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敦煌——西夏对敦煌的统治

　　一、西夏的兴起及对敦煌的统治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创建者为夏景宗李元昊。西夏强盛时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①。辖地包括今宁夏大部，陕西、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的部分地区。西夏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鞑靼等多种民族，党项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属于主导地位。西夏共历十帝，前后190年。与辽、北宋及金、南宋先后鼎立。
　　党项族原属于羌族的一支，②居地在今青海东南部黄河九曲一带。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党项拓跋氏均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统辖以夏州(今陕西横山)为中心的五州之地。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广布于西羌族中较晚起的一支。历史文献记载，他们在南北朝末期已初露头角。起初居住在今青海东南部的黄河九曲之地。到隋末唐初，活动范围逐步扩展，“东距松州，西叶护(即突厥)，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③，即在今四川、西藏、青海交界一带的辽阔草原上。当时党项族有八个部落，各自独立，不相统一，而以其中的拓跋氏最为强盛，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不久，因为强大的吐蕃政权的威胁，党项羌族逐渐迁徙到陇东、陕北一带。
　　唐末，党项平夏部参加了对黄巢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因作战有功，其酋长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给李姓，爵号夏国公。从此以后，夏州拓跋氏称李氏，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党项羌已发展成为一个足以与中原地区相抗衡的夏州割据政权。五代时中原变乱，党项夏州政权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不断进取，经继迁(元昊祖父)、德明(元昊父亲)两代苦心经营，其势力进一步加强，疆域得以拓展。1021年，李继迁攻占西北边塞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作为自己的都城，为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至元昊时期，党项政权已发展成为一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完全可以与北宋、辽鼎足的割据势力。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建立了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回鹘等民族在内的封建国家政权，因其地处祖国疆域的西北部，故史称西夏。
　　前已述及，1036年西夏攻占敦煌后，并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统治，而是很快又为沙州回鹘占有。那么，西夏到底是从何时才开始对敦煌进行有效统治的呢?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1036年说。刘玉权力主此说。他认为瓜、沙二州自1036年被西夏攻陷以后，与河西其余诸州一样，都纳入了西夏王国的版图。此后，不排斥有时曾遭到来自沙州回鹘、于阗国等异族势力的武装攻击，甚至可能有时还被攻破。但从总体上说，西夏对瓜、沙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227年被蒙古所灭。④
　　第二，1067年说。李正宇认为，1067年，西夏打败了沙州回鹘，占领瓜、沙地区，开始了西夏在瓜、沙的统治。到1228年，蒙古人攻占瓜、沙地区，从此瓜、沙地区开始了蒙古、元朝的统治时期。西夏统治瓜、沙的时间从1067年到1228年，共162年。⑤
　　第三，1070年说。王静如认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肃三州后，其势力并未马上到达莫高、榆林等边远地区。西夏势力实际到达莫高、榆林等地区的时间是1070年前后，而1036～1070年是西夏势力山瓜、沙二州城镇向莫高、榆林等边远地区渗透的时间。⑥
　　第四，1072年说。孙修身提出：“从敦煌莫高窟所见最晚的宋朝年号和最早使用的西夏年号，再结合文献中所见瓜州王降后，沙州的七贡方物，遣使人中的镇国王子、北亭可汗等。是证沙州为西夏的占有，当在1072年之时。”⑦
　　第五，1146年说。钱伯泉认为，1030～1042年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1042年后，沙州终为回鹘所据，西夏从此失去了沙州，而沙州回鹘从11世纪开始，直接对敦煌统治了140年左右。并指出，到1146年，因为金国与西夏交好，才将原属于辽国的沙州和伊州分赐给西夏。西夏势力始进入沙州，沙州(龟兹)回鹘始臣于西夏。⑧
　　下面我们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西夏统治敦煌的历史略加叙述。
　　由于目前还未见到更直接的资料，我们无法确定西夏占据瓜、沙的具体年代，但从一些间接资料可知，西夏有效地占据瓜、沙约在1070年前后。
