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精神花朵
作者:王嵘



高昌(今吐鲁番)是古代西域与龟兹、于阗齐名的佛教中心。
佛教的象征,一是佛教典籍经卷文本;一是佛教建筑和艺术品。后者包括建筑艺术和雕塑、绘画及其描绘出的歌舞、器乐艺术。
佛教艺术是佛教教义的载体,是现实佛国世界——佛寺洞窟中的主要内容。
高昌佛迹遍布吐鲁番盆地的河川、平原、深山、峡谷。
一两千年前的佛教古卷、古刹、古画、古物随处可见,也掩藏于高昌故地城池乡村的各个角落。
这些佛教遗迹,无疑是佛教时代的历史储存和文化实体的摹本,也是流传至今的佛教历史的符号、代码和佛教精神的“文件”。
现代的人们,正是通过这些,领悟佛教的精要、破解历史的奥秘、重现往昔岁月的生活实景。
佛教寺院建筑和包括雕塑、绘画、乐舞在内的佛教艺术,是装饰在佛国仙境中虚幻的精神花朵。
这些宗教教义的文化载体,就成为僧众信徒们一切美好向往的精神圣地。一切的苦难、无数的悲伤和叹息,都在这顶礼膜拜的一瞬间随着一缕轻烟散去。
根据考古资料,吐峪沟佛寺曾发现过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的佛经残片,又经参照有关文献,可以推测佛教传入高昌的时间大约在三世纪后半叶,到四世纪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当时的高昌国不仅传入了佛教,而且佛教还发展成为该国的国教。
佛教初传高昌之际,有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既受到佛教源头印度的影响,又受到中原佛教回传的影响,吐峪沟佛寺发现的西晋汉文《诸法要集经》残片,就是此经传入高昌四年前才在洛阳译出的。许多高昌僧人有到印度取经的,也有到中原内地求法的。
五世纪高昌郡时期,佛教在高昌逐渐深入,高昌郡的统治者直接参加了倡导佛教的活动,有的已开始建立家庙。
高昌王国时期,各代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大力倡导佛教。麹氏高昌国时,佛教达到兴盛期,王室成员和高官贵族纷纷建庙开寺,麹文泰时高昌僧侣已有数千人。玄奘法师到达高昌时,见到这里朝野上下,崇信佛教都达到痴迷的程度。这时高昌佛教,完全适应了当地的汉文化传统,并与汉魏以来就在高昌形成的门阀制度相融合,借助豪门家族力量在民间发展起来,从而出现了佛寺洞窟“像庙星罗、僧侣云布”的盛况。
唐代西州时期汉人大量涌入,吐鲁番地区佛寺和僧尼数量比麴氏高昌时期有增无减,香火旺盛如常。
唐代末期回鹘西迁,在高昌立国,崇信摩尼教。但由于当地民间佛教盛行不衰,加之中原和周边各城郭均信仰佛教的环境影响,使回鹘王国从以摩尼教为国教转而为兼信佛教,继而完全改信佛教。回鹘自九世纪中在高昌建立王国,至九世纪晚期、十世纪初期已正式皈依佛教并以佛教为国教。从此,佛教在高昌进入鼎盛时期。宋使王延德于公元982年著《使高昌行记》中载,高昌城“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篆、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礼诏敕,缄锁甚谨”。除前代遗留佛寺外,回鹘时期大兴土木,建造新寺院,开凿新洞窟,雕佛像、绘壁画。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由于蒙古势力控制新疆,高昌回鹘王室被迫东迁甘肃后,高昌佛教才逐渐衰落。
延续千余年的佛教,深深渗透到高昌社会的机体之中。人们为了脱离现世的痛苦,进行灵魂的洗礼,就把全部的热望寄托在对偶像的崇拜之上。无论王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不计时日、一朝一代地前赴后继地建造佛寺,开凿洞窟,创造着理想的天国。建筑工匠、画师艺人,从来也停不下手中的活计,他们一处处地建寺凿窟,塑佛像绘壁画,一次次地为理想的佛国仙境装饰着虚幻的精神花朵。
