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吐蕃对敦煌的统治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康藏高原上。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在其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唐代初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唐中宗时，又以金城公主嫁吐蕃王尺带珠丹(即弃隶缩赞)。唐蕃和亲，不仅加强了唐王朝与吐蕃的政治联系，而且还把汉族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化艺术带到吐蕃，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吐蕃对敦煌的统治
　　在唐代，唐与吐蕃虽然有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吐蕃当时仍是一个奴隶制政权，奴隶主贵族为了掠夺土地、财富和人口，不断向外扩张，并和唐王朝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早在高宗时期，吐蕃就在大非川之役中击败了唐朝大军，并占领了安西四镇。此后，唐虽一度收复了安西四镇，但唐蕃之间的战争却连绵不断，河西地区也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由于这一时期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在河西及陇右地区驻有重兵防守，因而暂时遏制了吐蕃的兵锋。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被迫将河西、陇右及安西四镇精兵东调以平叛，吐蕃乃乘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占领了整个河西、陇右地区。
　　关于吐蕃占据河西后，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传统史籍记载很少，无法得知具体情况。可喜的是，敦煌遗书中发现了许多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资料，从而使我们能够结合传统史籍，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有关情况进行比较详细的探讨。
　　吐蕃的这次进攻，其战略是先蚕食唐朝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兵锋直指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吐蕃兵陷威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入据石堡城、百谷城、雕谷城。翌年，占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军。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又陷洮、河、兰、鄯等州。这样，吐蕃就切断了唐王朝中央与西北边境诸州的联系，整个陇右道就在吐蕃势力的威胁之下了。同年十月，吐蕃攻占了长安，代宗被迫逃往陕州。由于唐朝军民的英勇斗争，吐蕃在长安只逗留13天就撤出了关中。但它回过头来又觊觎河西，从公元764～776年，先后攻占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终于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占领了沙州(敦煌)，从而整个河西都被吐蕃所控制。
　　面对吐蕃的步步进逼，河西军民在与内地隔绝无援的困境中，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沙州军民的拒守尤为突出。《新唐书·吐蕃传》载：“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阎朝)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它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从这条记载可知，在周围各州皆已陷蕃的情况下，沙州人民仍英勇抵抗，前后坚持了11年之久，并在争得“毋徙它境”的条件下，才开门纳款。
　　吐蕃奴隶主所发动的战争，其目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和财产。他们每攻占一地，都要劫夺财物，践踏农作物，焚烧房屋，屠杀老弱妇女，而把丁壮年掳去为奴。唐代沈既济说：“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①并根据其在河西、陇右的见闻说：“自轮海以东，神乌、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及霜露既降，以为岁时，必东望啼嘘，其感故国之思如此。”②
　　吐蕃占领河西走廊以后，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广大的新占领地区的民族关系。当时，吐蕃人、孙波人属于嫡系部队；吐谷浑人和党项人已被吐蕃收编，但仍有相当独立指挥系统的杂牌军；此外还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区的汉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是河西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当吐蕃刚开始进入河西时，奴隶主政权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横加劫掠，到处抢夺，子女玉帛悉归账下。当地的汉族百姓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从而造成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不安。当吐蕃统治者完全有把握控制这片新占领的地区时，便希望社会稳定，因此，吐蕃统治者在敦煌一方面采取强硬措施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即镇压反抗势力，推行蕃化政策，清查户口，重新造籍。另一方面，又重用当地唐朝旧官望族，严禁掳掠汉族百姓。并按照自己固有的习惯和制度来改造新占领区。部落制的实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例如吐蕃在占领敦煌后的第一个午年，即公元790年，就将敦煌地区原有汉户编成“沙州汉户部落”。在当时战乱频仍、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也许当时的若干汉户是欢迎这种部落制的。在P.2449号汉文卷里，就有“流沙僧俗，敢荷殊恩，百姓得入行人部落，标其籍信，皆因为申赞普，所以纶旨垂边”的赞语。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当时一般人的社会心理讲，有了固定的“主子”，总比做众人的奴仆或者任人抄掠要好一些。但是，劫掠惯了的吐蕃人，仍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汉户，就是对编入部落中的汉户，也照旧为所欲为，制造新的混乱。③
　　吐蕃占领者的压迫和劫掠，造成了吐蕃占领敦煌初年的民族关系紧张化。沙州虽于建中二年陷于吐蕃，吐蕃统治者用“置毒靴中”的暗杀手段处置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阎朝，但沙州人民并没有屈服，其反蕃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S.1438号卷有残稿177行，共有吐蕃占领时期沙州守官某请求出家状等稿40多件。这卷文书中就记载了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沙州五关驿户氾国忠等人的反蕃起义。
