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敦煌——沙州回鹘政权

 
　　两宋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甘肃河西地区是多民族的交汇之地，形成了“诸政权并存”的政治格局，党项、吐蕃、回鹘等民族都曾在此扮演过重要角色。甘州、沙州是回鹘的根据地，凉州则是吐蕃六谷部的主要活动地区。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占有河西后，将其作为与宋、辽、金各朝抗衡的基地。
　　第一节 沙州回鹘政权
　　长期以来，学术外部认为归义军政权结束后，便由西夏于1036年统治了敦煌。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敦煌文献研究及敦煌石窟考古的深入，学者们又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①，钱伯泉《沙州回鹘研究》②，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③，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④，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⑤等论著提出，1036年西夏攻占敦煌后，并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统治，而是很快又为沙州回鹘占有，即在归义军和西夏政权之间，在敦煌的历史上，还存在着一个沙州回鹘政权，现吸收以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沙州回鹘政权作一简单介绍。
　　一、回鹘的西迁及其进入河西
　　回鹘是形成我国维吾尔族、裕固族的族源之一，关于其民族由来，学术界有匈奴说、丁零说、铁勒说、突厥说、鲜卑说和西域土著说等。目前主张铁勒说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据《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新唐书·回鹘传》亦称：“回鹘……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旧五代史·回鹘传》和《宋史·回鹘传》等史籍中。
　　隋唐之际，回纥分布在突厥北之娑陵水(色楞格河)流域，过着游牧生活。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回纥酋长菩萨与薛延陀、拔野古等共同起兵反抗东突厥的统治。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回纥与薛延陀二部遂长漠北。
　　唐朝平定了薛延陀之后，回纥、契苾、仆固等13部相继归附唐朝。汗国极盛时，其地西接黠戛斯(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的先民)，南邻唐，尽有东突厥汗国故地。并与唐结为政治联盟，“安史之乱”时曾出兵助唐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朝遂先后嫁宁国、咸安、太和诸位公主于回鹘可汗，以结和亲。自骨力裴罗始，历代回鹘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
　　公元788年，回纥统治者向唐朝上表，奏称改名回鹘，得准，故以后的史书一般都以回鹘命名之。宋代仍遵循这一传统，一般称之为回鹘，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仍称回纥。
　　漠北回鹘汗国的强盛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到唐文宗时期，漠北回鹘由于内乱外患，再加上天灾，不得不四处逃散。9世纪30年代，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严重地削弱了汗国的基础，恰在此时，漠北又连续发生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再加上瘟疫流行，又适逢大雪，羊马多死，这许许多多的灾难给汗国以沉重的打击，也正是这些天灾人祸直接造成了汗国的衰亡。公元840年，回鹘宰相句录末贺勾结黠戛斯击杀回鹘可汗，直接导致了汗国的灭亡。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部众分崩离析，四散外逃，大致可分为向南、向西两个方向。西迁者分为三支，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另一支逃往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第三支入新疆，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⑥
　　当时河西地区正被吐蕃占据，逃奔河西的回鹘便被吐蕃安置于甘州辖区，成为吐蕃的附属。归义军政权建立后，河西地区的回鹘又依附了归义军。
　　唐末五代初，由于“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为回鹘所并，归义诸城都没”⑦，回鹘部落在河西地区的势力逐渐强大，甘州成为“回鹘牙”，也就在此时，史书中第一次出现了“甘州回鹘”的名称。《新五代史·四夷三·回鹘》载：“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由此可知，大约在9世纪末，以甘州为中心在河西建立了回鹘西迁后的又一个政权，河西回鹘与西州回鹘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从而标志着甘州回鹘汗国的正式建立。
