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与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乃至宋初，官府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敦煌所出社会生活文书，虽然大部分残缺不全，但却是这一时期仅存下来的官府档案，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必然会使我们对魏晋隋唐五代及宋初的历史有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获得新进展。
　　敦煌遗书中的历史学资料极为丰富，有的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籍之讹误，特别是一些有关西北边陲史地研究的资料，尤为可贵，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第一节 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的史学材料包括法制文书、官府文书、田制文书、户籍、手实、差科簿及与计账有关的资料、赋役制文书、寺院经济资料、各种契约以及有关公廨钱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例如律、令、格、式是唐代法制文书的主体。唐律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但令、格、式却大多都散失了。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因而无法了解唐代令、格、式的详细情况。而敦煌遗书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格、式，如《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P.4634、S.1880、S.3375、S.11446)、P.2819《开元公式令残卷》、P.3087和S.4673《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S.1344《开元户部格残卷》、北图周字51号《开元职方格断片》、P.4978《开元兵部选格断片》、P.4745《贞观吏部式断片》、P.2507《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等等，虽然都有残缺，但却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这些令、格、式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唐代官制、法制及水利灌溉多方面的原始史料，可补一般文献史籍之不足。①
　　《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虽然首部和中部残缺甚多，但还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宫诸府的职员分布及职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令的一些具体情况。②如东宫“司经局：洗马二人(掌经史图籍，判局事)，书令史二人(掌行署文案。余局书今史准此)，书史四人(掌同书令史)，校书四人(掌雠校经籍)，正字二人(掌刊正文字)，典书二人(掌四部经籍，行署校写功程料度文案)，装书生四人(掌装潢经籍)，楷书令史卅人(掌写经籍)，掌固四人。典膳局：典膳监二人(掌监膳食，进食先尝，判局事)，丞二人(掌检校局事。若监并无，则一人判局事。余准此)，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主食六人(掌调和鼎味之食)，典食二百人(掌造膳食及器皿之事)，掌固四人。药藏局：药藏监二人(掌合和药，判局事)，丞二人，书令史一人，书吏二人，侍医四人(掌和药、诊候)，典药九人(掌供进药)，药童十二人(掌捣节诸药)，掌固六人”。这卷文书共215行，钤有多方“凉州都督府之印”，卷尾并有“沙州写律令典赵元简初校”、“典田怀悟再校”及“凉州法曹参军王义”等字样，这说明此卷唐令残卷乃凉州都督府作为正式文书保存之官写本，其权威性无可置疑。③
　　在赋役，田制方面，敦煌遗书的价值也是如此。如S.0113《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是目前所知留存下来的十六国时代唯一的一件户籍，该写本前残后缺，只保留有兵裴晟、散阴怀、兵裴保、散吕沾石，兵吕德年、大府吏隋嵩、散隋杨、散唐黄等八户的户籍。从这八户户主前的称谓可知，当时将户分为兵、散、大府吏等类，每户的人口又据年龄性别区分为丁男、次男、小男、女几种，这基本上是西晋户调式的延续，但在丁、次的标准上又略有变通。《晋书·食货志》载：“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上为老小。”但在西凉户籍残卷中，女口不分丁、次，吕沾石和吕德年17岁的男子都为小男，裴晟25岁的男子仍为次男，与晋初的情况不同。这或许与当时敦煌国泰民安、人口较多有关。即使这样，这份户籍残卷对我们了解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户籍制的演变还是十分重要的。
　　再如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残卷》，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赋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书。由于北朝均田制的情况，文献记载过于简略，致使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圆满解决，因此，文书残卷成为深入研究北朝均田制度的宝贵资科。此件文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关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如田制就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等内容；丁户有老、丁、女、贱、婢等等；纳税量词有石、升、斗、斤、两、匹、尺、围、等等。通过对这件文书的多角度和各个侧面的研究，可以了解北朝田制及赋税制度的许多问题，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
　　① 王永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载《文史知识》，1985(6)。
　　② 李锦绣：《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考释兼论唐前期东宫王府官设置变化》，见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③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198页，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