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经济发展和实物货币的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山南北政局动荡，战祸频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不可避免的破坏。虽然战乱频繁，人们为了获得必需的生活、生产材料依旧辛勤地劳动着。局部稳定时，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促进繁荣的景象出现；战乱时，民族迁徙不断，天山南北广阔的牧场成了诸多游牧民族竞技的舞台，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地带的人民加快了农业发展的步伐。人口流动的速度加剧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各地生产技术的交流以及传播。这段历史是破坏和发展两个主题共同谱写的，由于各民族同胞的共同努力，西域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进步。
　　一、绿洲区农业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各个绿洲城郭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在绿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汉人的迁移有着很重大的影响以及辐射作用。东汉末年，汉族屯垦的士卒向东迁移，屯垦地点从于阗移到海头，然后又向东移居到鄯善、精绝一带，这种迁移并非是单纯的劳动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在转移过程中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生产工具。龟兹石窟的第175窟形象地保留了农民耕作的画面，也有学者认为是二牛抬杠的牛耕图，牛耕的使用极大地节约了人力，提高了劳动效率。①西域的水土与中原并无过大的区别，五谷皆可种植，在《魏书·西域传》中记载，龟兹、焉耆一带“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中原传统粮食作物在西域的种植不仅改善了士卒的生活条件，而且丰富了西域百姓的物质生活。农业税是衡量农业发达程度以及商品化程度的最佳手段，史书上对于西域的农业税是这样记载的，“税租准地征租，无田则税银钱”，可见土地田赋已经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粮食除了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之外，也慢慢转变为一种支付手段。精绝等属地向鄯善王所缴纳赋税的主要形式就是粮食，在解读现今出土的各种文书时可以发现，大到国家赋税，小到私人支付工资、报酬都曾使用粮食。在流通中，粮食的地位甚至等同于一般等价物，可以和许多商品进行直接交换，甚至在借贷中也起到作用。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沙漠以其恶劣的环境成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却分布着众多的绿洲，这些绿洲成了人们生活的乐土。优良的绿洲环境为人们从事农耕生产提供了条件，这里必需的生产资料除土地之外，水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水资源的相对紧缺，使其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管理。从大体来说，原则是开源节流，用水收费，力求节约，让水资源在配置中达到最优化。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多见有关水利设施的记载，或是用水的收费。下面是选录的两则吐鲁番出土文书：
　　兵曹下八幢符为屯兵值夜守水事
　　【前缺】
　　——右八幢知中部屯。次屯之日，幢共校将一人撰(选)兵十五人夜住守水。残校将一人，将残兵，值苟(狗)还守。
　　兵曹掾张预、史左法疆白。明当引水溉两部。
　　【中缺】
　　司马 蔺 功曹使 璋
　　典军主簿 嘉
　　录事参军 悦 五官 洿
　　北凉缘禾十年(公元四四一年)高昌郡功曹白请改动行水官牒
　　【前缺】称【后缺】
　　【前缺】敕行西部水，求差杨□
　　【前缺】今还改动，被敕知行中部
　　【前缺】信如所列，请如辞差校曹书
　　佐隗达，代远行西部水，以摄儀□□□
　　□□行中部水，事诺约敕奉行
　　缘禾十年三月一日白
　　功曹史 璋
　　以上是关于水利灌溉的两则出土文书，从文书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需灌溉时都备有文书，直接说明了政府对水资源的重视和管理。这些绿洲除了农业生产之外还带有农耕区畜牧业的特色。百姓养牛、羊及骆驼较多，牛可以用于耕种，是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畜力，法律条例规定偷牛者要处以三倍的处罚，足见牛在生产以及生活中的重要性。骆驼是最常见的运输工具，可以忍饥耐渴，被人们称为沙漠之舟，成为绿洲人们出行的必备畜种，人在沙漠中如若遭遇风暴存活几率几乎为零，只有骆驼能感知风暴的来临，骆驼这种特异的能力备受人们的重视。马一直是重要的交换媒介，绿洲中骑马者一般都是有地位的人，因为地处沙漠边缘地区，马的实用性远远小于骆驼，使用价值不高，即使这样，好马仍旧备受皇家马厩的钟爱，蓄养良马依旧是各国皇室的传统和骄傲。
