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变迁和贸易

　　纵观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缺少强有力的统一政府，造成多个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对丝绸之路的路线以及贸易状况产生极大的影响，自然环境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其对丝绸之路变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丝绸之路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东段、中段、西段三个部分，其中，东段和中段位于我国境内，西段则位于葱岭以西。中原地区林立的政权直接造成了东端起点的多元化发展，而终点依旧是萨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和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东段指的是从我国东部的起点直到玉门关以及阳关，大体囊括了今天我国北方的东部、中部；中段指的是从玉门关以及阳关到葱岭这一段路程，由于其大部分范围位于我国的西域，故而又被称为西域道；西段则是指经过安息等中亚诸国到达萨珊—波斯东罗马帝国的路途。丝绸之路在这个阶段得以进一步的发展，机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并且其诸支线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此间，天山北麓的一条大道得以发展并受到人们的青睐，根据《魏略·西戎传》记载：“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路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转北部则乌孙、康居。”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大体勾画出当时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具体线路与今日从哈密出发，经由巴里坤、阜康到乌鲁木齐，辗转到伊犁出境后抵达阿拉木图等地的公路线的走向极为相似，该线路使用价值极高。
　　天山南麓的路线仍是对前文所记述三条路线的进一步发展，《魏略·西戎传》记载：“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就，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如果将在我国境内的东段进行更详细的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将其分成陇右道和河西走廊两部分，虽然当时的长安、洛阳、平城甚至是武威都曾经充当过丝绸之路的起点，但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仍以最繁华而且历史悠长的长安作为起点来记述。从长安进入河西走廊的道路称为陇右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道有五条路线，长安—凉州北道和长安—凉州南道是最常通行的两条路线，其中又以长安—凉州北道最为方便和快捷，它从长安出发，经由咸阳，沿着泾河河谷向西而上，路过固原到达靖远之后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这条线路几乎是一条直线，南道与之相比要多二百公里的路程，更短的路程所代表的是人力、物力消耗量的减少，物资匮乏的古代更少的消耗所代表的是极大的经济利益，距离的优势使之成为关中连接陇右的重要通道。提到河西走廊就必然提到河西四郡：张掖、武威、酒泉以及敦煌，河西走廊这部分也就是经由河西四郡进入西域的道路，这里的自然条件优良，祁连山阻隔了蒙古的沙漠起到了天然屏障的作用，黄河的流经带来了充足的水源，弱水水系平原错落而置形成了一个个绿洲，为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的保证。从汉代开始，政府就在这里施行移民屯田的政策，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里临近祁连山，是水草丰茂的优良牧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达都为行旅补充给养提供了基础条件，使得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的中段也就是西域道，险恶的自然条件一直以来都对丝绸之路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除了人力作用微小的自然因素外，西域道上对路线影响重大的多为政治因素，包括西域诸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外族入侵造成的阻隔。因此，西域的南道、中道、北道也随着时代的不同、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而稍有变化。
　　丝绸之路在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诸支线的充分利用，支线是相对于河西走廊这个主干线来说的。由于政权林立、相互之间纷争不断，各个国家之间攻讦、征伐、联合、会盟都成为日常政事。占据河西走廊的政权一般不会将这条通往西域的通道向自己的政敌开通，使得河西道成为本国和友邦的私路，故而不同的政权经由不同的支线到达西域，促使了支线的发展和昌盛。在这些路线中以吐谷浑之路、居延路和草原路最为重要，在河西总线人为隔绝、交通不行的情况下，沟通了内地和西域的交通，保障了中原和西域的联系。
