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对敦煌及中国西北的考察——鄂登堡与敦煌盗宝

　　鄂登堡(1863～1934年)，是沙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少将的门徒。他1889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研究梵文和佛学，1900年成为沙俄科学院院士，1904年起任科学院常务秘书，1916年任亚洲博物馆馆长，①1917年又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中当过“教育部长”，他是劫夺中国敦煌遗书的主谋者和急先锋。②早在1903年11月1日，“协会”就接受了鄂登堡“关于装备克列门兹领导的吐鲁番、库车考古考察队的建议”，政府也赞同这一决定，并拨出一项专款用于考察，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俄国大规模的中亚考察未能实现。
　　1908年，“协会”在皇室乡间行宫举办了一次展览，向展览会提供的艺术品和考古文物是俄国协会从边疆运抵的。这次展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乃决定拨出专款用以组织新的考察，并委托鄂登堡制订一个更大范围和规模的考察计划。1908年12月16日，俄国协会就鄂登堡报告中拟定的研究计划和预算，决定组织一个以拉德洛夫为首其中包括维谢洛夫斯基、克列门兹、鄂登堡、什切恩别尔格在内的筹备小组，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讨。然后决定拨款8.5万卢布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而1909年只能拨出3.5万卢布，指派鄂登堡偕同杜丁和一个考古学家进行八个月的考察，第二年再派一个大一点的考察队，并预先从中国史料中收集有关古代地区的文献资料”，在1909年2月11日俄国协会的会议上，正式宣告政府同意这一计划。
　　1909年6月6日，以鄂登堡为队长的俄国考察队正式从彼得堡出发，其队员有画家兼照相师杜丁、矿业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考古学家卡缅斯基、考古学家助手彼特连柯。当考察队于6月22日到达楚古恰克后，鄂登堡又雇了一名翻译——霍托，③他们考察了喀什、吐鲁番和库车地区的古代遗存，盗掘劫走了大量考古文物，并从事测量和绘图。鄂登堡就其考察结果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的一次会议上作了简单报告。这次考察所劫取的文物和资料分存于爱尔米塔什博物馆④和东方学研究所档案馆。
　　这次考察结束后，鄂登堡于1910年4月5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对考察工作作了总结。会议遂决定：(1)在协会的《消息报》上刊登总结材料；(2)以协会的名义对考察队的全体成员以及给予帮助的人士致以谢意；(3)考察队运来的材料协会保有所有权。在10月2日的会议上，鄂登堡就搜集书籍、抄本、古物和民族学方面的文物情况作了演讲，并出示了考察队研究过的4本照片图册和古建筑的平面图图册。1914年，鄂登堡公开发表了考察的初步研究成果报告，这个报告作为科学著作被俄国考古协会授予最高奖赏——一枚大金质奖章。
　　由于鄂登堡在新疆考察中劫获了非常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使沙俄更加垂涎中国西北的宝藏。再加上英、德、法、瑞典等国考察队都相继来到中国西北盗窃劫掠，沙俄政府绝不愿居人之下，便对“俄国委员会”的拨款骤增，到1913年竟达10万卢布。1914年初，鄂登堡在俄国中亚与东亚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读了关于对中央亚细亚考察的方法。在1914年2月8日委员会会议备忘录上曾有如下记载：“鄂登堡指出，有些旅行——考察者的破坏性活动，根本无法谈及对历史文物与古代文献的研究，而是对其科学价值的破坏。他还提出，今后的考察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这些无与伦比的历史文物与古文献。根据鄂登堡的建议，选举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一个任务是……根据上述内容，起草告中亚与东亚研究国际协会各地方委员会书。”⑤因此，委员会于1914年5月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考察队。
　　沙俄第二次考察队仍以鄂登堡为领队，成员除杜丁和斯米尔诺夫外，还有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及十名辅助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考察的地点是敦煌石窟。这是因为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人都在敦煌劫获了大量珍贵文书，鄂登堡怎甘落伍呢?还在第一次新疆考察劫掠时，鄂登堡就对科兹洛夫表示，他有前往敦煌的“夙愿”，现在得到了政府10万卢布的拨款，不是能够如愿以偿了吗?因此鄂登堡便于1914年5月率考察队来到我国敦煌考察劫掠。