　　回鹘在河西建立政权后，与归义军的矛盾逐渐尖锐，即回鹘人企图摆脱归义军的统治。但在张议潮、张淮深时期，归义军既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又得到了河西各族人民的拥护，其力量强大，地位稳固，因此，回鹘人仍然依附于归义军。
　　公元890年张淮深全家暴卒，两年后张淮鼎又死于非命，到了公元894年，索勋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归义军内部的这些变故，大大削弱、分散了归义军政权的实力，而继任的张承奉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从而为回鹘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乘此机会，回鹘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当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张承奉被唐王朝封为“充归义军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时，就已经没有甘州了。从而说明甘州已不属归义军所有了，甘州回鹘也作为独立的政权诞生了，并与张承奉的西汉金山国发生了多次战争，据P.3633号《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记载，公元911年，回鹘又大举进攻金山国，“两刃交锋，各自伤损，口云索和”。金山国遂不得不向回鹘求和，条件是“可汗是父，天子是子”，与回鹘结成了父子之国，张承奉也被迫取消了“西汉金山国”的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归义军原有地盘之一的肃州也被割去，回鹘势力大为增强。
　　曹氏政权建立后，曹议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保持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便尽量讨好甘州回鹘。随后，双方又不断发生争斗，且回鹘势力一直占据上风。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归义军晚期便出现了回鹘化趋势。
　　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约出现于曹元忠死后，即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之后。据《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载：
　　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冬，遣殿直张璨赍诏谕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赐以器币招至名马、美玉，以备车骑琮横之用。五年闰二月，甘、沙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密礼遏遣使以槖驼、名马、珊瑚、琥珀为贡。
　　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中还有一段记载：
　　(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甘、沙州回鹘使裴溢的名似等来供橐驼、名马、珊瑚、琥珀、良玉。
　　除《宋会要辑稿》外，《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都出现了有关“沙州回鹘”的记载。这一记载的出现，可能是随着曹元忠的去世，归义军势力更加削弱，其政权已逐渐控制在回鹘人手中。当然此时的归义军节度使，在名义上仍然是曹氏传人。
　　到了咸平五年(1002年)沙州政变，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和瓜州防御使曹延瑞等人被害，由曹宗寿执掌归义军大旗后，沙州地区的回鹘化趋势更为明显。到了曹贤顺时期，《辽史》中就直接将其称为“沙州回鹘”了。如《辽史·圣宗本纪》载：开泰三年(1014年)四月“沙州回鹘曹(贤)顺遣使来贡”；开泰九年七月“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衣物”；九月“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遣使来贡”。从“沙州回鹘敦煌郡王”的称呼可知，当时的沙州，回鹘势力已非常强大，并左右了归义军政权的政局。
　　二、沙州回鹘政权的建立
　　瓜、沙归义军曹氏政权的最后一任节度使是曹贤顺。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军队在李元昊的率领下直攻河西，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之地。过去一般认为，从这时开始，敦煌便被西夏占据，开始了西夏统治的时期。从目前已有的资料可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军队攻占敦煌后不久，沙州回鹘的余部就开始了对沙州的反攻。这次反攻还得到了宋朝方面秦州知州曹琮的支持。据《宋史》卷258《曹彬传附子琮传》曰：
　　琮欲诱吐蕃犄角图贼，得西川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王子遣使奉书曰：“找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帝善琮策。