　　氾国忠起义带有浓郁的反民族压迫的色彩。文书中所说“戕杀蕃官”，透露出起义者似乎只杀蕃官蕃将。起义者被捕后的供词也说：“遂谋杀蕃官是实”。从这次起义的情况看，吐蕃占领敦煌初期，蕃汉民族矛盾是比较尖锐的。吐蕃统治者为了防止汉族百姓的反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甚至连铁农具也一概没收，如S.1438号文书说：“又缘种时，例乏耕牛。农器之间，苦无钢铁。先具申请，未有支分。冬不预为，春事难济。”正是由于汉族百姓的不满情绪较浓，蕃汉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吐蕃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改变其统治方式，争取新占领区汉族百姓，尤其是唐王朝原来的官员的支持与合作。敦煌遗书P.3481号汉文卷背录二斋文，其一就有“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的记载。这位“阎公”不是别人，正是缢杀沙州刺史周鼎，然后坚守沙州10年，最后才与吐蕃约定“毋徙它境”而投降的阎朝。他投降后被吐蕃统治者任命为“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这个藏汉混合的称谓恰恰反映了当时的藏汉关系，说明他在唐蕃之间具有双重身份。另外，敦煌遗书P.3726号卷题为“故前释门都法律京兆杜和尚写真赞”，是由“释门大蕃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智照撰”。这位“密遣判官智照”显然是以僧侣身份在吐蕃政权中任职的汉人官员。此外，P.2341号文书提到“蕃汉节儿”、S.2146号记有“杜都督”、P.3774有“安都督”、P.2807“索都督”、P.3551“张大都督”等，这些人在唐朝时均为敦煌地区的宦门望族。如杜氏，据P.3258《祈愿文》载：“都督京兆杜公，惟愿繁祉斯乐，纤漳无遗，轩冕永昌，钟鼎传嗣”，可知京兆杜氏早已在敦煌“轩冕永昌，钟鼎传嗣”，位高权重。索氏，P.2625《敦煌名族志》载：“索氏，……以元鼎六年从钜鹿南和迁于敦煌，……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S.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亦有相同记载，并载其“亡兄，前任沙州防城使，……权职蕃时，升荣曩日”。说明敦煌索氏在吐蕃统治时期，乃不失官职，“咸累代官族”。张氏家族亦为敦煌望族，并在蕃占时期形成相当势力，后来其族人张议潮率领河西人民驱逐了吐蕃在河西的势力。据《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又《唐李氏再修功德碑》云：“虽云流陷居戎，而不坠弓裘，暂冠蕃朝，犹以将军之列。”足见张氏在沙州世为宦门望族。此外，粟特族安都督亦为敦煌望族，敦煌文书中有安氏家族与敦煌著姓张氏、索氏通婚的记载，说明安氏家族亦不失为敦煌著姓。正是由于部分僧俗官员的配合，才使瓜、沙一带的部落制逐渐被人们接受。
　　吐蕃统治者在拉拢其占领地区的唐旧官望族参加其统治机构的过程中，对这些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政策。一方面如前所言，镇压了占领区的反抗势力和阎朝等尚有二心之降臣。另一方面，又以优厚待遇拉拢当地陷蕃的唐朝旧官望族。如P.4638《阴处士修功德记》记载，阴伯伦担任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后，“六亲当五康之饶，一家蠲十一之税”、“复旧来之井赋”、“利新益之园池”。又如《僧龙藏牒》载：“齐周身充将头，当户突税差科并无。官得手力一人，家中种田驱使，计功年别卅驮。”
　　由上述材料可知，吐蕃统治者在河西统治机构中，之所以拉拢当地陷蕃的唐朝旧官望族担任重要职务的目的，一是企图通过拉拢当地的旧官望族参加吐蕃在河西的统治机构，来消除河西人民对吐蕃的敌对情绪；二是借这些旧官望族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以扩大吐蕃的统治力量，从而达到对河西的有效统治。
　　吐蕃统治者在镇压河西人民反抗的同时，注意对河西人民推行蕃化政策，企图从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着手来消除民族间的隔阂，进而消除河西人民反蕃的情绪，以达到其长期的稳定统治。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便强硬推行了蕃化政策，让沙州人民改易穿着、学说蕃语、纹身、赭面。据《张淮深碑》载：“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由是形遵辫发，体美织(纹)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祖宗衔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风，申屈无路。”又上引《阴处士修功德记》：“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从上述材料来看，吐蕃统治者在沙州地区强硬地推行了蕃化政策，迫使沙州人民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等，甚至从幼儿就已开始做起。其目的是想从语言、风俗、传统等民族间的主要差别上消除隔阂，以达到对其长期统治的目的。
　　吐蕃的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沙州一地。吐蕃在占领河陇地区后，河陇地区蕃语、辫发、赭面、纹身、左衽而衣的吐蕃风俗已随处可见。《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了刘元鼎出使吐蕃的见闻：“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然而，吐蕃的蕃化政策并未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据《新唐书·吐蕃传》载：“(沙)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反映了落蕃唐人怀念故国，痛恨吐蕃统治的心理。唐元稹在其《缚戎人》④诗中曰：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来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
　　不知祖父皆汉民，便恐为蕃心矻矻。
　　白居易的《缚戎人》⑤云：
　　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
　　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
　　上引诗作句句表达了吐蕃统治下的汉人对国家的怀念之情及对吐蕃野蛮统治的痛恨。是知唐人反抗吐蕃统治之心，未尝少息，吐蕃势力一旦衰弱，河西诸州则鸟飞而影从，迅速推翻了吐蕃的统治。如P.3633号：“太保见南蕃离乱，乘势共沙州百姓同心同意，穴白趋却节儿，即着汉家衣冠，永抛蕃丑。”总之，在吐蕃统治河西期间，吐蕃与河西汉族等民族间矛盾虽未能消除、民族差别未能同化，然蕃汉等民族间的了解及经济、文化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① 《通鉴》卷226唐德宗建中元年四月条引《通鉴考异》，7280页。
　　② 《沈下贤文集》卷10《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四都丛刊》初编，120册，上海书店，1989。
　　③ 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载《历史研究》，1984(5)。
　　④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289～290页，中华书局，1982。
　　⑤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71～72页，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