　　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种植业发展迅速，牧业也发展较快，经济的进步促使了人口的增殖，膨胀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量增加，缺乏妥善的耕种技术，垦殖更多的土地成为增加粮食产量的必然结果，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使耕地受到荒漠化的威胁，沙漠的推移使有些地方人们连正常生活、生产都无法进行，绿洲城镇被废弃，文明被毁灭，最后一切繁华为沙海所吞没。这种生态悲剧的发生除却人类应该担负的责任外，还与这里脆弱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塔里木盆地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以及青藏高原，暖湿空气几乎被完全隔离在外，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是典型的荒漠气候，降水稀少，虽有少数的河流以及丰富的雪山融水，仍然改变不了新疆是我国河水年径流量最少的地区的现实，更何况是沙漠周边的绿洲，几乎没有江河可言，雪山融水成为生活、生产用水的唯一来源。河水裹挟大量的沙土，抬高河床，造成河流改道，造成难以预防的自然灾害。政府严禁采伐树木，厉行节约用水，仍旧无法改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事实，繁华的楼兰、精巧的精绝甚至连且末都被人废弃，为荒漠所埋葬千载。
　　二、冶铸技术的提高
　　西域地区生产各种矿产，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金属采掘业和冶铸业，两汉时期金属冶炼的技术有所完善，出产产品的数量有所增加，乌孙、龟兹等地成为冶炼中心，龟兹的冶铸业极其发达，根据释氏的《西域记》记载：“屈茨(龟兹别称)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则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这里所说石炭指的就是煤炭，以煤炭取代木炭冶铁本身就是冶铸业的一个进步，冶陈过程中的高温为高品质铁制品的出产提供了保证；龟兹所出产的铁制品足以供应西域三十六国，由其产量之高、规模之大可推断出：此处并非私人冶铸的遗址，私人没有如此的财力和物力打造如此厂矿，由此判断应为官方的冶炼厂，从侧面反映了冶炼技术的进步。随后，崛起于金山称霸于草原的突厥就曾为柔然的锻奴，也就是专门给柔然打铁的奴隶。突厥人长期打制铁制品，从事铁制品生产，从而形成了一种铁文化。突厥人认为铁可以驱邪，彰显了铁制品在突厥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突厥强大后，突厥可汗室点密把王庭设在龟兹的山中，前文已经提过，龟兹矿藏较多，并且是冶炼中心，王庭置于此地说明了突厥对铁的崇尚。这时候，装甲骑兵已经出现，被称为“铠马”，铠马的出现减少了战争中马匹的损失，却增加了对铁的需求量。《魏书·太祖纪》中记载：北魏将领和突袭击素古延部，击败前来支援的柔然军队，缴获铠马两千余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生产铁质铠甲的能力。
　　三、纺织技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纺织业有棉纺织、麻纺织、毛纺织三种，这三种纺织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原料的限制。两汉时期，西域纺织业的原料主要是动物毛绒，故而毛纺业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棉、麻已经在西域普遍种植，值得一提的是，蚕的养殖技术已经传到了西域，养蚕缫丝不再是中原的专利。原料的丰富对于纺织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毛纺织一直是西域的纺织业中最发达的一项，《北史·西域传》中记载龟兹出氍毹。氍毹就是织有彩色图案的毛毯。关于氍毹的记载很多，从三国时期的《南州异物志》到南北朝时期的《三辅黄图》，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氍毹以描写。出产氍毹的不只有西域，还包括境外的罽宾和大秦，我国史书的记述中似乎境外的产地技艺更加高超，中国西域的氍毹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受到过其影响。氍毹主要作用为地毯，或者当作被褥。棉纺织业在汉晋就存在了，棉纺织品在我国新疆的鄯善洋海、交河沟北、民丰尼雅遗址都有出土发现。史书上记载，棉花多被称为吉贝、古贝或者是白叠，若从延伸意上来区分的话，前两者指的是较为粗糙的棉纺织品，后者指的是比较精细的棉纺织品。《南史》中曾经这样描写过高昌的棉布生产：“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麻的种植在西域不迟于公元4世纪，麻可能是从中原传入，麻纺织品样式较多，在整理阿斯塔那古墓的出土文物时发现，麻纺织品的数量甚至远远多于棉纺织品，足以说明麻纺织品的产量高；关于高昌税收有这样的记载，“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从侧面说明了麻纺织品的使用范围之广。北朝织锦在技术上多因袭汉晋织锦，但配色明快，布局也多采用对称结构，图案在整体风格上变化很大，使人明确感受到来自萨珊波斯、粟特、印度的影响，纹样中出现了大量外来的珍禽异兽、人物和神祗形象，还有莲花、忍冬等植物纹样。营盘的一件织锦上见汉字“王”与佉卢文并存。北朝后期连珠动物纹逐渐增多，并成为隋和唐前期中国丝绸中最重要的装饰题材。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这一时期的织锦最集中，也最为精美。此时新疆本地亦有织锦生产，其织造工艺和规格都很有特色。营盘出土方格动物纹锦绦，组织是我国传统的平纹经重，但所用丝线却加有Z向强捻，这种丝线可能为西域当地所产。新疆更为大量的绵经绵纬织锦采用的是平纹纬重组织，其色彩常见土黄、白、红、浅褐色等，幅宽有的1米左右，即以“张”为计量单位。其图案风格自成一派，典型的实物有扎滚鲁克云气动物纹锦、营盘对人对兽树纹锦、阿斯塔那红地人面鸟兽纹锦、“吉”字纹锦等。
　　四、园林造酒业的发展
