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察团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日本藏敦煌吐鲁番文书

　　由于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多是一些年轻的僧人，没有受过基本的考古学训练。同时，虽然他们写有一些日记或旅行记，却没有出土文物的详细记录，从而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尤其是日本的收藏，特别分散，其收集的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已相混淆，不大容易分别。再加上日本本身的整理工作不尽如人意，因而其数量一直模糊不清。下面我们主要以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为线索，结合陈国灿、施萍婷等在日本走访、整理的有关内容和资料，综合叙述如下。
　　大谷光瑞考察团第二、三次劫获的文物，主要放在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六甲的别墅二乐庄①，并曾邀请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等学者参观研究。1912～1913年，橘瑞超首先编辑刊印了《二乐丛书》1～4号，当然以佛经为主。1914年8月，曾在二乐庄举办“中亚发掘物之展览”，国学大师罗振玉由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时正亡命于日本。他也曾前去参观，并从橘瑞超处抄得其所编《敦煌将来藏经目录》，题为《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发表于《国学丛刊》卷九上。1915年6月，香川默识将大谷探险队三次所获文物、文书选出一些有代表性者，编为《西域考古图谱》一书，刊布了敦煌吐鲁番文书147号，这是大谷探险队所获社会历史文献的首次公布。
　　1914年5月，由于西本愿寺内财政问题，以及别墅二乐庄的建筑，武库中学的经营被指为浪费，大谷光瑞被迫辞去西本愿寺的法主职位，决意外游。他曾到过上海、旅顺、大连、台湾、南洋等地，从事讲演和著述活动，大谷收集品也随之陆续分散到中、日、韩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1916年1月，随着二乐庄的住宅出售给久原房之助，一部分文物也归久原氏所有。随后不久，久原氏就将这批文物赠给了同乡、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因此便移存了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即今首尔博物馆。
　　大谷探险队劫获的文献资料，大慨是由于大谷光瑞本人以后长住大连的原因，而运到了旅顺。1916年，由“满铁”将这批资料交给了将于1917年4月开馆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保存。1918年4月，“满蒙”物产馆更名为关东都督府博物馆；1919年4月，改称关东厅博物馆；1934年12月，又改称旅顺博物馆。《新西域记》下卷(1937年4月版)附录收录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著录了敦煌汉藏文写经639件，还有部分新疆出土的文物文献。这个目录反映了1934年以前旅顺博物馆收藏大谷文书的基本情况。
　　旅顺博物馆所藏敦煌西域文物，在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接管该馆之前，就有相当一部分被运回日本。1951年2月，苏联将旅顺博物馆交中国政府接管后，便更名为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1954年1月，文化部将该馆所藏敦煌汉藏文写经620件上调，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只留下9件敦煌写经供展览之用，而西域文献和文物资料，仍由旅顺博物馆保管。
　　1.龙谷大学图书馆
　　日本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最多者，当推京都的龙谷大学。由于这批文献来自大谷探险队而习惯上称之为“大谷文书”。随着大谷光瑞辞去法主职务，虽然一部分敦煌吐鲁番文书流散出来，但大部分还是收藏在西本愿寺的书库中。1948年10月大谷光瑞去世后，在西本愿寺整理其遗物时，从仓库中发现了两个大木箱，上有“大连关东别院光寿会”字样，其中装有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吐鲁番文书、木简、绢画等。1949年春，按照大谷光照门主“希望对古文书进行综合性调查研究”的嘱咐，将这批材料移交给西本愿寺办的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为此，龙谷大学图书馆于1966年建成了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书库——“龙谷藏”。“龙谷藏”室内有三大柜，每柜从上到下有若干小抽屉，按顺序每个屉内放有文书，它们都是按一件或数件装入玻璃纸袋后，再装入牛皮纸袋的，藏室安全干燥。现在“龙谷藏”中的大谷文书已全部附上了整理号码，即从1001～8147号，这中间还有若干空号。全部文书分为五组：第一组是汉文及回鹘文资料，编号为1OO1～5840号；第二组是藏文书写的残片，编号为6001～6070号(5841～6000号为空号)；第三组文书全是西域古代文字断片，其中大部分也是回鹘文资料，编号为6101～6434号(6071～6100号为空号)；第四组是胡、汉两种文字的文献，这些文书都是在纸的正面用汉文书写(几乎全是佛经)，纸的背面用回鹘文、梵文、佉卢文、突厥文、粟特文书写，编号为7001～7550号(6435～7000号为空号)；第五组是《西域考古图谱》所发表文书的一部分，编号为8001～8147号(7551～8000号为空号)。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组文书中的8001～8039号的39件文书，皆为李柏尺牍稿残片。
　　“龙谷藏”除以上主体部分外，还收藏有：(1)“橘文书”，橘瑞超本人曾把部分存放在旅顺的收集品带在自己身边，后来也交给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这些文书被统称为“橘文书”。其内容由佛经23件、汉文文书13件、西域文字文书19件共55件组成。(2)吉川小一郎曾将一些佛经残片共167片贴成一本，取名为“流沙残阙”，后来也送给了“龙谷藏”。(3)大谷残片是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中残剩下的一些极小的碎片，约有667片。
