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吐蕃时期的部落、将制

　　吐蕃占领敦煌后，首先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职官系统(节度使——乞利本——节儿——都督、监军——部落使——判官)来统治河西瓜、沙地区，由于敦煌地区的居民成分以汉民族为主，故吐蕃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在任用吐蕃自身官员的同时，还任用汉人为辅助官吏。吐蕃统治者正是采用了这种双轨型的职官系统，才维系了其在河西地区上百年的统治。
　　在设置完整的职官系统的同时，吐蕃统治者还改变了河西地区的基层组织形式，即将唐王朝的乡、里制改变为吐蕃王朝的部落、将制。
　　我们知道，唐朝地方行政区划是道(府)、州、县三级，县以下设有乡、里。敦煌在吐蕃占领前，属县一级政权单位，设有13个乡，即敦煌乡、莫高乡、神沙乡、龙勒乡、平康乡、玉关乡、效谷乡、洪池乡、悬泉乡、慈惠乡、洪润乡、寿昌乡、从化乡。吐蕃占领敦煌后，废除了原有的13个乡，而代之以部落制，如P.2259背《龙勒乡部落见在及向东人户田籍册》载：“龙勒乡部落，合当部落管见在及向东人户，总二百三十九户。”本件文书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将龙勒乡改为部落建制的确切记载，它表明一个部落辖原来的一个乡。部落的内部组织情况仍与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其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部落)，千户之下是小千户(即五百户组织)，设小千户长一人。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将)，百户长称“勒曲堪”，最后是十户组织，十户长称“勒堪”。
　　吐蕃统治者的部落、将制，其一“将”基本上相当于百户。敦煌遗书S.3287《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中，有“左一将”、“左二将”、“左六将”等。S.2228《夫丁修城记录》中，有“右一”到“右十”、“左七”到“左十”等将。可见敦煌地区将的设置是比较多的。
　　据S.5448《唐故河西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右二将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浑厶甲邈真赞并序》中说，浑子盈身为“节度押衙兼百人将务”，右二将头被说成“百人将务”，表明将头所统不过百人上下。由此可知，吐蕃时期部落下面将的规模大约是百户，即十个户团。
　　众所周知，唐代是“百户为里”，那么，吐蕃时代的“将”则相当于唐代的“里”，将头即相当于里正了。P.3774《僧龙藏牒》中自述他出家前充当将头的待遇是：“当户突税差科并无，官得手力一人，家中种田驱使。”即担任将头可以豁免本户赋税、徭役，并配给一个仆役。可见将头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个半官半民的身份。由此推断，可得到以下结论：将级机构并非一级政权，将头也不是政府编制内的官员，只不过是部落下面办理一方差事的高级差役，同里正一样，都是不入品流之辈。①
　　吐蕃占领敦煌后，其部落、将的设置并非一次完成，它首先设置了7个部落，即僧尼部落、行人部落、丝绵部落、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和中元部落。从其编制情况看，这种部落应是非军事性的。9世纪20年代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吐蕃在敦煌又相继编创了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人军事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并把敦煌汉人及其他民族的人也纳入自己的军事组织中，以符合对征服地区做长期统治的政策。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被吐蕃统治的敦煌百姓的地位较初期有所提高。同时，吐蕃统治者虽然以“部落——将”制代替了以前敦煌的乡里、邻保制，但由于这种部落组织基本上和唐代乡里制相似，加之它的基层官吏多由汉人担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吐蕃的“部落——将”制还起着唐朝地方行政组织的作用。②
　　总之，吐蕃占领河西后，用“部落——将”制代替了唐代的乡里制。其统治形式的变化，虽然是为了加强对河西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的军事因素。但从其内部组织结构着眼，仍可看出其重要的经济因素，即为了征收“突税差科”，因此，吐蕃在河西实行的“部落——将”制，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机构，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组织系统，即官府户籍制度。这正如姜伯勤所说：吐蕃控制河西以后，其“户籍制度适应着乡里体制的变化而改变”③。如S.3287《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就是一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擘三部落左二将五户百姓的户口状，系各户主对户口异动情况的申报，相当于唐代之手实。如索宪忠户户籍：
　　户索宪忠，妻阴，男远远，男顺顺、女妃娘(出度)、女金娘(出嫁与同部落吴通下邓道)、婢目目。
　　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生口，男性奴(出度)、女瞻娘(嫁与丝绵部落张□)、下张清清、女意娘(出度)、男再佛(出度)、远远妻(娶同部落吴通下鄯石奴妹美娘)、男迁迁，妻(娶本将程弟奴女)。右通前件新旧口并皆依实，如后有人纠告，括检不同，求受偷人条教，请处分。
　　件如前，谨状。
　　子年五月日百姓索宪忠
　　从索宪忠户户籍可知，其户口登记是非常详细的，家庭人员(包括奴婢)的死亡、出家为尼、嫁娶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其他各户的记载也基本一致。该卷文书中之“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是指午年户口调查造籍所注人口，“午年擘三部落新生口”，则是指该次调查后的新生人口。从而可知，吐蕃统治者占领河西后，具有相当严密的官府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当时也称为“牌子”。
　　① 李正宇：《<吐蕃子年(公元808年)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② 扬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载《西北史地》，1987(2)。
　　③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44页，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