　　在莫高窟第444窟窟檐门南柱内侧有一墨书题记：“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师父□□……盖以重佛……”⑨这是莫高窟所见的最早西夏年号，“天赐礼盛国庆二年”为1071年。由此可知，1071年时，西夏已占据了沙州，否则就不会在莫高窟留下西夏的纪年。而西夏文草书《瓜州判案记录》，是西夏统治下瓜州百姓李某等数人有关驴马纠纷发生争论的连续案记，此时(1071年)瓜州诉讼案卷使用西夏文草书，并用西夏纪年，可知1071年时，西夏已完全占据了瓜州。⑩自此以后，莫高窟、榆林窟中就出现了较多的西夏纪年题记，如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五年(1074年)、六年(1075年)、大安十一年(1085年)、永安二年(1100年)、贞观三年(1103年)、雍宁甲午(1114年)、雍宁二年(1115年)……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天庆四年(1197年)、天庆九年(1202年)、光定巳卯年(1219年)等等，可以说，莫高窟、榆林窟中的西夏纪年题记，贯穿在西夏统治瓜、沙的整个历史时期(1070～1227年)。
　　在西夏文题记中，既出现了甘、凉、瓜、沙等河西地名，还出现了“瓜州监军司”、“沙州监军使”、“通判”等西夏职官名，这与西夏历史是相符的。元昊建国后，就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20个州。“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咸、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11)。在地方实行州、县二级制，在河西设置有凉、甘、肃、瓜、沙五州。州设州主、通判，县设县令等职，以加强其统治。从莫高窟第363窟有关“社户”的题记可知，西夏时期的乡、社农村基层组织在瓜、沙地区是普遍存在的。
　　同时，西夏为了加强对地方驻军的管理，还模仿宋朝兵制建立了监军司。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设十二监军司。每个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党项族或地方豪右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等数十人，分别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从十二监军司的具体分布看，设在黄河以西的监军司占一半，其中甘州甘肃、瓜州西平两监军司的驻地，恰好是当年回鹘、吐蕃的主要据点，由此亦可见其设防的用意。(12)
　　二、西夏时期的敦煌艺术
　　西夏统治者占领敦煌后，在武力征服的同时，还大力提倡佛教。西夏立国者李元昊，既“通蕃汉文字”，又“晓佛图学”，甚至提出以“佛图安疆”的口号。西夏统治者曾多次向宋朝请购《大藏经》，并广建佛塔寺院，贮存经藏，还延请各族僧人演译经文，广为刊行。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西夏的佛教十分兴盛，到处兴修石窟寺，如西夏首府今银川附近的须弥山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北五个庙以及内蒙古一些地区，都有西夏兴建或重修的石窟。作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是所有西夏石窟中数量最多、最集中并比较成系统的代表。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没有注意到沙州回鹘政权对敦煌的统治，收将西夏时期的敦煌艺术与沙川回鹘时期的敦煌艺术混为一谈。现在，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可以对西夏时期的洞窟重新考定了。但不可否认，由于西夏与回鹘都同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都有其相同或相似之处。再加上在沙州回鹘时期，西夏就曾攻占过沙州。如果没有明确的洞窟题记，很难将两者完全准确地区分开来。而在沙州回鹘政权统治敦煌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属于西夏文化的洞窟。
　　据刘玉权研究，现在全部西夏洞窟共有77个，其中莫高窟62个；榆林窟有10个，即第21(后室)、22、26、13、17、14、15、29、2、3窟；东千佛洞有2个，即第2、5窟；五个庙有3个，即第1、3、4窟。
　　这77个西夏洞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西夏前期和后期。西夏前期洞窟的上限可定在元昊占据瓜、沙、肃三州这一年，下限定在乾顺在位结束后(1036～1139年前后)；西夏后期洞窟的上限可定在仁孝在位前后，下限定在蒙古攻占沙州时期(1140～1227年)。(13)
　　在这些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中，有些还有重要的题记，如属于前期的有西夏大安十一年(1085年)功德题记的莫高窟第65窟；属于后期的有营建于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的榆林窟第29窟。其中第65窟的西夏文纪年在敦煌石窟分期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窟西夏文纪年墨书于洞窟西壁龛南侧的边饰上，它记载的是清理洞窟积沙的功德。在功德记的墨色上还可明显地看出当时彩绘洞窟壁画洒落的绿色斑点，由此可见题款当与彩绘洞窟同时进行。
