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对敦煌及中国西北的考察——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

 
　　当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都来敦煌盗宝时，俄国人也不甘落后，积极筹措，前来“分享”珍宝。事实上，早在1879年沙俄军官出身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第三次中亚探查行纪中就已经提到千佛洞；罗波洛夫斯基在1893～1895年探查报告中也简略提到了千佛洞，而沙皇俄国劫掠敦煌遗书的代表人物则是鄂登堡。
　　第一节 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
　　鄂登堡对敦煌遗书的劫夺，是在所谓的“俄国委员会”①主持下进行的。
　　“俄国委员会”是号称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的简称。19世纪后半叶，西方各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已多次涉足中国的西北地区。其中俄国考察家曾来敦煌考察的就有：1881年H.M.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团和1894年罗波洛夫斯基考察团。他们对敦煌石窟作了考察，并在报告中作了简单的描述，但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兴趣。
　　1891年，由于C.Ф.鄂登堡的建议，俄国考古协会东方分会向俄国驻喀什领事H.Ф.彼得罗夫斯基询问有关西域(新疆)存有古代文书事宜。彼得罗夫斯基回答说：他已在多处发现佛教艺术古代文物，因而必须立即派遣俄国考察团对那些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进行考察。
　　由于当时俄、英两国在中国新疆、西藏的争夺，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的争夺，因此，俄国驻喀什领事馆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它不仅为俄国考察家、探险家提供服务，而且还为其他有关国家提供方便。如斯文·赫定每次来新疆都在这个领事馆做沙漠探险前的准备工作；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芬兰考察队的曼那海姆，法国考察队的伯希和等，都曾得到过俄国驻喀什领事馆的接待。
　　从1882年起，彼得洛夫斯基就开始担任俄国驻喀什领事馆的总领事，直到1903年离任。在他任职的这21年中间，经他之手流入俄国的中国古迹文物数以万计。当然，他本人只是在喀什及周围地区做过零星考古调查，所获文物大部分是购买的，主要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觅宝人吐尔迪、和阗的文物贩子伊斯兰阿洪、库车商贩古拉姆·卡迪尔。同时，彼得洛夫斯基还多次在俄国杂志上撰文，提醒俄国学者注意塔克拉玛干古物，并将大批新疆古物运回俄国，交鄂登堡研究。由于健康原因，彼得洛夫斯基于1903年退休，在塔什干②安度晚年。1905年，他把手中的最后一批古代手稿捐献给了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1908年，彼得洛夫斯基在塔什干去世。③
　　1898年，俄国地理协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向东亚派出了由克列门兹率领的第一支科学考察团，并获得了许多考察成果，他给彼得堡带回了古代文物、公元1世纪佛教艺术以及汉文、藏文与梵文经卷样品。鄂登堡便根据彼得洛夫斯基和克列门兹所获材料，提请沙皇政府组织一支西域(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团。可是沙皇政府并未立即答复。④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了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俄国东方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盗掘活动和劫走的文书，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垂涎，会上一些人“吁请”俄国政府及有关机构继续进行克列门兹的工作，拉德洛夫遂向大会提出了建立一个国际协会的提议。他的提案被通过，于是决定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而以彼得堡俄国委员会为“协会”的中心委员会，俄国学者受委托拟订协会的章程草案。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东方学家大会审查批准了这一章程草案，并由拉德洛夫和鄂登堡负责筹组俄国中心委员会。1903年2月，“俄国委员会”的章程草案经沙皇批准生效，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遂告成立，并由俄国财政部拨款5000卢布作为经费。
　　“协会”以及它的“俄国委员会”的出现，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早在19世纪中期，英、俄帝国主义者利用新疆境内发生的少数民族起义，企图进一步阴谋染指我国西北边陲，因此就需要了解我国西北部的地理和历史，而沙俄军队对伊犁地区的侵占，则有助于俄国学者、商人、军官、旅行家自由进入这一地区。其他经过中亚和中俄边境前往中国西北部的外国人也都需要得到俄国方面的协作，而俄国也需要外国学者的研究作为交流，这就是成立国际中亚和远东协会及其俄国中心委员会的背景。正如日本敦煌学家金冈照光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南进要求海港”，英国也向中亚挺进，“以与俄国对抗”，“这种中亚探查的流行，是19世纪后半叶列强政治意图的结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⑤于是沙俄政府以“科学考察的赞助者”的姿态出现，协助其他各国学者到中国西北考察。沙皇政府的眼前目的，显然就是“与学术界分享资料”。⑥这样，所谓“俄国委员会”就成为沙俄政府插手的在中国西北等地窃取科学情报的前哨组织。
　　“俄国委员会”是这样一个组织，即会章所申明的宗旨：“团结研究远东和中亚的俄国学术机关的代表们和(政府)各部的代表们。从而比负有更广泛任务的其他学术机构更能积极地从事有关中亚和东亚的研究工作。”就是广泛利用有学术兴趣的学者们的力量以组织一支专门队伍为帝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完成学术研究的任务。会章第一条规定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现存古迹，向当地人士和机构探明，首先应该研究哪些古迹，在不远的将来应对哪些民族作语言学和民族学方面的研究，以便进行“科学上的抢救”。所谓“抢救”，实质上就是盗掘、抢劫由于气候特殊而保存下来的古代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稀世文物和刺探各种情报。委员会的人员组织也十分明显地证明它是帝俄政府一手策划的以学术为幌子的殖民主义先遣队。会章规定，委员会由科学院、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考古委员会、地理学会、俄国考古学会及宫廷事务部、外交部、陆军部、财政部、国民教育部、内务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并置于外交部的直接管辖之下，外交大臣有权确定委员会成员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两名秘书的人选，委员会成员中宫廷事务部的代表是俄国殖民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陆军部的代表是总参谋部亚洲处主任瓦西里耶夫少将，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任茹科夫斯基，秘书为巴托尔德院士和民族学家施坦贝格，重要的俄国东方学家都参加了委员会。
　　“俄国委员会”从1903年成立到1918年结束，其实质性活动是派遣个人和考察队进行考察，它策划了一系列在我国的“探查”活动，委员会发起人之一鄂登堡的两次中国西北之行，也是由它派遣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119～1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3)。
　　② 原苏联中亚最大城市，乌兹别克的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现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
　　③ 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3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④ 〔俄〕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⑤ 〔日〕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21页，转引自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⑥ 达布斯：《中国土耳其斯坦探查发现史》，黄振华译为《新疆探查史》，新疆堆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76年6月内部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