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察团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橘瑞超在敦煌、新疆的活动

 
　　早在1899年的罗马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中亚细亚探险的国际组织。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到会者有英、法、德、俄等国学者。斯坦因报告了在中国西北和阗发掘的经过及取得的成绩。各国会员决定成立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总会，由各国派遣探险团体到中亚及远东各地探险。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许多国家的学者还公布了中亚考察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而使中国西北地区更加成为东方学家和探险家们注目的地方。各国组织的考察队不断来我国西北地区，由此形成了一股争相考察中国西北的热潮。对此，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便由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大谷光瑞组织考察队，来我国西北进行考古发掘。
　　当时来中国西北考察由于路途遥远，沙漠戈壁，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有时甚至骆驼也无法行走，因此一般需要的时间较长，大多是几年。这样长时间的野外考察，没有相当的财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欧洲各国的考察队都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资助、支持下进行的。与此不同，大谷光瑞考察团则是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1876～1948年)个人的事业。当时，他作为西本愿寺法主明如上人的嗣子(后又接任法主职位)，有近1000万信徒施舍财物为基础，不存在经费问题，便组织了三次赴中国西北考察的探险队，所以我们一般将日本考察团称为大谷光瑞考察队。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门开放，与外界的交往日渐增多，随着对外界的了解和认识逐渐深入，日本佛教界对欧美基督教的传播感到不安。同时，19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界利用梵文、巴利文、藏文原典研究佛教的成绩，对建立在汉文佛典基础之上的日本佛教界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形势，西本愿寺于1890年派高楠顺次郎到伦敦，从马克斯缪勒学习梵文；1900年，第21代宗主大谷光尊派其子大谷光瑞前往伦敦等地，考察各国的宗教情形。当时的欧洲，伦敦、巴黎、柏林信息灵通，特别是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是世界地理学上的一个情报中心。大谷光瑞不仅可以看到梵文学家霍恩雷于1893年在加尔各答刊布的梵文佛典《鲍威尔写本》，而且，1897年巴黎出版的杜特雷依·德兰斯《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90～1895年)》、1899年伦敦出版的斯文·赫定的《穿越亚洲》、1901年斯坦因发表的《关于新疆考古学与地理学探险旅行的初步报告》等最新的考察收获，也极大地吸引了大谷光瑞的注意力。而大谷光瑞到伦敦时，正是斯文·赫定、斯坦因考察成功，大出风头之时，这也会大大地刺激他。正是由于这许多因素的组合，1902年8月，当大谷光瑞从伦敦回日本的时候，便决定亲历西域，利用归途在中亚考察，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大谷光瑞在伦敦停留的1902年，京都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小川琢治作为地质调查所成员也在欧洲旅行、访学。当“小川琢治在伦敦访问光瑞的时候，西本愿寺的留学生正计划通过中央亚细亚回国，这时候小川琢治也想同行，但由于他系官费旅行有时间的限制，未能成行。大谷光瑞、渡边哲信、堀贤雄，意气风发，如果地理学者小川琢治参加了中央亚细亚的旅行，见到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一定能够为当时的日本获得更详细的资料。实在遗憾!”①
　　1902年8月15日，大谷光瑞率领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自伦敦出发，经柏林、莫斯科，乘火车东南行，然后越帕米尔，于9月21日到达喀什。在这里他们决定分兵两路，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留在新疆，在西域考察，大谷光瑞、井上弘圆、本多惠隆三人去印度考察佛教遗迹。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塔什库尔干为大谷光瑞等送行，得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帮助。当时英国为了与俄国争霸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纯粹的军用道路，外国人不得涉足。恰好1902年1月缔结了日英同盟，大谷光瑞由于和皇室的特殊关系(其妻筹于是贞明皇后之姐)，便通过皇家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②随后大谷光瑞得到了父亲大谷光尊逝去的讣告，急忙回国，继任为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而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则继续进行西域考察，因此，大谷光瑞考察团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是渡边哲信和堀贤雄进行的。