　　当龙谷大学得到大谷文书后，便于1953年1月组成了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并接受了文部省拨发的研究经费。研究会由龙谷大学校内外20多名研究人员组成，分为佛教、历史、胡语、美术四个部门，从而推动了各个领域的研究。1958～1963年间，陆续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6卷7册，即1958年出版的第1卷《敦煌佛教资料》；1959年出版的第2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1960年出版的第3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1961年出版的第4卷《中央亚细亚古代语文献》；1962年出版的第5卷《中央亚细亚佛教美术》；1963年出版的第6卷《历史与美术诸问题》和别册《中央亚细亚古代语文献》。这套书收集了数十位日本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是对大谷光瑞探险队三次考察活动在佛学、历史、考古、地理、文化、美术等方面最早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汇编，被学术界誉为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其中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论文，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织翻译为汉文，编为《敦煌学译文集》，作为敦煌吐鲁番学译丛之一，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
　　综上所述，《西域文化研究》大量刊布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同时还对一些相关联、内容相近的文书经专家之手作了许多拼接整理。然而，这些成果仅仅是对易于归类成组的文书作的专题研究，并非是对大谷文书全面的整理研究。20世纪70年代，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决定编纂出版“龙谷大学善本丛书”，由小田义久教授承担大谷文书中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他全面吸收了此前学术界对大谷文书研究的成果，按编号逐一对文书作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录文，并给以标题，同时系统刊布了文书的图版，1984年出版了《大谷文书集成》第1卷，收集了1001～3000号文书；1990年出版了《大谷文书集成》第2卷，收集了3001～4500号文书；2003年出版的《大谷文书集成》第3卷，收入了4501～8147号中的汉文文书。
　　1996年，日本京都法藏馆出版了小田义久的《大谷文书研究》一书，它是一部力图全面介绍大谷文书及其研究现状的学术著作。其内容以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为主要对象，兼及库车所出的汉文文书。全书除序言外，共分五章，即第一章《大谷文书的研究与现状》，第二章《大谷探险队与大谷文书》，第三章《大谷文书概观》，第四章《高昌国时代诸文书研究》，第五章《西州时代诸文书研究》。由于小田义久教授多年来一直主持大谷文书的整理，特别注意文书出土的情况和背景，以及各编号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除正文之外，本书前面还有图版16页，刊列了32件文书照片；后面附有49页的《大谷文书研究文献目录》，在《尾语》之后，还编有本书的《事项、人名索引》，极便于学者利用。②
　　2.东京和京都国立博物馆
　　大谷考察团第一次西域探险所劫获的文物，当时被寄存在京都的恩赐博物馆(现京都国立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的1944年，大谷家要求归还这批文物，但当时只还了纸本文书，其他文物则归东京人木村贞造氏所有。1964年，日本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收购了这批文物，并于1967年移交给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1971年该馆编辑出版的藏品目录《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探险队将来品篇》，详细介绍了这批文物的来源，并刊出了文物的图版。其中敦煌写本《刘子》残卷和出自吐鲁番的《树下人物图》最为引人注目，已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化财产。
　　京都国立博物馆也收藏有少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其中主要是守屋孝藏(1876～1953年)所捐赠的72件敦煌写经。另外，松本文三郎(1869～1944年)所保存的5件大谷收集品也收藏在京都国立博物馆。
　　3.书道博物馆
　　位于东京的书道博物馆是由中村不折于1936年以自宅创建的，它是日本私家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的地方。中村不折(1868～1943年)是日本书画家。1895年中日战争中任从军画家，获得一册《淳化法帖》，从此以后他便开始收集中国书画文物，作为古代书法珍品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自然就成了中村大力收集的对象。通过各种渠道，他陆续获得了晚清任职新疆、甘肃的地方官员王树柟、梁玉书、何孝聪、孙宪廷等人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同时他还获得了日本收藏者的旧藏品。
　　书道博物馆的藏品属私人收藏，只有极少数人看过该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40年，金祖同将其寓居东京时中村不折赠予的一批文书图片考释成册，编为《流沙遗珍》出版。该书共收文书25件，前为图片影印，后为排印本及考释跋语，在中国公布了该馆所藏的一部分社会文书图版。1962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中，《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是根据1929年日本大藏出版社出版的《昭和法宝总目录》转录的。现在，陈国灿以该馆目录为基础，重新进行了拟题编号，共188号。③
