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的发现——藏经洞——洪*(上巧下言)影窟

　　敦煌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由于在该窟发现了约5万卷文献而得名，并震动世界。然而藏经洞的情况如何?其封闭于何时?原因何在?百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洪*(上巧下言)其人，正史中少有记载。根据P.4640《吴僧统碑》、P.2913《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和敦煌研究院藏《唐敕河西都僧统洪*(上巧下言)告身碑》及其他有关资料，可略知其生平。
　　洪*(上巧下言)，俗姓吴，即吴和尚、吴僧统。祖籍不详，但并非敦煌旧族。其父吴绪芝，曾任建康军使，后戍军甘、肃两州之间。吐蕃占领凉州后，河西节度使杨休明移镇沙州，并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发建康军戍镇沙州。吴绪芝及其子也随军移驻敦煌。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攻占沙州，吴绪芝隐居不出，“糜践公门”、“曲肱处于仁里”，拒不出任吐蕃官职。*(上巧下言)之长兄滔，早逝。次兄季连，曾任“试太子家令”，后辞官归里，笃信佛教。
　　洪*(上巧下言)“童子出家”，以“约法化人，盛于佛事”。由于其悉心研读汉经梵典，兼习番文藏语，成为出色的译经僧，故被吐蕃赞普委任为“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十数年，后又“迁知释门教授”，主持译场寺院中贵族子弟学校的文化教育及其他宗教事务工作。
　　洪*(上巧下言)虽“栖心释氏”，但终不负父辈之众望，积极参加敦煌人民的抗蕃斗争。张议潮大中起事后，即遣弟子悟真随议潮所派入朝使同赴长安。唐宣宗赞其“惟孝与忠，斯谓兼美”，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敕授洪*(上巧下言)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及“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正法律三学教主”，赐紫衣及各色信物，并亲示诏书，勉辞委婉、问慰“夏热”，恩宠殊异。①
　　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洪*(上巧下言)“掷钵腾飞”，逝于沙州。洪*(上巧下言)去世后，其下属僧徒或吴姓本家，改寺庙“廩室”(存放粮食的地方)为影堂(洪*(上巧下言)的纪念室)。这个影堂就是敦煌研究院今编第17窟，即藏经洞。
　　藏经洞是凿于第16窟甬道北壁上的一个小窟。它面积不大，窟内地面近于方形，地面四边的长度是：东壁2.75米，北壁2.84米，西壁2.65米，南壁2.83米。由于四壁向窟内略倾，故四壁顶部的长度较地面处为短：东壁2.49米，北壁2.55米，西壁2.57米，南壁2.46米。各壁的高度也略有参差。窟内除去低坛占去的空间不计外，它可利用的空间只有19立方米略多一点。
　　藏经洞原为洪*(上巧下言)的纪念室，自然有一番布置。首先是塑了一尊洪*(上巧下言)的真容，然后在北壁中部画有两棵枝叶交接的菩提树。东侧树枝上悬挂一个净水瓶，西侧树枝上挂着一个挎带。树东侧画比丘尼一身，着袈裟，双手捧持绘有对凤图案的团扇一柄。树西侧画执杖的侍女。壁画中的物品和人物与僧人生活和供奉僧人有关。
　　西壁壁龛内嵌有石碑一通，即洪*(上巧下言)告身敕牒碑。1900年发现藏经洞时，此碑即在窟内，斯坦因、伯希和劫经时碑尚立于该窟，后被王道士移至第16窟甬道南壁。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复将此碑移入藏经洞，嵌于壁龛原处。碑高1.5米，宽70厘米。碑文三段，从上而下是：洪*(上巧下言)告身、敕牒诏书、敕赐衣物录本。
　　藏经洞塑洪*(上巧下言)像，画有关他的生活场面壁画，文前特别注明：“当家告身依本镌石”和“诏书本”，就在于显示唐王朝对洪*(上巧下言)的器重和褒奖，“庶使万岁千秋不朽不坏”，以作永久性纪念。②
　　①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载《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②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