　　鄂登堡到敦煌考察的借口是寻找对中国西北地区佛教艺术遗迹进行断代的可靠依据，其真实目的是劫夺千佛洞的稀世珍宝。为了窃夺、考察千佛洞，俄国协会组织了第二次赴中国西北的考察队。1914年3月9日，协会同意了由鄂登堡制定的为时一年的考察莫高窟方案。这次考察的基本目的在于全面彻底研究古老的敦煌石窟。为此，考察团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离开彼得堡之前，就制订了各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准确地绘制洞窟总体平面图、层次平面图、剖面图与正面图，确定了摄影对象，对特别重要的东西还要进行复描，并根据原定计划，尽可能详尽地进行洞窟描述。考察团的行进路线是：塔城—奇台—乌鲁木齐—安西—哈密—敦煌千佛洞，然后绕过敦煌，经红柳园返回哈密。⑥而后，在完成预定计划的情况下，再前往吐鲁番绿洲，在那里一直考察到春天。⑦俄国协会的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始于1914年5月1日，终于1915年4月底。在考察期间，俄国协会不时收到考察队在旅途和考察地寄来的工作情况报告。鄂登堡也定期给协会写信。他在1914年6月2日从楚古恰克寄给协会的信中，附有两件维吾尔抄本的片断。7月10日，信寄自乌鲁木齐。8月4日寄自哈密，8月30日寄自安西，9月3日和10月20日寄自敦煌，最后一封信谈研究结果。从6月3日到10月25日，鄂登堡致卢德涅夫的所有信件和电报都谈到了考察队的工作和队员动身出发时的情况，这些信件和电报都在1914年11月1日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
　　考察队是1914年8月20日到达千佛洞的，鄂登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2点45分与C.M.杜金(即杜丁)到达千佛洞，顺便看了看洞窟。4点两轮车来。全都参观了，印象颇深。”到达的前三天是总的参观，只是预备性地粗略地观看了一下同窟，以便确定工作的全部进程。当时决定不再为洞窟另行编号，而是照着伯希和的编号编下去，结果只是对伯希和编号中未曾编入的洞窟作了补充。又发现了三个洞窟，分别用A、B、C作了标志。而后绘制平面图，制作壁画残片和记述洞窟情况、拍照。根据考察，他们确认“古代洞窟的凿成时间是1500多年以前，壁画保存至今是由于气候干燥之故”。千佛洞的考察一直持续到1915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关中国参战的消息令他们恐慌不安，考察团只得匆匆结束考察，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回返。他们在敦煌期间，偷绘了443个洞窟的正面图，拍摄了2000多帧照片，劫走了多种壁画(片断)、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和写本。
　　在敦煌考察期间，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的装饰壁画，进行摄影、复描、绘画及其他工作。鄂登堡交给杜丁一份摄影清单，所列均为他认为必需拍摄之物，而杜丁在其行程日记中写道：“详细内容基本由我自己选定，此外还补充了若干题目，均悉我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地确定洞窟彩画风格的。”另外，杜丁对时间不足，无法对壁画艺术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感到遗憾。⑧
　　鄂登堡考察结束后，于1915年5月2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出示了照片资料、部分平面草图、在洞窟发现的供印刷用的维吾尔活字，随后报告了研究结果。就在这次会议上，协会还接受了鄂登堡提出的建议，决定奖励那些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考察队队员。在1915年10月24日的会议上，鄂登堡向协会提交了由罗姆贝格在考察期间、主要是在千佛洞中所完成的彩色图画，这些画还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在莫高窟考察期间，考察团成员还对千佛洞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如塑像、窟檐、顶部、四壁和底部等，都力争用数字与字母标明。鄂登堡和他的助手们所编的目录，与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可以互相补充。从总体上看，鄂登堡的目录详尽些，谢稚柳的《叙录》完整些。但有一点应该注意，即自1915年鄂登堡考察团离开敦煌后，无人看管的石窟继续成为外国人和邻近村落居民寻觅古董的目标，如美国人华尔纳就在1923年偷剥了一些壁画，运走了一身塑像；白俄士兵还在洞窟中住宿，使许多壁画被严重熏黑。再加上自然的破坏，石庙的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正是从这个角度说，鄂登堡的目录与伯希和的石窟笔记和照片一样，具有特殊的价值，即可以看到20世纪初的原貌。
　　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说，鄂登堡在敦煌盗窃的遗书，是其“借助于现代科学方法，在发掘1914年已经以为是空了的莫高窟藏书室时，发现了这些写本，并于1914～1915年俄国进行的土耳其斯坦考察中，合法地运了来”⑨。所谓“发掘”，这是违背敦煌遗书之发现基本常识的。苏联另一学者蒙西科夫说，鄂登堡“成功地从当地居民中间搜集了许多写本”，他认为发掘工作在鄂登堡的搜集中很可能仅占无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写本是从敦煌地区居民的手里所获取的。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苏联所藏敦煌遗书为什么大部分是碎片，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1910年北京政府运走敦煌文书时，把许多文献，主要是一些碎小的遗书都遗弃而留下来了。另外，政府当局对藏文文献毫无兴趣，也没有收集运走，就在当地遗留了大量的藏文文献，从而使鄂登堡也劫获了一部分藏文文书。(11)
