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吐蕃占领时期的宗教

　　吐蕃统治敦煌不过70年，时间虽短暂，但一直是在动荡中度过的。河西陇右之地本身是当时世界性的贸易通道，许多中亚、西亚、南亚甚至欧洲各族商人或使者频繁往来于此，这无疑影响了敦煌当地宗教的多样性。而吐蕃占领时期正值赞普赤松德赞开疆拓土、播扬国威之时，也就是在其任上，吐蕃导入了佛教并立为国教(公元842年以前为前弘期)。吐蕃正处在寻求一种更具政治性、符合统治要求的世界性宗教作为国教时期，而唐帝国以来当地发展起来的多神崇拜习惯、多样信仰习俗的势力依旧强大，所以敦煌在吐蕃统治下就呈现了多种宗教文明共存的局面。但首屈一指的宗教力量仍然是佛教。
　　目前已知敦煌所出吐蕃文文献总数已近1.5万件，仅次于汉文写卷。在这些古藏文文献中，又以佛教写卷比重最大，如著名和尚昙旷、法成、摩诃衍及王锡等人的佛学论著、讲经笔记、佛经注疏等。昙旷大师本在长安西明寺学习，因不习惯京都的嚣杂生活而归返河西以求传道。是时，吐蕃正对河西用武之际，为了躲避战火，他一路辗转到了敦煌，然后在陷蕃后的敦煌度过了余生。从《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等写本纪年看，昙旷最晚于公元764年便移居敦煌了，并在此著有《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及上举《义决》等作品。尽管当时唐蕃战事紧张，瓜、沙难保，敦煌的僧侣们还是迎接了这位对京都正统佛学有造诣的昙旷，抄写其著述，听其讲经授法。有一部问答体的佛学论著题为《大乘二十二问》，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向昙旷提出有关佛教教理的二十二个问题，已是风烛残年的大师对此一一作答的记录。可见，大师受到了统治上层的礼遇。在其后世，昙旷的学问和论著依然得到了研习与传承，由此构筑了敦煌佛教学的基本框架。
　　法成是吐蕃统治后期敦煌佛教界又一闪耀的明星。作为一名吐蕃人，他的汉文佛学知识主要来自昙旷等人的著作。他兼通藏文、汉文，其卓越的语言能力与佛学修养在其从事的佛经藏汉翻译上有充分的发挥。以法成之名翻译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解深密经疏》等藏译佛典现存8件，部分被收入藏文大藏经里。而从梵文或于阗文佛典译为汉文的则有《萨婆多宗五事论》、《诸星母陀罗尼经》等。除了佛经译作外，确定为法成编著的佛经尚有三十余种。敦煌归唐后，他继续讲学，为归义军政权培养了一批佛教人才，也间接为会昌法难后中原佛教的复兴贡献了力量。
　　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在敦煌大兴法事，广度僧尼，并派遣吐蕃高僧大德管理敦煌佛教。写经为信仰佛教、敬佛崇法的功德之一，所以吐蕃贵族组织了大规模的写经，写经也就成为此时期的官方事业，许多敦煌民众参加了官方写经。英国东方学家、古藏文专家F.W.托马斯在其《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刊布了两件有关沙州寺院写经的文书。
　　一是沙州14号文书(卷56，73～74页)：此文书是某寺庙抄写佛经的事务记录。寺庙负责组织监督抄写人为世俗官吏写经，写经完成后，寺庙便发送经卷，并呈报他们的结算账目。从此文书的记载可知，敦煌寺院的写经规模很大，抄经人多达80人，校对人达20人，支付给抄经人的报酬是口粮。所抄经为《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其文字既有藏文，也有汉文。①
　　二是沙州15号文书(卷69，53～56页)：此文书为马年和羊年《大般若经》写经分配簿，种福田者为吐蕃太子。附有写经生分配纸张的名单，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如纸张必须妥善保存、使用合理，不能出卖；必须完成写经工作量等等，否则除本人被惩罚、囚禁外，连亲属也不问老少而被收监。②
　　又S.5824号《经坊供菜关系牒》对写经也有零星反映，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部落、丝绵部落为高僧大德们及写经生供应蔬菜，供应量为人均三十二(三)束。③吐蕃占领当局为写经与佛学研习等活动的顺利进行还提供了一定物质保障，可见当时敦煌写经事业的官方色彩之一斑。
　　官方写经主要为汉、蕃两文的《无量寿宗要经》与《大般若经》，是吐蕃赞普亲自发愿而写，写经人来自汉人三部落，即阿骨萨部落、悉董萨部落及悉宁宗部落，以部落和将为单位组织写经，设监督官和经卷收集官。另外还有同是汉、蕃两文的《金有陀罗尼经》写经。其他的藏文写经材料有P.999《无量寿宗要经出借证书》、P.3243v《丑年至寅年大般若经写经分配簿》等，另外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125《大乘稻忏经疏》背面罗列了多达二百余人所属的部落名号和所贡献的经卷分量，每人贡献的数量常常达到几十帙之多，施入经卷规模很大。这些吐蕃时期在敦煌所抄写的大量佛经被运往吐蕃本土及统治区各地。今天西藏山南隆子县卓卡寺发现的吐蕃时期《喇蚌经》是吐蕃热巴巾和朗达玛时期赞普的御用经书，内容为《十万般若颂》。这与敦煌所出藏文《十万般若颂》无论在纸张、尺寸、书写格式、装帧形式等各方面都很一致，因此认定《喇蚌经》就是在敦煌抄写后运到吐蕃王庭供奉给赞普的。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大力发展了以译写佛经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事业，这使敦煌也就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⑤
　　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苯教就已经存在于藏地。它又称“本波教”，俗称“黑教”，崇奉天地、山林、水泽湖泊等自然物，重视祭祀、跳神、占卜与禳解，祈望通过祭祀取宠于神，以此得到神的护佑。但7世纪以来，随着吐蕃王朝的建立和势力的不断扩张，吐蕃贵族选择了经中原和印度传入的佛教来辅佐自己的统治。自此，苯、佛二教之间展开了数百年的斗争，到9世纪中叶，信奉苯教的赞普朗达玛发动了灭佛运动，沉重打击了佛教的发展，使苯教得以上升。敦煌历史上的吐蕃占领时期也正是两教激烈斗争的阶段。P.T.1042、239、134、230及斯坦因吐蕃文504号文书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苯教习俗、苯佛斗争的信息，其中一份还详细记载了一位赞普举行的带有苯教色彩的殡葬仪式。
　　与归义军时期佛教一家实力独大的情况不一样，占领敦煌之初的吐蕃正处在国力上升时期，还没有定于一尊的宗教或教派，各种宗教也就相处共存着。S.66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也许对这个时期的宗教状况是个不错的概括：“言皈依佛者，皈依何佛?旦不是磨(摩)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乃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收(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这里的波斯教指景教而非祆教)⑥一个信仰多元化的敦煌在中古世界真是难以企及!
　　① 〔英〕F.W.托玛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65～69页，民族出版社，2003。
　　② 〔英〕F.W.托玛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69～72页，民族出版社，2003。
　　③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412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④ 马德：《敦煌吐蕃文化研究前景广阔》，载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50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⑤ 马德：《论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在2008年8月敦煌研究院“敦煌吐蕃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所作报告。
　　⑥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下册，4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