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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壁画艺术——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

作者:刘进宝






  敦煌壁画虽然是根据佛典和佛徒的要求创作的,但画工在进行创作时,总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并从各个角度对现实社会有所反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敦煌壁画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从总体上说,敦煌壁画是通过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反映现实社会的。所谓间接反映现实社会,是指通过壁画画面的表象探究其内在含义,发掘它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如第321窟的《宝雨经变》(初唐武则天时期)是根据《宝雨经》绘制的。《宝雨经》是一部戒律典籍,早有译本,但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达摩流支重译时,则加入了“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佛告之曰)我涅槃后……(汝)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此所谓日月光天子当现女身入主摩诃支那国(中国),当然是指武则天了。在第321窟经变上方绘日月,在薄伽梵说法处画一双手合十拜谢释迦的女王,显然是说武则天乃日月光天子,当入主支那国,登基称帝。为了武则天称帝的需要,和尚法朗、薛怀义等还撰《大云经疏》,说武则天是弥勒菩萨降世,当为女皇。武则天看后非常高兴,于是颁令天下遍造大云寺,塑弥勒佛像,供奉《大云经》。第96窟高达33米的弥勒佛像就是为适应这种形势而建造的。
  其他如《药师经变》、《观音经变》、《法华经变》、《弥勒经变》等,都反映了现实社会人们希望消除社会痼疾,免遭自然灾害和向往美好社会的心理状态。
  所谓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是指壁画中有许多表现生产、生活、历史、风俗的图画。这些壁画的内容很多,既有风俗、风情画,也有生产、交通、商业活动、建筑画,还有歌舞、百戏、体育、服饰画。如表现农业生产的《耕获图》,就是一部很形象的历史。它将犁地、播种、收割、运输、打场、扬场到入仓等生产过程都绘入画面。还有许多生产工具,如犁、镰、芨芨草扫帚、木杈、木锨、梿枷、簸箕等等,都是具有北方地区生产特点的工具,有些还可看出是西北地区就地取材的产品。特别是第445窟(盛唐)的《耕获图》,画面上的曲辕犁是我们了解唐代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形象资料。这种犁把直辕改为曲辕,改进犁头,使之能左右转动,优点很多。唐陆龟蒙在《耒耜经》中对此犁有文字记载,但无其形,故对其功用很难具体领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依据敦煌壁画之形和《耒耜经》之文进行实物复原,才对此犁的多种功能和较高耕作效率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又如《弥勒变》的《耕获图》中,既有农民交粮、堆粮的场面,也有管事收账计筹的场面。而《佛传》中的《耕获图》则画了城主高坐宫内,官员雁列两旁的场面。殿下除有交粮者外,还有一人裸身跪于地,一人执鞭挞笞,显然是一幅活生生的逼租画面。
  另外,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它们描绘的是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壁画上不仅图画其仪容,而且还有供养人题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供养人情况,直接地反映着现实人物及其活动,具有较高历史价值,有些甚至可以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
  第285窟北壁上有西魏大统四年、大统五年发愿文题记,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纪年题记。在这个题记下面,有成排的男女供养人画像。其中一组,画一高鼻长髯长者,头裹幅巾;身后数身均为青年,头戴卷沿毡帽;另有一身,头后垂小辫,身着圆领小袖褶,白布裤,乌皮履。墨书题记为“清信士阴安归所供养……”。
  阴氏及同窟的贺氏、滑氏,可能是北朝胡姓,褶裤是鲜卑族常服,脑后垂小辫是鲜卑族索头部的风俗,即历史上所谓“索头鲜卑”。从这些画像和题记,不仅可以判断此窟是鲜卑族出资建造,而且对于探讨河西鲜卑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在第220窟门上,画一男供养人,戴幞头,穿窄袖袍,乌靴。此窟底层初唐壁画于1944年被剥出,根据题记可知此窟乃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的翟家窟。第220窟的题记很多,在“贞观十有六年敬造”题记中有“弟子昭武校尉柏堡镇将……玄迈敬造”等语。唐代初年在河西设置了许多军镇防戍,大者曰军,小者曰守捉。昭武校尉柏堡镇将大约属于守捉一类武官,是河西边防军之一。这类题记其他洞窟中也有,它为探讨河西军镇防戍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材料。
  建于中、晚唐时代的第144窟东壁上,有一女供养人画像,身着汉装,拱手而立。其题记为“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如祥弟一心供养”。所谓蕃任,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在吐蕃统治机构中作官的汉人的自称。大虫皮即虎皮,吐蕃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①,后来成为吐蕃官制。在第205、231等窟壁画中都有虎皮服装。这类壁画和题记说明,吐蕃政权的官制是唐蕃混合制,它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河西政治形势的形象反映。
  这些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对于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并非仅仅是上面介绍的这些,而是成千上万,保存到现在有题名结衔的就达一千余条,它反映了河西地区中古时代各民族的活动情况。上自官僚贵族、高官显宦,下至妓女奴婢,特别是敦煌本地的豪门贵族,如李、张、阴、索、翟、曹等氏族及其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敦煌壁画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是研究西北地方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敦煌壁画中不仅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而且还有许多出行图,如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张淮深夫妇出行图、曹议金与回鹘公主出行图、慕容归盈夫妇出行图等。这些出行图都是表现当时当地历史人物活动的壁画,而且有名有姓,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本身内容与宗教无关。其中以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时代最早,作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其榜题全文是“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出行图”,对研究西北地方史及归义军历史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除此而外,敦煌壁画中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画面很多,如《弥勒下生经变》中的《婚礼图》,是唐宋时期婚礼习俗的真实写照;壁画中的宫殿一类建筑,虽绘于佛国净土之中,实际上却是人间帝王贵族宫殿建筑的真实反映。
  总而言之,敦煌壁画尽管披上厂层层圣光,但古代画工在其创作时,仍然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并按照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体验来反映现实生活,或发挥想象力创造心目中的佛国世界,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敦煌壁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现实社会的画面。
  ①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丝绸之路敦煌研究/刘进宝著.—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