　　吐谷浑曾经向西侵占了鄯善、且末等地，这些地方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诸国的要冲，与此同时，吐谷浑还占领着青海的广大地区，就此吐谷浑控制了丝绸之路中段的西段以及西域道的大部，成为丝绸之路西段实际的控制者。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为了避开战乱频发的河西走廊以及事故不断的西域东部地区，经过吐谷浑所控制的地区几乎成为必然，吐谷浑之路的名称就此形成。吐谷浑之路主要位于今天的青海境内，亦被称为青海道。除此之外，这条道路还有着第三个名称——河南道，专家对于这个名称的来源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为这条线路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而得名；有的说是因为曾控制此地西秦王乞伏赤磐被东晋刘裕封为河南王，其封地便为河南国而得名；有的说是因为刘宋曾册封吐谷浑慕利延为河南王而得名，林林总总并无统一结论。实际上这条道路早就存在了，早在先秦甚至是史前时期，古代羌族就已经活跃在青海东部到西域若羌的交通线上了，故而，这条道路也被一些学者称为“羌中路”或者是“西羌路”。两汉时期，这条道路已经见诸于史书的记载了，汉政府对这条道路的策略更多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为的是实现“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的目标，承担沟通东西方交通使命的重点仍旧是河西地区。西晋时，吐谷浑西迁到此，吐谷浑建国后，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之路的重要性才慢慢凸显出来，东晋十六国的动荡以及南北朝的对峙造成了东西交通的阻隔，吐谷浑四通八达的交通使得它和中原政权、西域诸国、北方草原民族、江南政权之间都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其大体路线为：从青海的都兰城出发，沿柴达木盆地南北缘行进，北过阿尔金山隘口到达鄯善。从作用上来说，首先，它沟通了南朝和西域；其次，它沟通了西北地区政权和草原民族；再次，它先后沟通了北魏、东魏、北齐与西域的交通。此外，吐谷浑人还积极地接受汉文化，为嚈哒等民族的使者充当与中原各政权交通的向导以及翻译，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时期，吐谷浑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河西地区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
　　居延路又被称为西海郡路或者是柔然突厥路，它是经过古居延故地的通道，位于今日的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东西两侧是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延绵三百多公里的额济纳河蜿蜒穿过该地。居延最初为种族名，在匈奴统治时期发展成为地名和水域名。早在先秦时期这条道路就已经存在了，到了西汉时期，这条道路在军事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汉军由此可以进攻祁连，匈奴可以经由此路进攻张掖和酒泉，成为汉军和匈奴争夺的重要区域。东汉时期，居延路除却军事用途之外还发挥了沟通汉匈的重要作用。东汉末年，汉献帝将此改名为西海郡，这即是西海郡路这个名称的由来。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领域又先后被纳入柔然和突厥这两个游牧部族的统治范围。这条线路的大体路线为：它沿着沙漠南部与河西路平行前进，出阴山山脉，过居延绿洲，西经天山山脉通中亚诸国。居延路是我国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单论居延故地，它远控大漠，临近河西，水草丰茂，益农宜牧，交通四通八达，可以连通河西走廊、草原路、绿洲路甚至是吐谷浑路。地处草原游牧部族和中原政权的分界线上，成为双方交通的重要通道，在战火纷飞、交通阻隔、各政权各自为政的时期，它成了丝绸之路的重要补充部分。居延路自西汉开通伊始，就成了维系东西方贸易以及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除此之外，需要人们倍加注意的是，由于此地气候干燥，使得历代的珍稀文物在此得以保存，为我们研究该地的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生动的史料。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故地展开挖掘，出土汉简1万余枚，举世震惊，这些汉简至今仍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于1972～1976年间，甘肃博物馆等四个单位组成联合考察团，在居延故地进行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对于我们考察汉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文化典章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居延汉简是居延地区生活、生产各方面的生动再现，是居延地区的历史博物馆。
　　草原路是出自后代的命名，在唐朝之前此名称并未见诸于各种史料。与命名时间晚不同的是，这条道路作为北方草原部族东西交通的通道早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就已存在了。众所周知，我国的中央政权在与游牧政权甚至是周边的属国交往中，丝绸是一种极受欢迎的产品，属国以及游牧政权在和平时期可通过纳贡获得丝绸。战争时期纳贡被迫停止，劫掠、赔偿便成为获得丝绸的主要手段，丝绸对于食酪衣革的游牧民族并无什么重大作用，实用性远不及食盐和生铁，如此大量地获取丝绸似乎缺乏合理的解释，草原路的出现则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突破口：游牧部族虽不使用丝绸，但是可以把丝绸作为贸易之用，辗转将丝绸贩卖到欧洲，从而大获其利。亚欧大陆的西端不断有丝绸出土则成为这个解释的有效力证。自古以来，亚欧大陆北部一直有游牧民族的活动，他们的活动是草原路产生的基础，同时也是其发展的动力。