　　在《西夏记》中，戴锡章根据《宋史·曹琮传》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有关记载，作了这样的记述：
　　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州，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王子遣使入供，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讨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⑧
　　这次进攻虽没有取得预期目标，但估计不久回鹘就攻占了沙州。因为从景祐四年(1037年)开始，就出现了沙州向宋朝贡的记载。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载：
　　景祐四年六月，沙州大使杨骨盖、副使翟延顺入贡。康定元年四月沙州遣人入贡方物。二年二月沙州遣大使安谔支、副使李吉入贡。庆历二年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张进零、和延进，大使曹都都，大使翟入贡。皇祐二年四月沙州符骨笃末似婆温等来贡玉。十月沙州遣人来贡方物。
　　这些由沙州派往中原的使者，如杨骨盖、安谔支、密、李吉等都是回鹘人。由此可知，曹贤顺政权垮台后，沙州回鹘掌握了瓜、沙政权，出于同种同族的血缘关系，便起用了一些投奔沙州的原甘州回鹘的外交人才。同时，这里还突然出现了回鹘习惯用的大使、副大使之称。而“沙州北亭可汗王”的出现，更说明回鹘人建立的政权已正式登上了敦煌的历史舞台，沙州回鹘政权建立了。
　　沙州回鹘政权是在当时宋、西夏和辽的复杂关系中建立的。当元昊称帝后，就想通过战争来掠夺土地、财富和人口，因此便从宝元二年(1039年)开始对宋朝发动战争。宋夏战争，尽管西夏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对其本身的创伤也比较严重，从而激化了国内矛盾。另外，西夏的强大，尤其是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切断了辽国与河西吐蕃及沙州回鹘的关系，从而引起了辽国的不满与仇恨，进而爆发了辽与西夏的战争。宋、辽及吐蕃对西夏的战争旷日持久，使得西夏消耗巨大，疲惫不堪。再加上河西不是西夏的大本营，其军事力量也比较薄弱。故回鹘人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与西夏周旋，并最终占据沙州。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夏攻占之沙州，才会得而复失。因此，成书于庆历八年(1048年)的《武经总要》在记述西夏疆域时说：“德明死，子元昊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绥怀之初，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地。”而不说兼有肃州以西的瓜、沙二州。这正是因为西夏虽攻破瓜、沙，但却未能在瓜、沙站稳脚跟，瓜、沙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并未纳入西夏的版图。
　　沙州回鹘政权以归义军时期沙州地区的回鹘人为主力，同时还包括一部分西州迁来的回鹘和甘州回鹘。
　　从目前已有资料可知，沙州回鹘出现于曹氏归义军后期，其频繁活动主要在曹贤顺之后。当天圣六年(1028年)甘州回鹘被党项人击破之后，就向西逃散流徙。其中一部分留居瓜、沙，汇入沙州回鹘之中。曹宗寿、曹贤顺时期，随着党项人对丝绸之路东段的阻隔，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基本上断绝，瓜、沙二州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处于瓜、沙地区回鹘势力的包围之中。这样，瓜、沙地区的回鹘化进一步加速，到了最后，归义军首领(即敦煌郡王)曹贤顺也不得不打起“沙州回鹘”这块招牌。
　　在曹贤顺主掌沙州归义军政权不久，西夏军队于景祐三年(1036年)攻陷沙州之前，很可能就在天圣八年(1030年)，即史书中记载的“回鹘瓜州王请降”，可能就是在沙州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结果是沙州回鹘取代了曹氏归义军，曹贤顺本人很可能就在这次动乱中失权丧命，瓜州王曹贤惠(曹贤顺之弟)见形势不妙，只好率其亲信和精锐千骑奔降党项。因此，当景祐三年(1036年)党项军队攻取肃、瓜、沙三州时，与之对抗的力量并非是曹氏归义军政权，而是回鹘军队。⑨
　　关于沙州回鹘政权，在敦煌莫高窟题记中也留下了少许记载，如莫高窟第444窟窟檐外北壁题记云：“庆历六年丙戌岁十二月座夏神写窟记也。”⑩从这一题记可知，时至庆历六年(1046年)，瓜、沙仍使用北宋王朝年号，宗奉北宋为正朔。这就表明其不属于西夏，因当时北宋和西夏正处于战争状态，西夏绝不可能宗奉北宋为正朔。而从敦煌的历史及前面的分析可知，这时的瓜、沙统治者只能是沙州回鹘政权。
　　三、沙州回鹘时期的莫高窟艺术
　　沙州回鹘政权统治敦煌的时间不长，只有30多年(1036～1070年)。但由于以前认识上的模糊，在莫高窟石窟考古及分期中，未能划分出沙州回鹘政权时代的洞窟。随着对沙州回鹘政权认识的逐渐明确，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者也从洞窟中找出了属于沙州回鹘政权时期的洞窟。在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刘玉权提交了《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一文，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划分了沙州回鹘的有关洞窟。