　　4.藤井有邻馆
　　位于京都的藤井有邻馆是当地颇为知名的私人收藏博物馆，它是为了公开展览在关西财界享有盛名的藤井善助收集品而于1926年设立的。馆名“有邻”，乃取之于《论语》“德不孤，必有邻”，其寓意是日本与中国有深远的“善邻”关系，再加上其收藏多是中国古文物，以其来自友邦善邻中国的缘故。
　　早在1954年8月，饶宗颐就参观了藤井有邻馆，对其所藏敦煌文书作了考察，发表了《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④一文，对该馆的藏品、特点、敦煌遗书的来源等作了介绍。据饶先生说，当年有邻馆藏卷有一目录，其首题为“何彦昇秋辇中丞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六种”，由此可知，“藤井君所得者，即何氏旧物”。“何彦昇于宣统二年(1910年)官甘肃藩司，代理巡抚，当其任内，适学部咨陕甘总督调取敦煌经卷，着何氏收购到京。抵京后何氏先交其子鬯威。时官中册数，报有卷数而无名称及行款字数，故一卷得分为二三，以符报清册之数。何鬯威为李木斋盛铎之女婿，故菁英多归李氏及何氏”。
　　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学者荣新江、陈国灿、施萍婷参观考察了有邻馆。陈国灿说，有邻馆的“不少文书上都有收藏家朱印，多者有三种，一为‘何彦昇家藏唐人秘笈’印，二为‘合肥孔氏珍藏’印，三是李盛铎的‘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从三印看，似有部分文书原为合肥孔氏收藏，继而转入何彦昇，后又归于李盛铎凡将阁。1935年李氏死，此后不久这批文书便转卖给了日本有邻馆，这在1938年8月4日之《读卖新闻》上曾报道了这一经过”。⑤
　　陈国灿和施萍婷都编制了有邻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⑥共60号。从其目录看，有邻馆所藏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以长行马文书最多。其中不乏珍品，如第60号“唐敦煌杂写一卷”内有“旌节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文中的宋光庭即P.2913《张淮深墓志铭》中提到的“中使宋光廷”。荣新江已利用这一记载，探明了唐朝授予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旌节的年代，解决了归义军政治史上的一大疑难问题。⑦另如第15号文书《唐金满县牒上孔目司为开元十六年税钱事》是存世极少的唐北庭都护府所属金满县的文书。原件共存5行，上有“金满县印”，内有“合当县管百姓行客兴胡总壹阡柒伯陆拾人”，它把百姓、行客、兴胡列举为当县所管人口的三个组成部分，对我们更进一步探讨唐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地方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的启发。
　　5.三井文库
　　三井文库正式创立于1918年，其前身是“三井家编纂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遭空袭而转移、关闭，1965年重设。1985年，三井文库接受三井家(包括北三井家、新町三井家、南三井家)捐赠的文物和大量邮票。为了保管、研究以及展览这些文物，在三井文库院内新建了别馆。敦煌文书原为北三井家收藏，随着1985年的捐赠也归入了三井文库别馆。
　　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施萍婷1989～1991年在日本时，与三井文库的同行逐件登记了这些写卷，回国后整理发表了《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⑧一文，共著录敦煌遗书112件，每件都注明其名称、首尾题、抄录题记，并说明其纸数、尺寸、印鉴、纸背文字等。
　　据施先生介绍，这112件敦煌遗书全部是原北三井家收藏的。另外，新町三井家也收藏有敦煌写经，这批宝物现在何处，尚不得而知。
　　6.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是唐代东渡日本的高僧鉴真和尚的住寺，也是现今日本律宗的本山，在中日佛教界都很有名。据现有资料所知，唐招提寺藏有敦煌遗书20多卷。王三庆在《日本所见敦煌写卷目录提要(一)》⑨中编写了“唐招提寺藏敦煌写经”，共著录了27件写本，并作了提要。施萍婷在《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二)》⑩中也编写了“唐招提寺藏敦煌写经”，共著录了28件写本，比王三庆著录的多一件。其中1～17号是她本人于1989年11月在唐招提寺所亲见，18～28号是据东洋文库所藏照片编制的。有此二目，我们就可以略知唐招提寺所藏敦煌写本的大致情况了。
　　7.大谷大学
　　位于京都的大谷大学图书馆也藏有部分敦煌写本，据目前情况所知，共38件。其中34件是东本愿寺前法主句佛上人捐赠的，3件是句佛上人之弟、后任大谷大学校长的大谷莹诚购自李盛铎的，1件是原大谷大学教授舟桥水哉三舟文库旧藏。1929年出版的《昭和法宝总目录》中，收有《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共著录34件，即句佛上人捐赠品。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在散录部分著录了34件藏卷，编号为散0705～0738号。王三庆在《日本所见敦煌写卷目录提要(一)》(11)中，根据其考察所得，编制了“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写经”之提要，其中前34件依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顺序编写，由此可以了解大谷大学所藏敦煌遗书的简单情况。另外，1965年出版的野上俊静编《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和1972年出版的《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续编》，刊布了其所藏38件文书的图版。遗憾的是有些文书的图版不全，只收首尾两张照片。
　　8.宁乐美术馆
　　位于奈良的宁乐美术馆也收藏有一些敦煌吐鲁番文书，其中以蒲昌府文书最为有名，它包在一个很大的锦缎书函内，函外书套上题“唐蒲昌府都督府官文残牒册”。函内有伯希和法文题跋二纸，并附有不知名者的汉译文。
