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西域的社会经济状况

　　汉代，北疆草原地区的居民以游牧经济为主，环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居民，以农耕经济为主，并有一定的牧业经济成分。
　　山北地区和昆仑山南麓山前地带，出现了许多以游牧为主的古国。如鄯善、婼羌、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温宿、蒲类、乌孙等。但这些古国的经济成分并非完全相同，如婼羌以游牧经济为主，其民不知田作；蒲类虽也“随畜逐水草，庐帐而居”，而其民众却偶有从事田作。以上这些古国中尤以乌孙的游牧生产最完整、最具代表性。西域地区以农耕为主的古国有：且末、精绝、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等，这些古国也需要少量的畜产品作为补充。畜牧为主的古国从农耕古国进购粮食，或寄田别国，但据目前资料显示，这种寄田并未被确切考证。总体而言，农耕区为畜牧区提供饲料和粮食，畜牧区为农耕区提供肉食和牲畜，形成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经济链条。
　　一、畜牧业的发展
　　西域幅员辽阔，拥有众多优良草场，就草场面积来说仅次于蒙古高原。汉时西域的伊犁河谷、伊塞克湖畔、纳林河流域、天山山谷以及阿尔泰山山地都是以水草丰美称著的优良草场，其中尤以伊犁河流域以及天山山谷的牧场最为优沃。良好的畜牧环境吸引了大批的游牧民族，为争夺优良牧场而产生的战争从未断绝过。一些强悍的游牧政权几乎都曾拥有过西域的控制权，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嚈哒、隋唐时期的柔然以及突厥。
　　自公元前20世纪始，西域就有了原始的畜牧业。公元前10世纪后，欧亚草原地带，游牧经济形式出现，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此后，西域草原地带成为游牧族群生息繁衍的地方，不同的游牧部落，沿山麓、河谷、草原、盆地，来往迁徙、交错杂居、抗争联合、融合分化。汉晋时期，频繁出现在东西方文献中的塞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以及文献未记载的更多部落，晋唐时期以及以后，在柔然、突厥、回鹘等文献中新出现的诸族群，以及未著录与史册的族群，都曾经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随畜逐水草，东西驰骋，南北往来，创造了独具特征的游牧文化。
　　据文献记载，汉代乌孙人由河西迁居伊犁河谷，很快成为西域势力强大的游牧古国。乌孙人主要活动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其主要牧养马、牛，其次是羊、骆驼、驴等。马不但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战争资源，因为游牧民族一般以骑兵为主，而骑兵则以其机动性强而出名，蓄养马也为游牧民族侵扰中原提供了可能性。西域以马种优良而出名，在大宛宝马扬名中土之前，乌孙的马被称为天马，后改称西极马。西域的良马是纳贡中原的必备之物，备受中原统治者的青睐。这一地区养马数量众多，令人惊叹，当初聘细君公主时以马千匹为礼，在《史记》中更是记载“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羊在游牧经济中的地位仅次于马。公元前72年，汉发兵五路帮助乌孙攻打匈奴，在缴获的战利品中，羊就有六十万只，由此可见羊的数量之多。羊可产奶、产毛、产肉，是游牧民族重要的食品来源。骆驼等大型牲口善负重，可供长途运输，狗可以帮助主人管理牧群。在乌孙墓葬中发现很多各类家畜的骨骸，以马、羊、狗为主，充分体现了游牧生活的特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羊骨大多和小铁刀一同出现。由此可见羊在游牧民族食品结构中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饶有趣味的是，所发现的残留着乳酪状物的陶器，让我们想起了细君诗中所写到的“肉为食兮酪为浆”的生活景象。
　　二、农业的发展
　　公元前20世纪，西域就已经出现农耕生产了。史前时期，西域农业多是一种园圃式的耕作方式。汉代开始，中原的屯田士卒带着先进的集约化农耕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极大促进了西域农业的发展。