佛寺是由寺庙、佛塔、洞窟和雕塑、绘画组成的相互关联有机结合的整体。高昌佛教寺院形式多种多样,有建筑在平地市区的寺院,也有开凿于山崖峡谷的石窟。在这些佛寺中既有供信徒礼拜供养佛的大像殿和中心柱窟,也有供高僧讲经说法的佛堂精合,还有供僧侣起居的僧房、禅僧坐禅的禅室,以及贮存粮食物品的仓库等等。整个佛寺俨然是一个可供僧尼礼佛、讲经、坐禅、起居生活的配套完备的佛国社会系统。
高昌佛寺雕塑、绘画的内容,包括佛像、菩萨、佛徒四众、天龙八部、四相图、天象图、飞天、天宫伎乐、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经变图等,还有大量动物花鸟、山水树木、装饰图案、楼阁建筑以及表现农耕畜牧、狩猎乘骑、舟船车辆等绘画,还有数量众多、各式各样的供养人像。当你走进佛寺洞窟,就如同走进佛国高昌的社会生活和理想天国的大千世界。
佛教艺术是佛教教义的载体,换句话说就是宣扬佛教的工具。任何佛教艺术的目的都与其强烈的“布道性”的使命密切联系在一起。佛教为使众生“安住正法”,就用绘画“示现”某种现象,始终让信徒们感到佛的存在,而不把“艺术”当做绘画的目的,也不以美的艺术为绘画的使命。加之这类重复性的造像工作接连不断,而画师工匠的水平很不整齐,因此许多佛教艺术常常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性,只具备一定的或一部分的艺术性。其中不乏真正的绘画佳作或艺术珍品。但大量的佛教雕塑绘画,只能称其为一种“准艺术”。
但是,在长达千年以上的佛教艺术创作或制作中,毕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技艺娴熟、艺术修养很高的美术家(包括设计师、画师、雕塑师、工匠等),他们在佛教仪规范围内,尽可能地在绘画中注入画家的美学追求,扩充和突破佛教艺术的容量和形式局限,创作出接近众生的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
统治者种族或其代表的群体势力的频频更迭,东方和西方文化观念、艺术技巧的不断碰撞、排斥、交汇、融合,也使高昌不同时期的艺术传统不断发生变异,作为佛教艺术创作主体的画师工匠,其艺术创作体验和操作技术必然也会不断变化和提高,一次次呈现出佛教艺术的新景观。
高昌历代佛寺艺术中不可回避地保留着印度、波斯乃至希腊风格的鲜明印记,同时从中不时地闪烁出中原艺术灵感的火花;当然,高昌地区的佛寺艺术也从来没有失去自身艺术创造的主体性。因其独特的创造个性,人们对高昌佛寺中的雕塑绘画,能很方便地指认出麹氏高昌风格、唐代西州风格、回鹘高昌风格。不过,中原汉文化对高昌历史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而佛教文化中原化回传高昌产生的影响,则是高昌佛教文化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高昌的佛寺遍布都城大邑,如建筑在交河城和高昌城中那些宏伟高大、气势不凡的佛教寺院。这些建筑在城镇中的庙宇,占地宽阔、造型华美、建筑富丽堂皇。这里有王家寺庙、公众寺庙,也有民间的家庙。
不仅如此,历代高昌统治者还把佛寺建筑伸延到崇山峻岭、峡谷峭壁之间,特别是选择有河流流经的地方、有山有树的地方、山谷转弯的地方、天然平缓的崖岩之上、清幽深邃的山涧谷地,采用开凿石窟和地面建筑相结合的办法,建造了一处处佛寺建筑群。
这些佛寺洞窟,深居于峰峦环抱、溪流萦绕的山岩、峪谷之中,远离喧嚣的尘世,超凡脱俗,宁静优雅,无形中营造出一种佛国天界的神秘气氛。
这是佛教宣传者的巧妙选择、智慧设计,它把人们引向一个超然度外、心醉神迷的境界。
让我们共同进入这些神秘所在,品味这些千年的名刹古寺。
西域古寺探秘/王嵘著.-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吐鲁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