　　渡边哲信和堀贤雄送走大谷光瑞等人后，1903年1月到达和阗，然后又北上阿克苏，3月到达古迹众多的库车，对其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苏巴什等古迹遗址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考古调查。9月3日到达吐鲁番，发掘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据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记载：“考察高昌故城，为西域所见最大城址。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博士在这里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遗址内有一座大塔，周围规整地排列着许多小塔，我们拍摄了照片……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了一块残石碑。”“出吐鲁番城西门西行……也有一座大的故城遗址，佛寺废墟很多，可见千古佛教三宝之隆盛……河谷断崖上保存有石窟，是往古的千佛洞之一。根据地理方位判断，这里就是《西域图志》中所记招哈和屯，故城遗址是汉代的交河城无疑。”③渡边的日记虽然没有注明他们在库车、吐鲁番的收获物，但从日本所藏大谷探险队劫获的文物可知，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考察吐鲁番后，他们又到达乌鲁木齐，再经哈密、兰州、西安，于1904年5月携带收集品回国，从而结束了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中亚考察(1902～1904年)。
　　西本愿寺的第二次西域探险开始于1908年，这次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中国西北。他们于1908年6月16日从北京出发，出张家口，北越戈壁，进入外蒙古，考察了鄂尔浑河畔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的遗迹。然后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南下鄂尔多斯，越阿尔泰山，考察了天山北麓的唐王朝北庭都护府遗址。10月26日，考察队进入乌鲁木齐，11月初到达吐鲁番，他们对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木头沟、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等古代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劫获了丰富的宝藏。
　　1909年2月，他们两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下罗布泊，考察了楼兰故城，然后沿南道西行，到达喀什。野村荣三郎则沿着北道，经库车、阿克苏，于7月到达喀什，与橘瑞超会合。然后他们在叶城和莎车做了些零星的发掘后，于9月30日离开莎车前往印度。10月18日翻越喀喇昆仑山，10月27日到达列城，11月5日在斯利那加与在克什米尔访问的大谷光瑞会合后便返回日本，从而结束了大谷光瑞考察队的第二次中亚探险(1908～1909年)。
　　第二次中亚考察是日本三次西域探险收获最大的一次，但橘瑞超的旅行日记在发表之前失火烧毁了，而其演讲稿《新疆探险记》则没有描述详细的发掘情况。幸运的是，野村荣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记》由于收入《新西域记》而保存了下来，从而使我们能够比较简略地了解他们在吐鲁番地区的考察活动。
　　11月10日，两人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吐鲁番。15日到达吐鲁番城，“第二天到衙门拜访曾炳潢氏，呈上乌鲁木齐布政使王树柟的书信，获得允许在吐鲁番进行考察”。
　　11月19日，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看了交河故城，并“雇佣20人，发掘南面的遗址，获得古文书若干”。20日，“在破城南部获得写有一两个字的残纸片5件；在西北角获得许多文书；在南面获得佛像壁画”。21日，“在其西南面获得一些佛经残片”。22日雇佣30人，在六个地点进行挖掘，“获得丈余的长卷，佛经残片约百件。在河谷右崖洞窟内获得壁画4块、泥塑佛像头5个。所获长卷是一件基本完整的回鹘文卷子”。④
　　以上只是11月19～22日四天内，在交河故城的考察发掘收获，而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的考察，以故城、石窟、古塔址等地面古迹为对象，并大量雇佣工人挖掘，获得了大量的佛像、佛经卷子、壁画、绘画、钱币及其他古文书等。他们在吐鲁番的考古挖掘活动及所得，从上引4天内的日记就可见一斑了。
　　大谷光瑞考察团第二次中亚探险，除了吐鲁番地区的考古活动外，还有一重要的活动，即橘瑞超在楼兰的考古发掘。
　　吐鲁番考察结束后，他们于2月21日到达库尔勒，然后野村沿着天山南路，沿途发掘、调查，前往喀什，而橘瑞超则向南横穿罗布沙漠，寻找楼兰。为什么橘瑞超的目的如此明确，一定要去楼兰呢?