　　这批文书原为上海收藏家顾鳌(字巨六)所有。1936年日本举办太平洋博览会，顾巨六便托人将这批文书带到日本，求售善价，当时恰好金祖同寓居日本，便将文书拍摄照片，于1939年在《说文月刊》1卷5期和6期上发表《唐开元二年西州屯戍烽燧残牒跋》，向国内介绍了这批文书。1939年，文书又转为张石园收藏。1940年，这批文书便成为刚刚开馆的宁乐美术馆的藏品了。
　　陈国灿、荣新江、施萍婷都考察过宁乐美术馆的藏品，陈国灿还为其编了简目，共95号，发表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3辑上。随后，陈国灿又接受宁乐美术馆馆长中村准佑的委托，对其所藏吐鲁番文书作了全面整理，完成了《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97年10月出版。该书将宁乐美术馆所藏156片吐鲁番文书作了全面探讨，将其中的110片缀合为82件录文，采用上图下文的形式刊布。余下的46片属细小残片，存字甚少，或读不成文，因此只将图版发表，未作录文。
　　该书是对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首次最全面的整理、刊布，为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从其刊布的文书可知，宁乐美术馆所藏吐鲁番文书以唐开元二年的蒲昌府文书为主体。除宁乐美术馆的藏品外，京都桥本关雪藏有蒲昌府文书3件，日比野丈夫在1973年《东方学报》第45册上也介绍了他新获见的21片蒲昌府文书。(12)日本所藏的这批蒲昌府文书，可与我国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5件蒲昌府文书相拼接。(13)
　　9.静嘉堂文库
　　静嘉堂是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于1892年创建的，它以收购日本、中国的流散古籍和文物为目的。静嘉堂文库藏有许多珍贵的汉、日文古籍以及美术品，其收藏的吐鲁番资料，外界知者甚少，国内学者更是不得其详。1990年11月，荣新江走访了静嘉堂，详阅了其所藏的吐鲁番文书，随后在1992年北京房山国际敦煌学讨论会上提交了《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14)一文。由荣氏此文可知，静嘉堂的吐鲁番文书是1935年前后由岩崎小弥太在日本购自某个中国书商。写本较残，购入时已装裱成折本形式的8册，主要是佛典断片。
　　10.天理图书馆
　　日本天理大学附属的天理图书馆，建立于19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济问题，一些图书馆和收藏家相继出售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而天理图书馆却着力收集。由于天理图书馆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主要是从旧书市场上收集的，因此其来历比较复杂，且多为散卷。其特点是张大千的旧藏品相对集中地入藏该馆。
　　由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与日本天理大学缔结为姐妹学校，中国文化大学的王三庆作为交换教授于1986～1987年赴日一年。其授课之余，以阅读汉文小说和敦煌文物为主，并重点考察了天理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除发表一些专题论文外，王先生还对天理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进行了详细考察，完成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15)他按已装裱的册子和卷轴为单位，对每种文献的名称、起讫字句、题记、印章、今人跋语等都作了详细著录，并对这些文献的来源、分类、学术价值作了说明。
　　除以上介绍外，日本还有一些零星的收藏，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法隆寺等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敦煌吐鲁番文书。
　　① 二乐庄，1908～1914年在六甲山麓营建的大谷家别墅，其中设有英国、中国、阿拉伯、埃及等室。1912～1914年作为寺院子弟教育机关附设武库中学
　　① 陈国灿：《小田义久<大谷文书研究>》，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陈国灿：《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三)》，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③ 《金匮论古综合刊》(1)，后收入氏著《选堂集林·史林》下，香港中华书局，1982。
　　④ 陈国灿：《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一)》，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辑；《敦煌研究》，1994(3)。
　　⑥ 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载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又见同氏《归义军史研究》，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⑦ 《敦煌研究》，1993(2)。
　　⑧ 台湾敦煌学研究会编：《敦煌学》第15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⑨ 《敦煌研究》，1994(3)。
　　⑩ 台湾敦煌学研究会编：《敦煌学》第15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11) 陈国灿：《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二)》，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12) 荣新江：《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4)。
　　(13) 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台北《南海》杂志社合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4) 《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