这条道路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魏晋时期，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商旅并没有出现中原人的身影，大多是行色匆匆的胡商。其起点是车师后王国的于赖城，终点是大秦。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及北魏前期，经由车师后部、高昌向东延伸，经过河西地区，到达北魏时都城平城，向东可以抵达辽东。到了北魏时期，迁都到了洛阳，而被改名成夏州的万城在交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草原路不仅对游牧民族的交通有重大的影响，同时，这条路线也是一条国际线路，向西连接了大秦，向东甚至抵达了朝鲜和日本，它连通了西亚、中亚和东北亚。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完善，对商贸发展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东西方交通更是其永恒的主题。西方进口中国的丝绸，中国进口的是西方的珍玩、奢侈品以及毛纺织品，我国的文献中多见安息甚至是大秦的物产的记载。鱼豢在《魏略》中甚至不惜大篇的笔墨来描绘大秦的物产，这种情况在其他的诗篇中也多有出现，如汉乐府中名篇《陌上桑》对罗敷就有“耳中明月珠”的描写刻画，或者是后期诗作中的“还君明珠双泪垂”，我们可以发现产自大秦的明珠已经成为贵妇的一种常见的装饰品。晋朝文学家殷巨奉皇命写了一篇《奇布赋》，极力描写大秦所进布匹质地优良，笔触细腻、技法神奇。粟特九姓胡商多在高昌采购金、银、丝、香等物品，远贩到大秦等国。中原和印度的交往则是多集中在佛教方面，西域接受佛教远比中原要早，佛教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商贸的发展，僧人往往和商队结伴而行，而商人也为佛教的传播和寺院的建设出钱出物。虽然此时的政治环境恶化，但是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并未长期断绝。凉州等地建立的政权都和西域甚至是中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北魏的都城甚至有许多外籍商人留住，在《洛阳伽蓝记》中有着这样的描写：“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风土，因而宅者，不可胜数。”为了安置外籍的商旅，北魏政府在洛阳设立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馆，居住者达万人，亦可辅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中西方政治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今，我国出土了萨珊银币、玻璃制品、银盘等等西方产物，可以见证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东西方贸易的兴盛。
　　中原地区的居民，有着一种对于故地的执著，讲究落叶归根，农本商末。故而，就算是经商，中国人很少有游走四方的商旅，多的是贱卖贵买的坐贾。在历史长河中穿越东西、买进卖出的多为胡商，粟特人是我们在讲述这段商贸历史时必须加以重视的一部分。粟特人是生活在河中地区的一个古老部族，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在许多中文史料中，他们被称为“胡商”或者是“商胡”。和粟特人同样善于经商的还有腓尼基人以及犹太人，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转运贸易为主，他们所贩卖的很少为自己所生产甚至不进行生产，大部分商品是转运他人的生产产品。转运的商业贸易在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也是一个对外移民的过程，他们在进行长途贩运的同时也建立了许多商业聚落，比如迦太基之于腓尼基人。粟特人的移民点遍布丝绸之路的沿线，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长安、洛阳都有粟特人移民点的遗存，这些聚落都和商业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贸易带动了移民，反之移民也促进了商贸的发展。粟特人地处文明的十字路口，周围强国环绕波斯、安息、大夏，强盛的游牧部族就在其北部，迫使它周旋于各个部族以及政权之间，成为沟通各个政权的中介者，直接成为几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地理缓冲区域和商业中介传媒。东西方物产的互补性在经济上为粟特人的转运贸易提供了条件。粟特人是东西方贸易的中介，是周旋于几大势力中间的使者，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承担者，我国西域出土了大量的粟特文书，给我们在认识当时社会的商贸活动和方式提供了新的辅证。
　　商业活动是各种文化交流的动力和基础，丝绸之路对商业活动的价值不可估量。商业活动是民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互通有无的关键。战争时期的互通多表现为一种畸形的、野蛮的、血腥的掠夺，但是它也是一种互市关闭时重要的补充方式。两者相比较而言，正常的商业活动不仅作用于经济领域，为政治、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也往往成为其他活动的媒介以及载体，转变为其他沟通交往的桥梁。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通的大动脉，它的产生和畅通是沿线的诸国自发维持的结果，各国对于丝绸之路的规划大多出于政治因素或是军事原因，它最终演变成为贸易交往的重要通道，是各大国始料不及的。这种意料之外的历史却造就了整个古代社会的辉煌。在这个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彼此贸易愈加发达，也使得丝绸之路的完善拥有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