　　汉代中原已经广泛地使用铁制工具，西域虽然出现了铁器，但一般都是从中原输入，且数量较少，很难用于农业生产，此地当时的农业工具还是以木器为主，很难开展大规模的耕种。直到汉代屯田士卒带来大批铁器的同时也为西域带来铁器的制造技术。大批铁器的使用，使得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带，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可能。进入西域的士卒带着牛和犁，使用二牛抬犁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西域深处亚洲内陆，距海较远，年均降水稀少，灌溉始终是当地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重要障碍，这一难题制约了数世纪西域农业的发展。因此，汉政府在西域展开屯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水利灌溉。具有军事能力的屯田士卒，其组织性和行动能力是个体农民无法比拟的，这也为大规模水利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可能。汉时期兴建的水利设施有许多如今还可以找到痕迹，20世纪20年代末，黄文弼先生到塔里木盆地考古调查时就曾发现大量与汉代屯垦有关的遗迹。他在沙雅发现了长达一百公里的古渠，米兰灌溉系统规模宏大，系统完整，从米兰河引水为总干渠，下分七条支渠，环绕古城，主干渠与支渠建有总闸和分水闸，随时开关引水、放水。这些先进的水利设施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
　　西域的农作物种类丰富，有五谷、高粱、胡麻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有葱、蒜、黄瓜、胡萝卜、菠菜等蔬菜，有葡萄、核桃、梨、桃、石榴等水果，这些作物大多由西亚传入，很早就引入西域，并逐渐流传到中原，极大丰富了中原农作物的品种，提高了中原百姓的物质生活，促进了农业的繁荣。西域亦是我国最早种植棉花的地方，在民丰县尼雅遗址西北墓区的夫妻合葬墓，除了出土大量的丝、毛纺织品外，还发现了两块蓝色蜡染棉布，男尸穿棉布裤，这是新疆发现最早的棉纺织物。
　　三、发达的冶铁、纺织和木器加工业
　　从汉代开始，在史前手工业的基础上，西域以冶铁、纺织和木器为主的手工业技术快速发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传统。
　　西域矿产丰富，史书中多有记载。婼羌、鄯善、莎车、姑墨、龟兹、山国出产铁矿或其他矿产，为冶铸业的发展奠定了原料基础。鄯善、龟兹都可以铸造兵器，但其铸造水平不高，西域副校尉陈汤评价西域兵卒的战斗力时这样说道：“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书·西域传》中还记载了“自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之率降，教铸作它兵器……”由此可见中原的先进冶铸工艺传到了西域，对其影响重大。
　　天山南麓一线，多年来发现数处冶铸遗址。库车县的提克买克规模较大，遗址中有堆积的炼渣堆，遗址中出土大量的用来冶铜的陶制流管，在一百平方米的探方内出土陶流管有两千余件。遗址内出土的陶器为夹砂灰陶，有单耳罐、无耳罐、钵等，铜器有铜刀、铜环、铜轮状器，年代在汉代前后。另外一处贝迪勒克遗址是冶铁遗址，遗址内有残的窑址，有煤烧遗迹等。据调查统计，这一区域共有矿冶遗址三十六处，十三处为采炼遗址，二十一处为炼铜遗址。这些冶炼遗址群大多属于历史时期，表明龟兹古国是西域重要冶炼中心。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一处残存的炉址，炼铁炉仅存直径约30厘米的遗迹，附近的沙面有许多烧结的铁矿石，并发现一件制造首饰冶铸银铜的小坩埚。在洛浦县阿艾山发现了一只陶瓴，它的形制和汉代“霸陵过氏瓴”相同，因此推断它为汉代炼铁遗址。瓴是冶铁过程中鼓风的工具，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冶铁技术的进步。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1976年在昭苏县波马一座墓葬的封土中出土的一件大铁铧，但因缺少其他依据，所以不能判断其是本地铸造还是由中原输入。
