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丝绸之路贸易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汉代由中原经西域通往罗马的交通线路称为“丝绸之路”。这条道路，最早开通的是由玉门关到楼兰的官方通道，一般称楼兰道。此后汉政府开通了由楼兰通过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西行的通道，称丝绸之路南北道。东汉以降，又开通了由车师前部经后部至乌孙赤谷城的新道，称为北新道。这是狭义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人们不断加深对丝绸之路的理解，特别是新的考古学发现层出不穷，传统丝绸之路的概念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在线路上，人们把由黄河流域经河西走廊至玉门，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周缘西进至西方的交通线路称为绿洲道。另外还有“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最初的得名缘于汉代开始中国丝绸的外运。而丝绸由中原向西方的传播远早于汉代，从新疆的史前时期就开始了，有学者称其为史前丝绸之路。另外，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民众，丝绸之路一词，早已不再用来仅仅指示历史时期的丝绸贸易这样狭义的理解，从丝绸之路整体研究看，其研究的内容涉及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所有方面，这种交流还不仅指物质文化方面，也包括精神文化。丝绸之路是对历史上东西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途径以及结果的总概括。
　　新疆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段，新疆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形成受到周边文化的制约。新疆以东是中原的黄河流域，以西有美索不达米亚(两河)、埃及、地中海，南面是印度，这些地区都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史前到历史时期，在这里汇集的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不断互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古老西域异彩纷呈的文化特色。东西方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文明的产生也与东西方之间文化的交流互动、相互影响存在着密切关系，并不全是在封闭、孤立状态下进行的。仅目前所知，史前时期源于西方的小麦种植技术、冶铜冶铁技术、玻璃制作技术，以及与原始信仰密切相关、具有象征意义的彩陶岩刻符号、权杖等文化因素进入西域并继续向东传播；源于黄河中上游的彩陶文化、黍类农作物等传入西域后继续向西传播。历史时期丝绸之路贸易更加繁荣，汉唐达到极盛。中原以丝绸为主的名产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在汉晋楼兰、尼雅、营盘遗址，晋唐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中，发现大量来自中原的锦、绢、绫、绮等丝织品，以及大量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其他文化遗存，来自西方的各种商品更琳琅满目，其中有来自地中海沿岸具罗马风格的玻璃器、萨珊玻璃器、萨珊粟特风格的金银器、黄铜制品等等。同时，丝绸之路上还流通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等西方货币。除物质文化产品外，西域还是各种精神文化的荟萃之地，这里的居民自古普遍信仰萨满教，后来陆续出现了佛教、祆教、道教、景教、天主教、摩尼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从史前到历史时期，西域各族人民使用各种语言文字进行书写和交流，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天山南北出土有汉文、吐蕃文、西夏文、梵文、佉卢文、古和田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叙利亚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阿拉伯文等文书；汉藏、印欧、阿尔泰等诸语系语言在这里大汇合。文化交流的载体是东西方不同种族人群集团的交流与互动，所以古老的西域又是世界著名的人种接触地带，通过干尸、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证明，西域无疑是一个“人种学博物馆”。居民群体特征在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中亚人种支系和不同的种群集团。
　　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中亚的安息和萨珊波斯大获其利，中原的丝绸途经西域中亚辗转到罗马后，其价值翻升近百倍。在罗马市场中，丝绸是非常贵重的商品，其价格堪比黄金，以至于一段时间内在罗马的资本市场中除了金银本位之外还出现了丝本位。丝绸之路上绿洲国家都具有鲜明的商业城镇的特点，如西域的楼兰、高昌、龟兹、于阗、疏勒等都是汉时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集散地中转地，同时也是商路上补充食物、淡水，派遣向导不可或缺的补给站。
　　楼兰在丝绸之路上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史载“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它承载着汉朝对西方的重大外交使命。“常主发导，负水儋食，迎送汉使”。西汉初年，南北道的分路并不是在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而是在楼兰。罗布泊出土了一件木简，上载“用二私马至敦煌就收入敦煌去渠犁二千八百里更沙版水草不能致即得用”。西域的使者和贸易客商往来频繁，加重了西域诸国的负担，引起了西域诸国的不断反抗，史载楼兰国曾“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遮汉使。”汉王朝为抗击匈奴，将楼兰作为经营西域的根据地。武帝派王恢将七百人掳楼兰王，楼兰归服，但是此时楼兰并非只是单方面归服汉朝，楼兰以一子质汉，同时一子质匈奴。随着汉与匈奴在西域的实力起伏而选择归服对象，其与汉时离时合。汉昭帝时，楼兰“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楼兰的这种反复引起了汉朝的极大不满。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去病派傅介子杀楼兰王尝归，立尉屠耆为王，改楼兰为鄯善，迁都到罗布泊附近的扜泥城。但是楼兰故址并没有因迁都而在历史中立即消失，鄯善成为南道要冲，而楼兰城则一直充当着南北道的起点，发挥着其桥头堡的作用。楼兰距孔雀河二十公里，河网纵横，森林茂盛，是极少的条件优良的绿洲，自然环境的优越是迁都之后楼兰仍在丝绸之路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出土文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1901年，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获得的文书多为晋泰始年间，还有些属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的。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科学考察队在楼兰遗址及其附近墓葬出土文物中，所获的丝、毛织品几乎都是东汉时期的遗物。1906年在楼兰遗址发掘得到东晋咸和五年的文书，这是迄今为止所得年代最晚的楼兰文书。三国时，出玉门三条道路至此改为两道，而且不再经过楼兰，就此楼兰古道完全断绝，在《西域图记》中也不再提及楼兰，此后楼兰故地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消失。