　　鄂登堡考察团在敦煌的考察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鄂登堡旅行日记和其他考察人员笔记两本。
　　2.关于莫高窟洞窟的著录，共著录洞窟177个。著录笔记共6本。
　　3.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用描图纸作的线描图。
　　4.杜丁关于敦煌壁画的笔记。
　　5.全部摄影黑白图片资料约2000张。
　　6.实测图和平面图。(12)
　　鄂登堡考察团返回彼得堡后，他们的资料分成两部分：写卷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藏；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等存放到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各博物馆，后来几经搬迁，现全部收藏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宫殿沿岸街34号，是俄罗斯最大的一座国家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该馆现设7个部：俄罗斯文化部、文化和艺术品部、东方文化和艺术品部(简称东方部)、原始社会文化和艺术品部、希腊罗马文化和艺术品部、科学教育部、修复保护部。东方部成立于1920年，成立初期称伊斯兰东方部。1931年，古代东方部和拜占庭部与之合并，成为苏联研究东方文化史的重要中心之一。(13)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敦煌文物收藏品，包括雕塑、壁画、绢画、纸画和麻布画以及丝织品残片等。其中佛幡与麻纸画佛像残卷43件，壁画14幅，大塑像4尊，小塑像24尊，织物样品58件，写卷残卷8件，摹图、照片近2000张。(14)
　　① 亚洲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是今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前身，1930年5月，在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东方学家委员会和突厥语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该东方学研究所1960～1967年曾改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迁至莫斯科时在列宁格勒设立了分所。该分所于1956年在原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手稿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② 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③ 〔苏〕纳季洛娃：《谢·菲·奥里登堡对东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续建宜译文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2)。
　　④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成立于1764年，所属东方部成立于1920年，鄂登堡对东方部的建立给予过积极支持。该部主要收采、整理和研究东方文物、绘画及其他文献资料。
　　⑤ 《俄国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备忘录》，转引自〔俄〕Л.E.斯卡奇科夫：《1914年至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⑥ 《俄国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备忘录》，转引自〔俄〕Л.E.斯卡奇科夫：《1914年至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⑦ 〔苏〕纳季洛娃：《谢·菲·奥里登堡对东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
　　⑧ 《俄国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备忘录》，转引自〔俄〕Л.E.斯卡奇科夫：《1914年至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⑨ 〔苏〕费德林：《敦煌写本(论文学的相互关系)》，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67(5)。耿昇译文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⑩ 〔苏〕蒙西科夫(即孟列夫)：《论古代中国的写本文献》，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67(5)。
　　(11) 〔日〕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论》，耿昇译文载《敦煌译丛》。
　　(12) 张惠明：《1896～1915年俄国人在中国丝路探险与中国佛教艺术品的流失》，载《敦煌研究》，1993(1)。
　　(13) 〔俄〕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
　　(14) 宋晓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及所藏中国学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