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吐蕃时期的经济制度

  
　　众所周知，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吐蕃占领河西后，改变了唐王朝的授田制度，而实行了突田制。关于突田制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透过敦煌文书，我们仍可以找到实行突田制的有关痕迹。如S.2103《吐蕃酉年沙州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牒》曰：
　　城南七里神农河母，两勒汎水，游淤沙坑，空地两段共叁突(东至碛，西至贺英倩，南道口，北至神农河北马国清)。
　　右南沙灌进渠用水百姓李进评等，为已前移灌进口，向五石口前逐便取水。本无过水渠道，遂凭刘屯子边，卖合行人地壹突用水。今刘屯子言：是行人突地，依籍我收，地一任渠人别运为。进评等，今见前件沙，淤空闲地，拟欲起畔耕犁，将填还刘屯子渠道地替溉灌，得一渠百姓田地不废。庄园今拟开耕，恐后无凭，乞给公验处分。
　　本件文书中提到“空地两段共叁突”、“卖合行人地壹突用水”，由此可见，“突”是土地计量单位。另外，其他卷子中也有一些记载，如P.3410《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中有“无穷地两突，延康地两突”；P.2858号背《酉年二月十二日索海朝租地贴》中有“城西阴安渠地两突”；S.4661号文书第一行有“八突”字样，其后则是明细的亩数记录，这些记载也可证明“突”是土地计量单位。
　　从以上的研究可知，吐蕃在河西实行的是突田制。那么，作为土地计量单位，一突是多少?其授田方式如何?敦煌遗书S.9156和S.4491两件吐蕃时代的《沙州诸户口数地亩计簿》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的素材，据S.9156号文书提供的材料，如果我们将每条总计突数与各地段的明细亩数加以换算，就可得知突与亩的换算标准。如武朝副两户九口，共有地九突一亩，其中都乡渠一突一亩，双树渠半突一亩，宜秋西支渠七突四亩。这三段的土地加起来总共为八突半又六亩，而八突半六亩等于九突一亩。再如元琮户，共有土地十二突，分布在六条渠道上，分别为五突半一亩、一突三亩、二亩、三突半、半突四亩、半突，合计起来恰好十一突十亩，而总计为十二突。可知十一突十亩等于十二突。又如李进益七口，应授田七突，而该户下只写“七十亩十三畦”，可见七突等于七十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突等于十亩，半突等于五亩。①
　　那么，突田制时代的授田标准如何呢?我们通过对上引敦煌遗书中每户家口数与地亩数的排比分析可知，大体上是每人10亩，即一人一突。S.9156号文书共记载家口地亩20户，其中17户是一人一突，如元琮户十二口，授田十二突，辛兴国户九口，授田九突，侯文奴户四口，授田四突，只有3户虽非一人一突，但差额甚少。由此可知，吐蕃王朝控制时期，实行的是计口授田制度，其标准为每人一突，即十亩。②
　　吐蕃实行的计口授田制，与其赋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突田制下，以“突”作为土地计量单位，那么，本时期的土地税在汉文文书中也就称之为“突田”，交纳“突田”称为“纳突”。从简牍看，吐蕃在新占领区所实行的赋税制度，除部分保留旧有的奴隶制成分外，主要吸收唐朝及所占领地区的赋税制度，并设有“税务官”、“税吏”等来执行其任务。但由于简牍的记载比较简略，很难窥见“纳突”的具体内容。而敦煌遗书的记载则比较丰富、详细，如P.2162号背《吐蕃寅年沙州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有详细记载：
　　张逸(常乐一驮半二斗，瓜州一驮，寅□百尺一驮，氾弁三驮怙[儭]，常乐一驮)
　　索荣(常乐一驮半二斗，氾弁下青一驮半，小三驮半，又小半驮，瓜州自送一驮)
　　王瀚(常乐一驮半二斗，一千人苏面一驮，瓜州一驮，十二月廿九日杜平纳一驮半，李延一驮六斗，小丑斗，寅八月纳青一驮二斗，小一驮半二斗)
　　(以下从略)
　　本件“突田历”中的“历”即是账目。唐代俗称收支账为入破历，“突田历”即指据土地征收税收的账目，通过对本件文书的分析，可略知此时期的纳税制度。
　　第一，本件文书所载左三将所属28户中，张进卿户注明“不合纳”，张寺加户注明“不纳”，王什德户注明“不合纳”。该三户仅交纳了一驮或稍多的粮食，从而可知突田制下有纳突户和“不合纳”即减免户的区别。
　　第二，各户一般均向常乐(地名)交纳一驮半，交瓜州一驮。其余数目则分别交往蚕坊、寺院，另一些数目则由本“将”中的人户氾弁等经收。当时的寺院一般都收取官府的布施(“儭”即布施)，这种官儭有时由纳税户直接交给寺院，然后将该数额在该户应交纳税额中扣除。交纳的物品有小麦、青麦、布、油等。③
　　第三，虽然当时的纳突与计口授田有关，但突税并非按口(即按地亩)或按丁交纳，而是按户交纳。据有的学者研究，其税额是每户8驮上下。当时的一驮等于二石，半驮等于一石，若此，则每户每年需纳突16～20石。④
　　从敦煌遗书中可知，突田制下百姓除了纳突以外，还有差科，在吐蕃管辖时期的河西，“差科”是指官府的徭役。如P.3774号《丑年(公元821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⑤曰：
　　齐周身充将头，当户突税差科并无。官得手力一人，家中种田驱使，计功年别卅驮。从分部落午年至昨亥年，计卅年，计突课九百驮，尽在家中使用。
　　大兄初番和之日，齐周□附脚下，附作奴。后至佥牟使上析出为户，便有差税身役；直至于今。自齐周勾当之时，突田大家输纳。其身役、知更、远使，并不曾料。
　　从此件文书可知，差科包括身役、知更(守夜)、远使(派往远处当差)等。
　　总之，吐蕃统治者占领敦煌后，虽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改善民族关系，发展当地经济，力图长期占领这一地区。但我们通过对其占领时期统治敦煌之历史实际的探讨，得知此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和汉代及唐前期相比，是敦煌开发史上的一个倒退。
　　① 姜伯勤：《突地考》，载《敦煌学辑刊》，1984(1)。
　　② 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载《社会科学》(甘肃)，1983(2)。
　　③ 姜伯勤：《突地考》，载《敦煌学辑刊》，1984(1)。
　　④ 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载《社会科学》(甘肃)，1983(2)。《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三年七月丁酉条载：“驴载曰驮，每驮一百斤。”
　　⑤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283～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