　　当时的楼兰，还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斯文·赫定在其报告中说古代楼兰王国是信奉佛教的，法显的《佛国记》中也讲到楼兰(鄯善国)有4000多僧人，全是小乘教。但其信仰的是哪宗的佛教?其艺术形式如何?却不得而知。作为佛教组织的西本愿寺，自然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因此，大谷光瑞便指示橘瑞超前往楼兰，更加详细地调查佛教遗迹。
　　众所周知，国外最早提到楼兰，是在斯文·赫定的考古报告中，他于1901年3月发现了楼兰。后来斯文·赫定将其游记《中央亚细亚与西藏》1903年的英译本寄赠给大谷光瑞，大谷光瑞特意复信感谢。后来斯文·赫定又给大谷光瑞寄赠了其学术报告《中央亚细亚旅行的科学报告》(1899～1902年)第一卷《塔里木河》。但有关楼兰的一些问题仍然是大体的推测，仅仅根据旅行记来判断其正确位置是很困难的。因此大谷光瑞很想通过斯文·赫定了解详细情况。
　　1908年秋，大谷光瑞听说斯文·赫定结束西藏探险后到了印度，他便致电祝贺并劝说斯文·赫定来日本一游，大谷光瑞的邀清得到了东京地理学会和文部省的支持。斯文·赫定也接受了这一邀请，于1908年11月到日本访问。12月2日斯文·赫定到了京都，受到了西本愿寺的热情接待。当晚斯文·赫定就住在了西本愿寺。橘瑞超的学生金子民雄认为，当斯文·赫定住在西本愿寺的这一天，大谷光瑞必定要向斯文·赫定谈到，现在18岁的橘瑞超正在中亚旅行，想让他进入楼兰，怎么才能到达那里?当时除斯文·赫定外，斯坦因也于1906年进入楼兰，并在他们的报告中报道了这一情况，因此楼兰已经不是秘密了，于是斯文·赫定便仔细回答了大谷光瑞提出的问题。斯文·赫定在京都共逗留了10天，于12月12日离开京都，斯文·赫定离开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大谷光瑞就给在吐鲁番的橘瑞超发了电报，电报的内容是：⑤
　　寄吐鲁番 橘瑞超先生收
　　2588 90级 2590 41级 我们谈起你。
　　有一石塔位于东西165，找到它，现寄去钱 收到
　　继续发掘 260有错。
　　大谷光瑞
　　1908年12月13日于东京
　　电报是用橘瑞超与大谷共同商定的密码拍发的，但时过60年，橘瑞超早已忘记了密码，也就是说，连收电人也记不起它实际上说的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2588”、“2590”是楼兰故城的经纬度。由此可说，大谷光瑞从斯文·赫定口中探知楼兰的坐标后，立即用电报向橘瑞超通报了当时只有斯文·赫定才知道的楼兰故城(即斯坦因的L.A)经纬度，这就等于把楼兰城的城门钥匙赠给了他。
　　橘瑞超在楼兰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探险，获取了一批极为重要的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柏文书》。关于“李柏”，《晋书》卷八十六《张轨列传》曰：“咸和初……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此事在《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卷》中也有记载，并且将“咸和初”具体记为“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张轨原为西晋的凉州刺史，西晋灭亡后，张轨为了表示对西晋的效忠，仍使用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而不用东晋的建武年号。张轨死后，其子张实、张茂一直占有凉州，到其孙张骏于公元325年掌握政权后，便称凉王，史称前凉。李柏原为西晋西域长史，后归属前凉，赵贞为西晋戊己校尉，驻古高昌地。橘瑞超所发现的“李柏文书”正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两纸首尾基本完整的信稿及与信稿有关的断片。主要内容有四纸：
　　1.尚书
　　臣柏言：焉耆王龙
　　月十五日
　　2.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别来□□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
　　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
　　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
　　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符大往相闻通
