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元代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

　　宋以后，由于中国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南移，造船业的发达，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海上交通得到了较快发展，中国对外交往的路线也以海路为主，丝绸之路渐趋衰落，敦煌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第一节 元代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
　　蒙古汗国建立后，在西征的同时，就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其首先攻灭的就是西夏。而当时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是西夏的领地。元朝建立后，就将占领河西与统一全国结合起来。
　　在蒙古攻打西夏的战争中，河西是其重点。这主要是因为河西的兵力布置比较薄弱。虽然河西走廊是西夏的右厢之地，也是西夏监军司的重要设置地区，但其兵力部署则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态势。①另外，河西走廊是重要的军事通道，其北部居延地区的黑水城是历史上重要的军事重镇。西夏广运二年(1035年)，元昊在居延设置了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就在黑水城，是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此地是西夏防卫吐蕃、回鹘的北方军事重镇，又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元朝沿袭其名，设亦集乃路。“从1205～1227年的22年中，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六次征西夏，而且大都是从西夏北部边境地区，即沙州、黑水城和兀剌海进攻。显然，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成为蒙古攻伐西夏的一条军事通道”②。
　　1226年初蒙古攻占黑水城后，就于5月围困了肃州(酒泉)，肃州守将昔里都水(又名举立沙)早有归附蒙古之意，因此当蒙古军队围城时，就计划献城投降，事发后，其他将领将其全家杀害。蒙古攻破肃州后，成吉思汗怒其久攻不下，就下旨屠城。蒙古军攻陷肃州后，乘胜于6月攻占了甘州。7月，又攻占了凉州。河西走廊就只剩沙州(敦煌)了。
　　早在嘉定十七年(1224年，夏乾定二年)五月，当成吉思汗率军从西域返回时，就曾攻打沙州。1227年3月，当蒙古军队占领河西的肃州、甘州、凉州后，又再次攻打并占领了沙州。至此，蒙古占领了河西走廊的全部地区。③
　　1271年元朝建立后，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上设置行省，行省下还有路、府、州、县四级行政组织。边远地区还设有军的建制。在远离行省政治中心的地区和边远的民族地区，则设有宣慰司、宣抚司等机构，以便就近处理辖区内的军民事务。
　　元朝建国前后，甘肃行省曾有过变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将设于中兴府(宁夏银川)的西夏中兴省迁于甘州，改称甘肃行省。元代的甘肃行省全称是“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其领有今天甘肃省的河西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在甘肃行省下设有沙州路。1227年蒙古攻占敦煌后，就废弃了沙州建制，将其给予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作为封地。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将敦煌纳入其直接管辖范围。1277年蒙古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行中书省制度，又正式设立沙州，属肃州路管辖。1280年，又升为沙州路总管府，下辖瓜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说：“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即拔都)。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年升为沙州路总管府，瓜州隶焉。”其下注曰：“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白之肃州，然后给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元成宗时，为开发河西，曾在敦煌等地实行屯田，大德七年(1303年)“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④。屯田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未能恢复敦煌昔日的光辉。
　　1227年蒙古占领沙州后，在佛教圣地敦煌既宣扬儒家思想，又重视道教，大搞所谓“三教平心”、“以佛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⑤。同时，还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也都兼收并蓄。在佛教中，又特别尊崇喇嘛教。元朝统治者还将西藏名僧八思巴请来，并封为国师，赐给玉印，让他掌管全国的佛教，实际上是做了元朝中央政府的顾问。因此，萨迦派密宗在全国十分流行，河西也不例外。马可·波罗路过河西时，见到甘州的佛像“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皆佳，外敷以金”。并说敦煌的“偶像教徒(指佛教徒)自有其语言”⑥。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莫高窟的速来蛮六字真言碑刻石上有汉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敦煌，各族人民和佛教徒聚居共事的情况。此碑的施主为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他们不仅在莫高窟重修了皇庆寺，而且还开凿了洞窟。正是由于密教萨迦派在元代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在千佛洞的元代洞窟中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西藏式密教艺术。
　　莫高窟现存元代洞窟10个，它新开的洞窟形制有三：一是方形覆斗顶窟，二是主室长方形后部有中心柱的窟，三是主室方形有中心圆坛的窟。其中后者为敦煌藏密洞窟的典型形式，其坛上塑像，四壁绘满密宗图像。
　　元代的密宗壁画，既有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系统，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藏密画派作品。莫高窟第3窟是“汉密”壁画的代表，全窟画满了大大小小的观音，尤其是南北两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神色庄重，画工梢绝，是少有的佳作。其面部端庄慈祥，千臂珠圆玉润，素装无华，亭亭玉立。这一切，都出自艺术家的一条“线”，由于使用“兰叶描”线条，顿挫转折，劲利自然，兼以铁线描、折芦描、行云流水描等多种笔法，将肉体、须发、锦、绢、绵、麻各种不同质感的东西都表现得恰到好处。美术家们普遍认为，此画创作者的线描工夫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第465窟可以说是“藏密”的代表。其中心圆坛上的塑像已毁，“四壁上部画‘明王像’，下部画织布、养鸭、牧牛、制陶、驯虎、制皮、踏碓等六十多幅人物画，每幅画的侧面都用纸笺写出画的内容，上半截是藏文语音，下半截是汉语”⑦。敦煌莫高窟的藏式密教图像，具有明显的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影响，又有较多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成分，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⑧
　　① 陈育宁、汤晓芳：《蒙古与西夏关系论略》，载《民族研究》，1988(5)。
　　② 刘光华主编，刘建丽著：《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25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③ 刘光华主编，刘建丽著：《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252～25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④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⑤ 〔元〕刘谧：《三教平心论》，转引自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
　　⑥ 《马可·波罗游记》。
　　⑦ 施萍婷：《敦煌与莫高窟》，载《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⑧ 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