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与历史研究——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

　　敦煌遗书的发现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纠正或补充了一些课题的已有结论，并使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如关于唐代均田制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探讨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唐代的均田制是否实行?其实行的情况与唐田令的规定是否一致?对此学术界进行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但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通过对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研究，从而证明唐代均田制确实实行了，并基本上是按照唐田令的规定实行的。据历史文献记载，唐初武德七年田令规定：“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①。
　　唐开元七年田令规定：“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若应收受(应作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亲自给授，十二月内毕。②”
　　这两次田令中规定的“收田”(从受田农民方面讲就是“退田”)、“授田”，也就是“给田”(从受田农民方面讲就是“受田”)，是实行均田制的两个重要环节。因此，要了解均田制是否真的实行以及实行的具体情况，就要找到关于退田、给田以及欠田的具体记录，然而这样的具体记录在一般文献中是找不到的。而保留至今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退田文书、给田文书和欠田文书恰好是当时的具体记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材料。③
　　敦煌文书P.2822《唐先天二年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P.3877《开元四年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P.3897《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P.2684《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莫高乡籍》，P.2719《天宝三载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S.4583《天宝三载敦煌县效谷乡□□里籍》，《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P.2596、3354等)，S.0514《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等等，都有许多有关实行均田制的具体记载。如P.3669《武则天圣历三年帐后沙州敦煌县效谷乡户籍残卷》所载某户田籍：
　　贰拾捌亩已受
　　合应受田捌拾壹亩
　　五十三亩末受
　　一段拾贰亩永业(四至略)
　　一段五亩永业
　　一段五亩(三亩永业，二亩口分)
　　一段六亩口分
　　同卷所载常辨才户田籍：
　　十八亩永业
　　拾捌亩已受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一亩居住园宅
　　一顷一十三亩未受
　　上引文书将每户应受田数、已受田数、未受田数、已受永业田和口分田总数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其他文书中还有许多有关退田、欠田的记载。通过对这些文书的整理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均田制确实实行了。至于授田亩数严重不足等，则是均田制实行过程中的问题。另如玄武门之变，乃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能夺取玄武门的控制权?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何能杀建成、元吉，夺取皇帝的宝座?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文献记载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终不得其解。可喜的是，敦煌文书的有关资料，为我们了解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提供了一把锁钥。
　　《通鉴》卷191高祖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六月—日)条载：
　　尉迟敬德曰：王(太宗)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德已乎!庚申(六月四日)，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
　　由此可知，此时世民与建成、元吉的矛盾到了你死我活的最后时刻。在这种危急关头，太宗居然能够把亲兵八百人执枪披甲地遣入宫内，并在六月四日亲自率长孙无忌埋伏到宫廷要地——玄武门，其原因何在呢?
　　从史料记载双方的激战可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以玄武门宿卫兵及世民秦府兵为一方，以建成东宫兵及元吉齐府兵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战斗情况看，太宗的情势是很危险的，因此，常何及其所领宿卫兵是否忠于太宗，则是关系到世民成败的关键。由此可知玄武门事变中太宗之成功，主要是由于玄武门之宿卫常何及其部下转向太宗。同时说明，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建立了重大功勋。
　　我们知道，在六月四日事件中，玄武门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建成、元吉为何不加防备?太宗死党为何能事先占据此要害之地?这都需从当时玄武门守将常何处寻找答案。
　　常何，乃隋末唐初的一个重要人物。但由于《隋书》中未提到常何，两唐书只在《马周传》、《东夷传·高丽》、《李密传》和《太宗本纪》中简略提及，且语焉不洋，因此长期以来对常何的研究甚少。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卷李义府撰《常何墓碑》，从而为我们研究常何其人及隋末唐初的政治史提供了宝贵材料。④
