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渐趋衰退的敦煌艺术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中国封建社会也由强盛走向衰弱。与这种形势相一致，敦煌莫高窟艺术也从其顶峰滑落下来。
　　吐蕃占领敦煌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也任用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为各级官吏，利用敦煌世家豪族统治沙州地方，到后期甚至将敦煌地方的部分政权、军权和税收管理权也都交给了豪强大族，从而使吐蕃的统治得以维持60余年。①
　　吐蕃奴隶主很信佛，可黎可足赞普等在敦煌大兴佛事，广度僧尼，当时仅3万人的沙州便有上千僧尼；在吐蕃统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经济也空前繁荣，当时有十六大寺、十七大寺之称。这些寺院和内地一样，都有寺户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辖，享有种种特权。吐蕃奴隶主还把僧侣的地位抬得很高，甚至让一些高僧直接参与政事。如悟真的师父洪*(上巧下言)，吐蕃时代就是“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张议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僧妙牟常在吐蕃赞普左右参与政事，兼“临坛供奉”。此时期敦煌的名僧辈出，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长安高僧昙旷，传授禅宗的摩诃衍，做了“蕃大德”的法成、悟真等，都与洪*(上巧下言)样，是当地有名的高僧。同时，吐蕃统治者还遣使到长安，“求沙门之善讲者”至蕃地讲经。“至是(建中二年)，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②。吐蕃统治者曾不断向中原求取佛经，加以翻译，如名僧摩诃衍就曾将许多汉藏文佛经相互翻译，流行于当时。
　　由于吐蕃统治者的崇佛，再加上在吐蕃统治下，敦煌躲过了会昌灭佛(公元844～845年)，致使莫高窟艺术不仅未遭破坏，反而不断发展。现存吐蕃时期新开的洞窟48个，并有重修前期的洞窟18个，共66窟。其中有明确建窟纪年的洞窟只有两个，即365窟和231窟。第365窟旧称七佛堂，为沙门洪*(上巧下言)于公元832～844年所建。231窟为阴嘉政于公元839年所建。通过对这些洞窟的分析、探讨，可以明显地看到，此时的莫高窟已失去了盛唐时期那种气势和光彩，艺术水平也渐趋衰落。
　　吐蕃统治时期的佛教艺术，在与唐前期一脉相承的大前提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如在壁画中，根据佛经需要，凡有“国王”出场的地方，吐蕃赞普就会在侍从的前呼后拥下站在“大王、小王”之前，159、231、237窟维摩诘像下面的听法图，158窟大涅槃像北壁的举哀图都是如此。从内容方面看，凡是唐前期的题材，吐蕃时期一样不少，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经变画。
　　吐蕃时期壁画的特点是经变画增多，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天请问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等。这时的经变画，虽然种类增多，但已走向程式化，画面堆砌，一味想表现经变画的热闹场景，实际效果反而单调乏味。盛唐的活泼气氛与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都在壁画中消失了。每种经变的布局基本相似，也可说完全一样；通壁大画已很少见，而是一壁画几幅经变，因此一窟可画好几种经变，最多可达15种(85窟)。
　　吐蕃时期的彩塑被毁较多，只有在离地面20多米高崖上的几个窟保存较好，尤其是158窟全长16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像保存很好。佛面呈一种舒适的睡态，毫无痛苦地“右胁而卧”，进入不生不死的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其艺术造型也很卓越，脸庞丰腴，比例适度，通肩袈裟的衣纹随身体的起伏而变化，圆润流畅。这在敦煌大型彩塑佛像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而整个158窟，又是以壁画和彩塑相结合的方式，显示了敦煌《涅槃变》的最高水平。在大卧佛背后墙上，西壁画诸天龙诸学人等举哀，南壁画十大弟子举哀；由于人物身份不同，其形象、动态和神情也各有特点，无一雷同，它描绘了许多具有个性和独特内心世界的人物群像；同时，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场面，又完全服务于一个统一的主题、需要；众人的狂热悲痛与卧佛的沉静安详形成了鲜明对照，相辅相成，表现了佛入涅槃的崇高境界。整个洞窟则反映了“涅槃为乐”这一中心思想。③
　　① 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载《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附录，文物出版社，1982。
　　② 《唐会要》卷97《吐蕃》。
　　③ 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甘肃人民出版杜，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