　　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3.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
　　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相问，常
　　怀思想不知亲相念□
　　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
　　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
　　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
　　严参事往，未知到来，今
　　遣使符大往通消息，
　　书不尽意。李柏顿
　　首顿首。
　　4.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五
　　从第一纸文书看，这是李柏呈张骏表文的残件，旨在报告焉耆王龙□的事情。第二、第三纸是书吏根据李柏的授意同时起草给两个以上西域国王的信稿，这些信稿中当然可能包括给焉耆王龙□的在内。⑥
　　焉耆王龙氏，《晋书》卷九七《四夷列传》焉耆条曰：“焉耆国……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剖胁生子，曰会，立之为世子。”又曰：“会少而勇杰，安病笃，谓会曰：‘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葱岭以东莫不率服。”从此可知，焉耆王龙会在当时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势力是很大的，“李柏文书”的发现对研究西晋、前凉政权统治西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书信中提到的海头对于探索楼兰史地亦有重要价值。
　　大谷光瑞探险队第三次中亚探险开始于1910年，结束于1914年，是西本愿寺的最后一次远征。第二次探险结束后，橘瑞超便随从大谷光瑞游览了埃及、罗马、伦敦。在欧洲，他会见了斯坦因，受到了不少教益；访问了瑞典，会见了斯文·赫定；又从法兰西的伯希和、德意志的勒柯克等人那里得到了各种有关中亚的最新情况和知识。1910年8月，橘瑞超携雇佣的仆人、英国人霍·布斯，经圣彼得堡、西伯利亚进入我国新疆，他首先到吐鲁番，进行了一个月的发掘。到了12月上旬，他便让霍·布斯携带吐鲁番的发掘品前往库车等他，而橘瑞超本人则又去上一次发现“李柏文书”的楼兰，剥取了米兰遗址壁画。1911年2月，他从且末出发，从南往北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历时20天，到达塔里木河畔。原计划在库车与吐鲁番分手的英国青年霍·布斯相会。到达库车后，得知霍·布斯患天花死去，遗体运到喀什，寄放在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里。橘瑞超便赶往喀什，埋葬了霍·布斯。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了日本来的电报，得知大谷光瑞法主的夫人筹子去世了。“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此时此地，接到这封悲伤的电报。刚刚失去了霍·布斯，现在贵夫人又去世了”⑦。在喀什待了20多天后，他便于4月前往和阗发掘古物。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国内局势比较混乱，同时，已较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有些焦急，便于同年年初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汉口、兰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拍摄了敦煌千佛洞的部分洞窟。
　　在敦煌期间，吉川小一郎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打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趁等待橘瑞超的机会骗购敦煌文书。根据吉川小一郎的《敦煌见闻》披露，10月10日，吉川就带从仆去了千佛洞，“打算和僧人交涉，获取藏于此洞内的唐经。经过长时间的商谈，终于达到了目的”。10月14日“晚上维吾尔人阿米达洪送来一卷唐经”。10月16日，再次来到千佛洞，“直接进入洞内，取了经文的残片”。并住在千佛洞，对其进行参观照相。23日“早晨仔细察看洞窟，在众多的佛像中，选出两尊做工最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装入行李”。12月23日，“千佛洞的僧人来了。听他说，为了修理洞窟，与肃州进行了交涉，但因为是非常时期，没能从衙门要到大笔钱。因此来我这儿，想卖掉所藏的唐经。但我看他拿来的东西质量都不太好。我让他拿一些更好的东西来，他却不肯痛快答应”。1912年元旦，由于敦煌县换了知县，前知县申端元“要去肃州，所以前来告别。作为礼品，送给我一卷唐经”。1月7日，“千佛洞的僧人拿了些像蒙古文字那样的经来了，但我不会鉴定，要等橘氏来”⑧。