　　车师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贸易重镇，也是汉和匈奴的必争之地。所以，汉时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李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开陵侯率兵击车师，右贤王兵力充足，汉军一争车师失败。公元前90年，汉武帝决定再次出征，派重合侯率四万骑兵北击匈奴，为了防止车师在后方发动攻击断其粮草，截其后路，开陵侯率楼兰等六国兵士并击车师，这次汉军尽得车师民心，获胜并开始掌控车师。好景不长，汉昭帝末年，匈奴再次夺回车师并在此屯田。公元前71年，汉宣帝遣五将军分道共击匈奴，匈奴仓皇逃出车师，车师复归汉朝。车师新王乌贵与匈奴联姻，归顺匈奴，车师再次归入匈奴统治，东西交通被阻断。公元前67年，侍郎郑吉率兵在渠犁屯田，秋收后粮草供应充足，随即带领西域诸国联军和屯田士卒攻打车师，车师大败再次归汉。公元前62年，匈奴进攻车师，郑吉率领屯田士卒退居交河城，以御匈奴，匈奴尽得其地，汉尽得其民。这就是汉匈五争车师的大体状况，对车师的争夺如此激烈的原因在单于和臣下的对话中可窥见一斑：“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西汉政府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正是为了北控车师，防止匈奴势力东山再起，而西域都护的设立也是源于“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西域都护以及都护府的设立都与车师的地理位置以及物产密切相关。
　　伊吾是进入西域的第一个门户，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西汉长期与匈奴对峙。东汉时，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位于天山东部的匈奴基地，把伊吾置于东汉的管辖之下并将其作为进攻匈奴的基地。史书载“伊吾地益五谷、桑麻、葡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伊吾车师道，由敦煌北行到伊吾，直到车师前部，然后西北行，经过危须、焉耆、龟兹、疏勒然后到达中亚各国。从以上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出伊吾位置的重要性。
　　李广利伐大宛后，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驻军屯田，设置驿站管理交通，以达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的目的。汉武帝时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地修建长城，将其延伸到了西域。汉代长城本身包括了城、障、列亭等，是集交通、食宿、军事防御为一体的综合设施。此外汉朝中央政府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在险要之处设立了关卡以稽查行旅。至此，广袤的西域形成了“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的景象。这里的亭与如今的军事哨所功能相似，用以监察西域诸国动态，维护交通安全，保卫交通设施，兼之为商旅、使者提供给养。如今还保有大量这类军事设施的遗址，广泛分布在罗布泊北岸及焉耆、拜城之间。库车县西北十四公里的盐水沟内有克孜尔尕哈遗址；拜城县东北喀拉达格山麓的岩壁上刻有《刘平国治关城诵》，这些都是汉朝政府在西域修筑军事工事、维护道路畅通的直接证据。
　　丝绸是当时最主要的输出商品。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皇帝都是用高级丝绸作为主要礼品来赏赐各国使者和民族首领，用以交换各国如马匹等物资和珍奇异宝。汉时期，中原与匈奴征战交往频繁，和平时期汉王朝赠与匈奴大批的丝绸，但匈奴本身是“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的贵族生活中都很少使用丝绸，所以这些丝绸大多被匈奴用来与其他民族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而对于其他小国或零散商人来说只能是以纳贡为名“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贾以献为名”。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原人制造了这种令人着迷的丝织品，但主要是胡人在从事丝绸贸易，丝绸之路上鲜见中原商人，这一点和中原历代以来重农抑商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中原王朝对于纳贡丰厚的回礼使得商人们“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胡商贩客，日款与塞下”，各国的使者的数量也很惊人“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通过史书中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这些使者和商贩将中原美轮美奂的丝织品带到亚欧大陆的各个角落，也把中国的丝绸文化传播至欧洲，翻阅外国史籍，我们会看到欧洲和印度各国都知道东方有一个“丝国”，叫做“塞里斯”。中国大量丝绸涌入欧洲市场，曾因此造成罗马黄金和白银大量外流，给帝国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担，以至于罗马王廷为了打破安息对于丝绸贸易的阻断，甚至不远万里派人专门到“丝国”来采购丝绸。由此可见，中国的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近年来亚欧大陆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丝绸的广泛输出，苏联、蒙古、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等地都有产自中国的丝绸出土，在那个完全依靠牲畜和人类脚力进行交通的年代，这样广泛的传播令人惊叹。
　　中原通过“丝绸之路”向西域以及欧洲输出的商品众多，除了丝绸外还包括：铁器、陶器、漆器、皮革以及药材等等。罗马的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中国输出的商品还有铁和皮革”，而且他的书中描述中国出产的铁比其他地方都要优良。此外，发源于中国的桃和梨等水果也在西亚、欧洲遍地开花结果，梵语把桃称为“中国持来”，把梨称为“秦地王子”，这些古老的名称是这些水果来自中国的证据。反观西亚、欧洲向中国输入的产品主要有玻璃、珍珠、宝石、香料、各种艺术品、农作物和各种珍奇动物等。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玻璃在当时中原市场中是作为一种奢侈品存在的，新疆地区出土了不少玻璃饰品，很可能就是当时自西亚等地输入的。直到北魏时期玻璃制造术传入中国，出现了外国人来到中原采矿参与共同炼制玻璃的现象，以致舶来和国产的玻璃制品共同流通于当时的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