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与历史研究——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敦煌遗书的发现填补了历史研究，尤其是晚唐五代西北史地研究的空白。“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西，中断了河西与长安的联络。此后，史籍文献对河西地区的情况鲜有记载，即使某些零散记述，也多属传闻，不太准确。幸而敦煌遗书中有许多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文书，使河西地区的历史借此得以明了。
　　《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沙州，建中二年陷于西蕃。”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也说“建中初陷吐蕃”。至于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统治者，收复沙州的时间，史籍文献均载在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而敦煌遗书则载为大中二年，如S．0788《沙州图经》曰：“建中初陷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P．3636《辛未年七月西汉金山国文件》载：“沙州本是大唐州郡，去天宝年中，安禄山作乱，河西一道，因兹陷没一百余年，名管蕃中。至大中三年，本使太保起敦甲兵，□却吐蕃，再有收复。”S.3329《张氏修功德记》曰：“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载，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上献天子)，长达天闻。”
　　从以上敦煌文书的记载可知，沙州收复在大中二年，然而由于河西阻隔，表文无法顺利到达长安，故在大中五年使者才将表文送达朝廷，故史书均载为五年。由此看出，唐实录及诸史所记地方事，常以消息或表奏到达朝廷日为准，而当时当地实物所记则最为可靠。
　　吐蕃占领沙州六十余年，其推行的制度是什么?这是学术界一直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据S.3287背《子年氾履倩等户手实》、S.2729《辰年三月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等文书内容可知，吐蕃占领沙州后不久，约在公元788年即派出“莫使”进行了勘察户口的活动，公元790年又将基层居民分成部落制形式来管理。据两件《吐蕃沙州诸户口数地亩簿》(S.4491、S.9156)分析，吐蕃在沙州实行了按户计口授给“突田”的突田制，不分男女老少，每人一突即十亩。①
　　S.2103《酉年沙州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牒》曰：
　　城南七里神农河母，两勒泛水，游淤沙坑，空地两段共叁突。右南沙灌进渠用水百姓李进评等，为已前移灌进口，向五石口前逐便取水。本无过水渠道，遂凭刘屯子边，卖合行人地壹突用水。今刘屯子言：是行人突地，依籍我收，地一任渠人别运。……
　　文书中提到“空地两段共叁突”，可见空地可以用“突”来计量。从李进评等从刘屯子边买得“行人地壹突用水”亦可知，“突”是土地计量单位。另外，S.4661文书第一行有“八突”串样，其后则有明细的亩数记录。另如P.3410《崇恩析产牒》4～5行有“无穷地两突，延康地两突”等，都是以“突”作为土地计量单位的。
　　作为土地计量单位的“突”，一突是多少呢?通过对《沙州诸户口数地亩簿》的分析可知，一突等于唐制十亩，半突等于五亩。
　　通过对以上文书的分析探讨，使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吐蕃奴隶主在管辖河西地区的同时，其奴隶制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其中如大规模杀掠、徙民政策转变为丈量土地、收取赋税。吐蕃为了对沙州进行有效的统治，曾进行过地庙清查和登记户口、田亩的工作，并适应汉人地区的情况将一“突”换算为唐制十亩，向土地耕作者收取赋税——突税，依附农民还要向土地占有者提供地租——突课。②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议潮收复沙州后，被唐廷敕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八年，议潮东入长安，由其侄淮深代行归义军事务。大顺元年，淮深全家暴卒，由淮鼎继为归义军统治者，紧接着又由议潮婿索勋继任。到了公元896年初，张承奉又掌归义军之权。这期间归义军的权力交替变故情况，文献史料基本上是空白。幸赖《张淮深墓志铭》、《张氏勋德记》、《索勋纪德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诸文书及莫高窟题记才得以明了，然其中的细节过程还不十分清楚，隐伏的问题还不少，仍有待于史学界与敦煌学界的深入探讨。
　　新旧《五代史·吐蕃传》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这是史籍上对金山国及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的唯一记载，更多的情况却无从得知。而敦煌遗书P.2864背《张永进上金山天子白雀歌》、P.3033背《龙泉神剑歌》、P.3633《辛未年七月沙州百姓万人上回鹘天可汗书》、P.2992背《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等文书却具体记述了这部分历史，从而使“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反映归义军时期人民生活的各种文书，如租佃、质典、买卖、雇佣、便粮油历、社司转帖以及民间各种诉状、辞牒等，都是研究唐末五代及宋初这一地区人民生活的宝贵材料。其中的寺院经济文书，是研究唐五代寺院经济的绝好材料；再如民间俗文学作品，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都反映了当时人物的经历和事件，是研究河西历史值得参考的重要资料。
　　敦煌遗书中还有许多地方志材料，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城土境》、《沙州地志》、《寿昌县地境》、《沙州伊州地志》、《西州图经》、《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敦煌录》等等，均是研究西北史，尤其是敦煌史地的宝贵材料。通过对其挖掘、整理、探讨，可以填补地方史研究的空白，其中尤以《沙州都督府图经》最为重要。
　　《沙州都督府图经》为历来官私目录所未著录，也未为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这卷文书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地理、自然资源以及中西交通方面如水渠、泊泽、池堰、古城、驿站、学校、殿堂、祥瑞、歌谣等史料，其内容极为丰富，对汉唐丝绸之路研究及故城考证，极有价值。
　　综上所述，敦煌遗书直接补充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如果将文书与史籍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钩沉稽佚，层层深入，并由微观到宏观作出分析认识，必将促进历史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会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
　　① 陈国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6(1)。
　　② 姜伯勤：《突地考》，载《敦煌学辑刊》，19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