　　这时，橘瑞超装扮成维吾尔人也正由若羌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上了一个从敦煌回来的维吾尔人。那人说，“敦煌有一个日本人，滞留三四个月了。说罗布方面有一个日本人要来”，“另外一个日本人是从若羌方面来的”，“我带着那位日本人的一封信”。由于橘瑞超扮作维吾尔人，并用维语和他交谈，故维吾尔人不知道橘瑞超是日本人。橘瑞超接过信一看，信封上是中国若羌官府、背面署名吉川小一郎。便对那人说：“我知道他们正找的那个日本人，过两三天带着骆驼队也顺着这条路来，我就是那个日本人雇的先遣人员，让我把这封信转交本人吧。交给若羌官员的话，本人已经不在了。”那个维吾尔人走后，“我立即打开信，我深入西藏高原的时候，中国发生了革命，法主大谷光瑞师担心我处境危险，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于是向驻在新疆的各国领事馆打电报，委托北京政府，做了各种努力寻找我的踪迹，由于我生死不明，特意派吉川小一郎来中国寻找”⑨。
　　得到这一信息后，橘瑞超便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向敦煌赶去。1912年1月26日，在敦煌与吉川小一郎相会。2月中旬，橘瑞超参观了千佛洞，但敦煌遗书经斯坦因、伯希和盗劫后，中国政府又将剩余部分运到了北京，这样敦煌就没有大批遗书供他们搜集了。“我和吉川君一起搜集古物，发掘故城址等，由于时间关系而未充分获得研究资料，是很遗憾的”，“我搜集斯坦因博士拿剩的东西，以及寺僧们隐藏放置的东西，先后带回国来”。⑩
　　在敦煌时，大谷光瑞就已命橘瑞超回国。“根据法主的命令，中国处于革命动乱中，经北京回国是很危险的，要取天山北路到俄国鄂木斯克，从那里坐火车走西伯利亚干线火速回国”。但橘瑞超不甘心随意放弃在中国的探险，他让吉川先去吐鲁番，自己则想“由安西沿北纬40度经阿拉善蒙古到鄂尔多斯的归化城附近探险”。当他到安西时，又收到了两份电报：“如果到达安西，应中止在中国内地的旅行，立即回日本。”(11)这样，橘瑞超便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就赶上吉川小一郎，一起经哈密到了吐鲁番。他们在吐鲁番发掘了一些古物后，决定吉川继续留在吐鲁番工作，橘瑞超则到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的俄国领事馆里，俄国领事对橘瑞超说：“我国驻东京大使，受大谷光瑞伯爵的委托，搜索你的消息；日本驻俄国的本野大使也委托我国外交部，寻找你的行踪。一直得不到消息，听说安西出现一个日本青年，我想可能是你，立即发去了电报。中国现在发生革命动乱，在内地旅行是很危险的，大谷伯爵希望你尽快平安回国。由乌鲁木齐立即北上取道西伯利亚干线回国，路费由本领事馆为你准备。”(12)这样，橘瑞超便经西伯利亚铁路回了日本。1913年2月，吉川小一郎也离开吐鲁番，经焉耆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遗址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肃州等地，于1914年5月回到北京。从而结束了日本第三次中亚探险(1910～1914年)。
　　与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斯文·赫定等考察团不同的是，大谷光瑞考察团既不是由博物馆等学术团体资助派遣；其成员本身也不是学者，尤其是他们的考察范围很广，似乎不像他们所标榜的仅仅是为了考察佛教古迹。因此有人将日本的西域考察称为“间谍探险”，英国情报机关把橘瑞超看成间谍。甚至日本也有传闻说大谷探险队兼搞军事情报。对此，《大谷光瑞》一书的作者杉森久英说：“因为关系到当时的军事机密，所以公文书、证据等都没有留下。从光瑞先生不断地对亚洲问题的发言来看，从他和军人接触的办法等来看，那样的事实可以说当然是有的，没有的活才怪呢?”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说：“日俄战争(1904年)前两年那种紧张状况中，带着大批行李要在俄国领土上旅行，被怀疑也是没有办法的。”(13)而橘瑞超的学生、日本学者金子民雄在介绍《中亚探险》这本书时，曾这样说：