　　西夏时期的主要壁画，与沙州回鹘时期不同，又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题材，如《涅槃经变》、《维摩诘经变》、《劳度叉斗圣经变》、《炽盛光佛经变》、《弥勒经变》等，重要的大型经变也存在于东千佛洞和五个庙石窟中的西夏洞窟中。像这种复杂而又较大的壁画题材，在沙州回鹘窟中已基本消失，但在西夏时期又较多地涌现出来。
　　另外，西夏洞窟中壁画规模之大，内容之繁复，作风之细致，绘技之水准，都是沙州回鹘洞窟所望尘莫及的。像榆林窟大型精致的《文殊变》、《普贤变》、《西方净土变》及《观无量寿经变》、《千手经变》；东千佛洞的《涅槃经变》；五个庙石窟中的《劳度叉斗圣经变》、《东方药师经变》、《维摩诘经变》、《弥勒下生经变》等等，都是西夏洞窟中颇有分量、地位和价值都比较重要的壁画作品。(14)
　　在西夏统治敦煌的200年间，莫高窟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品。但是，它新开的洞窟很少，人部分都是覆盖前代洞窟而成。在西夏新开的洞窟中，只有第409窟窟顶是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其余都是覆斗形顶或平顶。但西夏在开窟修龛时，和宋代一样，往往同时在窟前营造木构建筑，有的甚至发展为殿堂，如重修第130窟时，窟前修建的殿堂遗址1980年进行了发掘，殿堂阔五间21.6米，进深四间16.3米，地面全用西夏时流行的莲花云头纹方砖铺盖，相当壮观。
　　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因为大部分是利用前代旧窟加以修改，在洞窟形制上很少有西夏时代的特点。同时，壁画和塑像内容也都承袭北宋格局，表现上愈趋程式化、简单化。
　　西夏时期的经变画比前代少了，题材也简单多了，好些经变画只有楼台亭阁、佛说法、天人围绕、莲花、水池、化生，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竟不知所画为何名。在重修盛唐的第165窟时，也只是重描几幅《普贤变》、《文殊变》、《阿弥陀经变》。大部分壁画只顾些垂幔花卉、团花图案、千佛菩萨、供养器、说法图和一些男女供养人，其内容贫乏，简直分辨不出是何题材。从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看，第409窟的回鹘装西夏男女供养人和窟顶红底团花图案、第223窟东壁的文殊普贤变、第130窟窟顶的团龙藻井及飞天，可以作为西夏时期的代表作。
　　当然，西夏时期的敦煌壁画与其他时代的壁画一样，其主题虽然以宗教为主，但它却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是一部“形象的历史”。如在榆林窟第3窟中就绘有多幅工农业生产的画面，有锻铁图、耕作图、舂米图、酿酒图等。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钢铁冶炼中采用了木制的“门扇式”竖式风箱。这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鼓风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直到清朝末年，冶金业里仍使用这种风箱。榆林窟中的这幅画面，是我国保存最早的一幅“门扇式”风箱图画，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双牛抬杠式的耕作图，比唐代双手按犁柄的耕作法虽有改进，但与当时内地流行的曲辕犁相比，则显然落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地处西陲边远之地的敦煌，在西夏统治时期，手工业、农业生产比内地落后，其农业工具的改善也是比较缓慢的。(15)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2，145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② 李华瑞：《二十世纪党项拓跋部族属与西夏国名研究》，载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③ 《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
　　④ 刘玉权：《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载《敦煌研究》，1993(4)。
　　⑤ 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
　　⑥ 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载《文物》，1974(5)。
　　⑦ 孙修身：《西夏占据沙州时间之我见》，载《敦煌学辑刊》，1991(2)。
　　⑧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载《敦煌学辑刊》，1989(1)。
　　⑨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68页。
　　⑩ 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仁宗景祐四年十二月。
　　(12) 李蔚：《西夏统治下的河西》，载《敦煌学辑刊》，1992(1、2)。
　　(13) 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载《敦煌研究》，1998(3)。
　　(14) 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载《敦煌研究》，1998(3)。
　　(15)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载《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