　　据P.2640《常何墓碑》载：
　　太宗文皇帝出讨东都，以公为左右骁骑。……令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勣穷追员朗……(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从《常何墓碑》记载可知，在玄武门事变之前，常何曾于武德四年随李世民出讨东都，一年后又从建成讨平河北，之后又成为李勣的部下。与世民、建成都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更不是他们的心腹亲随。而这正是太宗能够用重金收买常何及其部下的有利条件，而建成也因常何是其旧部而不怀疑。正由于此故，所以“太宗能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预伏其徒党于玄武门，而守卫将士亦竟不之发觉。建成、元吉虽先有警告，而不以为意者，殆必以常何辈守卫玄武门之将士至少非太宗之党徒也”⑤。
　　太宗收买常何后，将其安插在玄武门驻守，帮助其发动事变，争夺皇位。《常何墓碑》所说“趋奉藩朝，参闻霸略”，即指此而言。
　　关于太宗杀兄夺位之事，S.2630《唐太宗入冥记》中也有曲折的反映。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在唐代是讳莫能言的，但《唐太宗入冥记》(以下简称《入冥记》)则巧妙地让冤魂在冥司诉讼。它将人世间的徇私舞弊丑剧移在地狱演出，让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向司命判官营私行贿。
　　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对唐太宗入冥故事有所记载，但只提到“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对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冥官”与太宗的问答却避而不谈。但敦煌本《入冥记》残卷，却提供了这个故事的较为详细的内容。如在叙述太宗到了地狱冥司的种种心态后，接着写道：
　　皇帝遂依崔子玉所请，进步而行。崔子玉前，皇帝随后，入得屏墙内东面，见有廿所已来，皇帝问从者：“第六曹司内有两人哭为何事?得尔许哀”。崔子玉奏曰：“不是余人，建成、元吉二太子。”皇帝闻之，□□语崔子玉曰：“朕不因卿追来到此，凭何得见兄弟□?”崔子玉奏曰：“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对直。称诉冤屈，词状颇切，所以追到陛下对直。陛下若不见兄弟，臣与陛下作计校有路；陛下若入曹司，与二太子相见，恰是冤家相逢，臣亦无门救得陛下，应不得却归长安。惟陛下不用看去，甚将稳便。”帝闻此语，更不敢多问，遂匆匆上厅而坐……(崔子玉对皇帝)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七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入冥记》的要点是辨明“玄武门之变”的是非，将一代英主唐太宗理屈词穷的窘状描绘得栩栩如生，如借太宗之口，说出建成、元吉哀哭；借崔子玉之口，说出建成、元吉“称诉冤屈，词状颇切”，显示太宗杀兄弟之非。与把太宗形容得旷达、尊严、理直气壮的《朝野佥载》相比，《入冥记》把太宗描绘得心慌、胆怯、理屈词穷，十分窝囊，显而易见《朝野佥载》是偏袒太宗的，而《入冥记》却同情建成、元吉，这是文人笔记与民间传说的重要区别，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政治倾向。
　　从《入冥记》的内容判断，该作品当作于武周代唐之初。《入冥记》称李世民为“太宗皇帝”，太宗是世民死后的庙号，可见这个故事是世民死后编造的。另外，《入冥记》中描述崔子玉劝唐太宗“讲”《大云经》，“抄写”《大云经》。此经是武则天称帝之符命，本罕为人知，因武则天利用宣传而大显。《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载：“(载初元年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同书《外戚传·武承嗣传(薛怀义附)》又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可见讲《大云经》之风，始于武则天建周之时。《入冥记》中崔子玉劝唐太宗“讲《大云经》”的情节，不是武则天建周称帝之前所能空想出来的。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遭到徐敬业以及唐宗室的几次起兵反对，她深知改朝换代、以周代唐的不易，便采取多种措施，为称帝扫除障碍。在唐高祖和太宗、高宗祖孙三代中，太宗的威望最高，降低太宗的威望，对以周代唐是有利的。而在唐太宗一生中，杀兄弟是件亏心事，《入冥记》利用这件事降低太宗的威望，迎合了武则天的政治需要，故撰写时间当在武则天以周代唐之初。当武周政权巩固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由此可见，《入冥记》是一篇在佛教果报掩护下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如果我们进而根据史书记载的自相矛盾之处，利用私家石刻等可靠资料，了解“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更可发现，《入冥记》在洗掉史书对“玄武门之变”的涂饰方面有着极大的帮助。从这一点来讲，《入冥记》已不再是单纯的民间故事，而成为具有很高史学研究价值的重要文献。⑥
　　《唐太宗入冥记》虽然属于小说家言，其主要内容也不是讲玄武门之变，但它与敦煌写本《黄仕强传》一样，“都是中国化了的富有民族特色、带有浓烈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它们一定要反映某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也曲折、隐晦地反映了玄武门事变的部分真相。
　　① 《旧唐书》卷48《食货志》。
　　② 《唐六典》卷3“县令之职”条。
　　③ 王永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载《文史知识》，1985(6)。
　　④ 刘进宝：《常何与隋末唐初政治》，载《中国史研究》，1998(4)。
　　⑤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⑥ 卞孝萱、邵文实：《敦煌文学作品中的文学研究价值》，载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251～253页。
　　⑦ 柴剑虹：《读敦煌写卷<黄仕强传>札记》，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又见氏著《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