　　西域自古以来就是瓜果之乡，哈密瓜以及葡萄已经成为了西域的象征，这里干燥高温，瓜果甘甜，出产的葡萄在满足人们日常食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剩余，促使了酿造业的产生和发展。史书记载高昌“多蒲萄酒”，焉耆“俗尚蒲萄酒”，吕光当年入侵龟兹所见当地胡人“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可见，葡萄酒的生产工艺已经成熟，葡萄酒的储量极大。出土的佉卢文记载了鄯善王的税收，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征收葡萄酒，文书中有许多为敦促各方缴纳葡萄酒或者是让地方官员去运输葡萄酒的记载。吐鲁番文书中涉及到酒的也有很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酒并非是我们北方的红高粱，而是西域的特产葡萄酒，最晚在公元5世纪前期，也就是高昌郡时期，官府就已经设置了专门负责管理葡萄酒的酒吏。麴氏高昌国时期，产生了一种名叫“租酒”的酒税，这种酒税是按照葡萄园的亩数来征收的。阿斯塔那古墓的发掘对于研究酿造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其320号墓出土了“租酒帐”残件，它详细地记述了某些人物或者是寺庙有没有支付酒税。阿斯塔那墓地二区的墓葬后壁上发现了与葡萄酒酿造相关的画面，这都从侧面反映了葡萄酒的酿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否则也不会在坟墓的壁画中出现。西域的酿造业中出产的不仅仅是葡萄酒，还包括酱以及醋(苦酒)。
　　与酿造业息息相关的便是以栽培葡萄为主的园艺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的种植已广泛推广，于阗、焉耆、龟兹等地都成为葡萄种植的重要基地，在长期的种植实践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掌握了播种的时令，以及葡萄生长过程中有关的支架、拆架、剪枝等栽培技术，这在佉卢文书中都有所反映，其中关于葡萄和葡萄酒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园艺业发达的且末、精绝等地随着自然条件的恶化而消失在历史洪流中，但园艺业却并未失传。此后，以培育葡萄为主的园艺业迅速在吐鲁番盆地崛起，并且成为该地千百年以来的支柱产业。出土文书显示，种植葡萄的除私人外甚至还有官屯，我们可以从文书中找到痕迹，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的《北凉高昌郡功曹白请溉两部葡萄派任行水官牒》：
　　1．铠曹参军王洿、均役主簿侯遗、校曹书佐隗季
　　2．掾史曹严午兴、县吏一人，右五人知行中部蒲(葡)陶(萄)水，使竞。
　　3．金曹参军张兴周、均□□□、校曹书佐黄达、曹史
　　4．翟庆、县吏一人，【后缺】
　　5．功曹书佐汜泰、□案樊海白：令引水
　　6．溉两部蒲陶，谨条任行水人名
　　7．在右。事诺约敕奉行。
　　【后缺】
　　五、实物货币盛行
　　魏晋以来，由于战乱频发，不论是中原、江南抑或是西域，已经得到发展的货币经济在此时屡遭重创，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商品化衰退，有很多地方都重新以货易货，物物交换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流通手段，各类纺织品和谷物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还成长为一种交换媒介。下面，我们以河西走廊以及西域为例，还原当时物物交换的场景。针对物物交换的记载多出自佉卢文书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观察佉卢文书便可发现在公元3～4世纪期间，塔里木盆地的交换中介物包括丝娟、毛毯、粮食等，并未形成统一的实物货币，实物货币的多样性、复杂性都是对当时不稳定经济生活的生动反映。当时的租赁、借贷、买卖这些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使用的几乎皆为实物货币。
　　布帛成为流通中的支付手段有着深刻的原因。西域的家庭经济组成与中原相似，大多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导致一定谷物、纺织品的剩余，加之中原流入的大量的纺织品，造成其充斥市场的局面，为纺织品成为流通中的一般等价物提供了市场条件。《梁书·高昌传》记载“国人多取(白叠子)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白叠子作为交市使用就足见其产量之多。在阿斯塔那的一座西晋墓室中，发现了一件翟姜女买棺木简，文“泰始九年二月九日大女翟姜女……买棺一口，贾练廿匹”，这从考古出土方面证明布帛具有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布帛虽在流通过程中承担了交换媒介的作用，但其本身带有明显的不可克服的缺陷，比如其在流通过程中不易于分割，容易损耗并且逐渐贬值，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将谷物作为辅助加入流通使用。为了更加明晰地体现实物货币在这一阶段的作用，下面我们截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②第40页的部分材料，以期说明。
　　上文所截取的材料充分说明了实物交换的存在以及交换媒介的多样性。纵观整个南北朝，虽然都存在大量的谷帛作用货币的事实，但是它们都缺乏金属货币的自然属性上的优越性。故而，结束魏晋南北朝货币大混乱的局面，重新建立统一的金属货币流通制度，是一种历史潮流的必然。
　　①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11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②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39～40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