥射。参见钱伯泉：《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建置研究》，《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钱先生未言所据何本。按：据唐乾陵石人像衔名，千泉在碎叶以西数百里，尚归濛池都护府统辖，因此濛池都护府不可能仅辖碎叶以东的五咄陆部。钱说有误。查《唐会要》卷九四《西突厥》，“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以弥射为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步真为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资治通鉴》卷二百所记与《唐会要》相符。
　　(26) 《唐会要》卷九九，第2105页。
　　(27) 《唐会要》卷九九，卷一百；《册府元龟》卷九六六；《新唐书·西域传》。冯承钧认为，大宛都督府置于显庆三年。参见冯承钧：《附新唐书西域羁縻府州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2—67页。
　　(28)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17页。
　　(29)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24—6325页记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
　　(30)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第6333页。龙朔二年十二月，苏海政受诏讨龟兹。唐军返师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由此推之，吐蕃兵早已活动于疏勒一带。
　　(31)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第6333页。
　　(32)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会要》卷七三，卷九四。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68—172页。
　　(33)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波斯传》；详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58—60页。
　　(34)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
　　(35) 以上据《旧唐书·高宗纪》；《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卷二〇三；《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垂拱二年(686)，唐朝放弃安西四镇，已为吐鲁番文书《汜德达告身》(《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224页)及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二二九，第978页)所证实。
　　(36)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二〇七，第6519—6520，6563页；钱伯泉：《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建置研究》。
　　(37)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旧唐书·龟兹传》；《新唐书·韦待价传》；《新唐书·王孝杰传》。
　　(38) 关于吐蕃所提罢兵、割地之请，郭元振上疏武则天说：“四镇、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弃之，恐伤诸国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可见唐朝未能完全控制十姓之地。参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508—6509页。
　　(39)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第11372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63页。
　　(40)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命唐休璟等北伐制》。
　　(41)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第6366页。
　　(42)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43) Tabarī, ⅱ, pp.166-168，引自[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4页。
　　(44) R.N.Fry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Cambridge, 1975, p.28．
　　(45) Narshakhī,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 Mass., U.S., 1954, pp.37-43；H.A.R.Gibb,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923, pp.17-27；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77, pp.180-187；王治来：《中亚史纲》，第241—244页。
　　(46)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63—264页。
　　(47) 《新唐书·波斯传》。从《张说之集》卷一四《裴行俭碑》，卷一六《王方翼碑》看，这次波斯道行军还兼有“安抚大食”的使命。参见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荣新江：《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48) Narshakhī, The History of Bukhara, pp.41-48, 53；Gibb, 1923, pp.36-48；参见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49)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1722—11723页。薛宗正认为，康国王乌勒伽这份表文发出的具体时间应当是景云二年(711)，因鸿胪乱档，误置于开元七年(719)。参见薛宗正：《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表文疏正》，《中亚研究》1988年第3期。按：《册府元龟》记，乌勒伽上表于开元七年二月庚午。而景云二年二月丙子朔，无庚午。薛说失之武断。沙畹考证说，乌勒伽“表文六年云云，盖修表之年应在前一年也”。此论甚当。参见[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46页注5。
　　(50)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记载：“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王小甫认为，大食不大可能与吐蕃共立阿了达为王。历史真实很可能是：715年9月以前，屈底波被杀，大食撤兵，吐蕃趁虚而入，继大食之后而成为阿了达的宗主。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47—148页。按：就此事件对唐与大食关系而言，重要的不是阿了达王是否由吐蕃、大食共立，而是唐朝出师之名义。既然拔汗那王告以吐蕃、大食之罪，唐军出击目标应是吐蕃、大食两者。