　　从汉代开始，丝绸之路上的丝毛贸易日益兴盛，促进了丝毛纺织业的发展。内地很早就开始养蚕缫丝生产丝绸，西域则依靠诸多畜种的皮毛以毛纺织生产为主。汉晋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不同的纺织技术、艺术风格在新疆出土的这一时期众多精美的毛织品上都有鲜明的展现。其中复杂组织的花罽，代表着当时毛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其组织有平纹纬重和双层结构两种，前者借鉴了中原平纹经锦的结构，只是将经显花变成了纬显花。尼雅出土的人兽葡萄纹罽、龟甲四瓣花纹罽，营盘出土的卷藤花树纹罽、鹰蛇飞人罽等都属此类。双层组织，上下两层平纹重叠，在花纹的边缘处接结换层，它首创于毛织物，唐代引进中原用于丝织。营盘对人兽树纹罽、山普拉葡萄纹罽都采用了双层组织。营盘的对人兽树纹罽是一件完整的袍服面料，其匹长154厘米、幅宽至少160厘米左右，属中亚毛织物“张”的规格之一，织物的提花方法与中亚以及新疆出土的纬锦一致。其纹样由以石榴树为轴的两两相对的裸体人物、动物组成，纹样风格表现出鲜明的希腊罗马以及波斯艺术的特点。这件织物被推定来源于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国。缂毛工艺此时日臻成熟，色彩丰富协调，纹样表现更加细致入微。山普拉出土的缂毛实物最具代表性，多为长裙上的装饰带。图案纹样除大量几何纹外，还有角鹿、双峰驼、凤鸟等动物，树木、花草、花卉类植物以及狩猎纹样，色彩对比鲜明，图案稚朴不俗。马人武士壁挂是山普拉缂毛织物中的来自葱岭以西的域外精品，其纹样缂织细腻，配色变化多端，人物面部晕染微妙，立体感极强。汉晋时期，栽绒彩毯普遍发现。这类织物在洋海墓地公元前7～前6世纪的墓葬中就有出土。汉晋时期的栽绒毯，结扣除马蹄扣、“8”字扣外，还有单经扣，前两种仍是现代世界手工编织地毯的主要结扣。从出土物看，汉晋时期(个别标本时代略晚)彩毯，绒头色彩格外绚丽，有的多达十几种。其主体图案，一类为菱格填花式，菱格为骨架，内填几何纹、花卉枝叶、葡萄纹等，纹样严谨、规则，具有程式化的韵律感，经世代相传，至今仍是新疆地毯的传统纹样。另一类，纹样以动物或人物为主体。动物有狮有虎，在营盘和楼兰均有出土。其中营盘的狮毯造型相当生动，整个毡面充满了生气。人物纹毯，在洛浦发现五件，时代晚至北朝，毯面上人物或背有双翼或衣装服饰带有明显异域特点，其中三件坐垫毯上织有婆罗谜字母于阗文。可以看出，第二类地毯图案带有鲜明的外来文化因素，其中应该既有来自中亚、波斯一带的舶来品，也有新疆当地织工在吸收了异域文化的基础上自己的创造。汉唐时期，丝绸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或赠赐边地部族首领的礼品，源源运往古代新疆或更遥远的西方。在荒漠腹地的楼兰、营盘、尼雅、山普拉等汉晋墓葬以及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晋唐墓葬中发掘出大量丝织物，其品种锦、绮、绫、罗、缂丝、绢、纱、刺绣、染缬尽有。丝绸中的织锦，织造费工费时，最能反映织造技术水平。从实物看，汉晋时期五色锦发现最多。织锦纹样为典型的云气动物纹，花纹流畅自如，极为华丽，代表了汉晋织锦的最高技术水平。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恩泽下岁大孰”锦、“金池凤”锦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从这类织锦非同一般的铭文看，可能是皇家特制的产品。尼雅织锦有明确的出土单位，1995年发掘的M3、M8墓，墓主据推测即为两代精绝王。
　　汉代西域居民日常用器仍以木器为主。木器以其轻巧便捷、不易损坏、使用寿命长、制作方便等特点深受人们青睐。日常木器制作方便，用双手和工刀就可以完成制作，并不需要大型工具。出土的木器以生活必备的碗、杯、盆、桶、搅拌器等日用品为主。在洛浦县的山普拉古墓群和民丰尼雅遗址都出土了以回旋切法的木质器具。回旋切削制作木器的工艺被称为镟，镟制木器不仅形体美观，表面光洁，更重要的是节约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在这些镟制木器的腹部或底部发现有特殊符号，可能是代表木器的制作者，同时说明已经有专门制作木器的工匠，以木器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除了日常用品，汉代还出现了高度艺术化的木雕，在米兰古城发现的木雕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