　　西本愿寺的西域探险，说到底是以佛教东渐史和佛教遗迹的研究为目的，是学术活动。可是，世界上都以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调查，对于西本愿寺的行动，关心中央亚细亚的英国、俄国、中国要怀疑其是在佛教掩盖下收集情报，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新疆有利害关系的英国和俄国，在新疆各地建立有间谍网，新去那里的日本可能插足。俄国和中国在伊犁地区出现的边境问题，日木军部特别关心，也需要这里的情报。1880年，驻俄国代理公使西德二郎从俄国方面进入伊犁，在伊犁事件一触即发之迹巡视了伊犁。12年后的1892年，有名的福岛安正少佐开始了单骑远征西伯利亚，这时候，他最大的目标就是伊犁，可见其重要性。
　　1908年橘瑞超师作为西本愿寺第二次西域探险队成员进入新疆的时候，当时乌鲁木齐和伊犁方面有外交部派出的林出贤次郎。林出是日俄战争期间1905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二期学生，向院长根津一说过想去新疆。这时候根津一从日英同盟的关系分析，日英两国调查研究外蒙经新疆到印度之间的形势，可以达成互通情报的协议。分担的区域，从印度到新疆的喀什属英国，喀什以北至外蒙一带归日本。外交部要求提出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人选，于是林出贤次郎被推荐到了新疆。
　　橘瑞超师与这位林出贤次郎接触后，对在新疆应该注意的问题得到了许多忠告。1910年，橘师第二次进入乌鲁木齐的时候，林出已经回国，没有见到他。
　　英国方面开始感觉橘瑞超师的活动系间谍行动，因为他在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喀什、叶尔羌、和阗等地区进行了绘图、测量。其实即使什么类似的行动都没有，还是会被怀疑的。
　　俄国怀疑西本愿寺西域探险队是日本军部的情报员，有着同样的时代背景。那是1901年，潜入西藏首府拉萨的河口慧海秘密给他的藏语老师写过一封信，信中揭露了俄国在拉萨进行渗透的阴谋，指出十三世达赖喇嘛以俄国沙皇的密使为心腹，西藏早晚要落入沙俄的控制之下。这个消息迅速传到印度外交部，感到危险的外交部，托西藏使节与西藏方面进行了反复的交涉，结果关系破裂。日俄战争期间的1904年，拉萨被英印军队占领。英印军队侵入拉萨，还是起源于河口慧海的情报。现在，相信他是日本军部潜入的间谍的外国人很多，而他那位以学者身份知名的藏语老师，是一个英国间谍。(14)
　　橘瑞超是否为日本的间谍?其在中亚的考察是否应称为“间谍探险”?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比较可靠的材料。但从当时俄、英、日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野心，从金子民雄近乎辩解的说明中，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否定英国将其称为“间谍活动”的说法。
　　① 〔日〕金子民雄：《橘瑞超<中亚探险>前言》，载〔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译：《中亚探险》，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② 〔日〕金子民雄：《橘瑞超<中亚探险>前言》。
　　③ 〔日〕小笠原宣秀：《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带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综述》，载《中亚探险·附录》。
　　④ 〔日〕小笠原宣秀：《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带来的吐鲁番山土文书综述》，载《中亚探险·附录》。
　　⑤ 杨镰：《荒漠独行——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70～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⑥ 余太山：《关于“李柏文书”》，载《西域研究》，1995(1)。
　　⑦ 《中亚探险》，35～36页。
　　⑧ 〔日〕吉川小一郎：《敦煌见闻》，载〔日〕大谷光瑞等著，章莹译：《丝路探险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⑨ 《中亚探险》，77页。
　　⑩ 《中亚探险》，84页。
　　(11) 《中亚探险》，92～93页。
　　(12) 《中亚探险》，99页。
　　(13) 〔日〕杉森久英、藤枝晃：《有关大谷探险队的答问》，载《敦煌研究》，1994(4)。
　　(14) 〔日〕金子民雄：《橘瑞超<中亚探险>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