　　(51) Gibb, 1923, pp.36-48；M.A.Shaban, The ‘Abbasid Revolution, Cambridge, 1979, p.75．
　　(52) 鲍防：《杂感》，《全唐诗》五涵六册卷三〇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康熙扬州诗局本)，1986年版，第771页。
　　(53) Narshakhī, The History of Bukhara, p.36．
　　(54)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1722页。
　　(55) 王小甫考证说在唐军到来时，大食军已经撤离，并据此断言西征唐军不是针对吐蕃和大食而出师的，而是仅针对吐蕃出师的。按：我们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说明，唐军出师拔汗那时，已经获悉大食军撤离了拔汗那。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47—150页。
　　(56)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第11405页。
　　(57)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第6728页。王小甫认为，开元三年、五年大食与唐朝的冲突，纯属子虚。他声称亦已证明此论(《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89页注释50)。然拜读其书(第145—178页)，未见其证。
　　(58)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八》，第6737页；《新唐书·突厥下》，第6067—6069页。
　　(59)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2—11723页。
　　(60) 同上。
　　(61) 开元五年(717)至十七年(729)，唐朝在葱岭及其以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吐蕃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50—171页。
　　(62)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2页。
　　(63)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第11687页。
　　(64) 《全唐文》卷九九九“请讨大食表”，第4591页。
　　(65)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3页。
　　(66)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第11411页。
　　(67)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77—179页。张日铭认为，开元十年至二十年唐与突骑施关系和好；突骑施屡败大食之后，苏禄倨傲自大，竟与唐朝为敌，唐朝遂决心联大食以翦除突骑施，唐朝与大食连和，并未见诸实现。参见张日铭：《开元年间(731—741)唐、大食关系之研究》，(台北)《食货》1975年第5卷第6期。
　　(68) 《张曲江文集》卷八《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卷十《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此事不见正史记载，却详见于当时唐朝宰相张九龄为此起草的敕书及其他文稿中。郭平梁先生已将有关文稿辑出，进行了研究。郭平梁：《骑施苏禄传补阙》，《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参见《全唐文》卷二八四至二八六所收张九龄文稿，《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敕碛西节度王斛斯书》。
　　(69) Gibb, 1923, pp.81-85．
　　(70) 《新唐书·石国传》记载：开元二十九年，石“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
　　(71) 《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卷九七四《外臣部·助国讨伐》。
　　(72) 《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助国讨伐》。
　　(73)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记为“苏都仆罗”，《外臣部·朝贡四》记天宝元年曹国王为“哥逻仆”；《新唐书·西曹传》记天宝元年曹王为“歌逻仆罗”。
　　(74) Gibb, 1923, pp.73-75．
　　(75)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88页。
　　(76) 开元二十二年(734)，突骑施由于羊马贸易而与唐朝交恶。参见《全唐文》卷二八六《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旧唐书·突厥传》。
　　(77) 《新唐书·突厥传下》，第6068页；《旧唐书·突厥传下》，第5192页；《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把史王斯谨提记作“拓羯王斯谨鞮”。
　　(78)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第四》，第11410页。
　　(79)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
　　(80)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6904页；《旧唐书·高仙芝传》。
　　(81) 《唐会要》卷九九《石国》记载：“以(石)王为俘，献于阙下，斩之。”《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亦记：“以(石)王为俘囚，献于阙下，斩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新唐书·玄宗纪》均未记石王被斩之事。又参《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全唐文》卷三九《赐故石国王男那俱车鼻施进封怀化王并赐铁券文》。《新唐书·石国传》把那俱车鼻施被封为怀化王的时间记作“天宝初”，且系于怛逻斯战之前，误。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86页，也称，高仙芝把石国王献给朝廷杀害。
　　(82) 白寿彝：《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103页；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86—187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77—179页。
　　(83) 《新唐书》卷二一七《葛逻禄传》。南京大学华涛博士考定，大约在8世纪60年代，葛逻禄西迁至西部天山北麓，至迟在8世纪90年代初已发展到费尔干(纳)地区。参见华涛：《突厥诸部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进程(上篇)》，博士论文，第13—16页。
　　(84) 《旧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三。
　　(85) Juzjan, Tabakāt-i-Nāsirī, vol.1, Trans．by H.G.Raverty, London, 1881, p.27.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