　　早在漠北时代，回鹘即与佛教有所接触，但影响不大，当时在回鹘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摩尼教。回鹘西迁后，由于受当地长期流行的佛教影响，其民众也大部分改信了佛教。从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经、佛画，洞窟中的回鹘文功德题记及有关史料证明，沙州回鹘也信奉佛教。因此，在以佛教艺术为主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中，出现回鹘洞窟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刘玉权划分的23个沙州回鹘洞窟中，又将其划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沙州回鹘政权时期：这一时期的洞窟共有9个，即莫高窟第306、307、308、363、399、418窟和第244窟甬道，榆林窟第39窟和第21窟前室甬道。
　　另外，莫高窟第97、207、245、309、310、330、409等窟及西千佛洞第4、9、10、12、13等窟都留下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沙州回鹘佛教绘画作品。
　　沙州回鹘洞窟及其艺术的基本面貌，既与汉民族唐宋传统艺术关系密切，又具有回鹘民族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气质。其艺术风格明显受到莫高窟五代、北宋艺术和高昌(吐鲁番)回鹘艺术的双重影响。其具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壁画的题材内容及其布局基本沿袭唐、宋，但仍有一些变化发展。沙州回鹘时期壁画的种类不多，表现的形式也相对简单。像唐和归义军时期的那种规模宏伟、内容丰富的《净土变》越来越少，甚至基本消失，大量出现的则是简单、省工、易成的题材，如左右对称的药师琉璃光佛尊像和七佛药师像，它反映了回鹘人对药师经典的特殊信仰。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或过去非常罕见的题材，如《儒童本生》单幅故事画、行脚僧像及十六罗汉像等。
　　第二，构图简洁，色调明快，造型丰满，绘工粗放，属于画史上所谓的“疏体画”。如在较大的壁或画面上绘制非常简单的内容，显得人物稀少而形体增大，空白较多，从而使表现手法不大细腻。
　　然而，沙州回鹘洞窟的壁画，虽然简洁粗放，但却简而不陋、粗而不俗。敷彩大胆使用暖色，从而形成喜庆欢快的色调，它反映了回鹘人民健康活泼、爽朗奔放的民族风格和审美情趣。这一艺术形式与新疆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回鹘高昌佛教艺术风格相一致。
　　第三，装饰图案别具特色，具有浓郁鲜明的民族风格。如藻井盛行蟠龙纹样，花边普遍使用以前未曾有过的唐草式卷云纹边饰，窟顶则以朱地牡丹团花图案为主，而佛光中出现了独特的编织纹样，从而使其图案装饰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风格。
　　第四，在供养人画像中，多次出现了回鹘、汉族共为窟主的有趣现象。这是沙州回鹘窟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五代宋初的敦煌石窟曾有过甘州回鹘、于阗公主和沙州曹氏共为窟主的现象，但在许许多多的汉族供养人群像中，回鹘人仅仅是点缀，而且还只局限于上层统治者。可是在沙州回鹘洞窟中，常常可见到与汉族共为窟主的壁画，其中既有回鹘中下层人物，也有回鹘首领，并一再出现回鹘可汗像。这种共为窟主的新特点，显然是沙州地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在佛教艺术中的反映。
　　① 《1987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② 《社会科学》(甘肃)，1989(6)。
　　③ 段文杰等编：《1990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④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⑤ 《敦煌研究》，1998(1)。
　　⑥ 杨富学：《回鹘学》，载卞孝萱、胡阿祥、刘进宝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凤凰出版社，2011。
　　⑦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
　　⑧ 戴锡章：《西夏记》，21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⑨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载《1987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
　　⑩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69页，文物出版社，1986；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载《1990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