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中的宗教材料——道教典籍

　　自汉武帝设置敦煌郡以来，两汉的黄老思想与神仙方术便对敦煌产生了很大影响。姜伯勤曾说“敦煌有文字记载的道教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比之敦煌有文字记载的佛教历史更为古老”①。汉末魏晋，中原丧乱，僻处西陲的敦煌反倒成了易于保存文化之地，敦煌的道教文化一直在和异域的诸种文化交融碰撞。迨至南北朝隋唐以来，道教与统治阶层深相交接，统治者多保护道教，尤其是李唐一朝，附会为老子后裔，极力崇道，更使得道教发展臻于鼎盛。由于具有这种历史背景，大批道经写本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唐高宗、武周、唐玄宗)的敦煌。但后来吐蕃占领敦煌，由于吐蕃统治者只崇信佛教，敦煌的道教在至德年间以后便逐渐衰落了，再加上敦煌在地理位置上与西域的接触更为密切，受佛教影响更深，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直接，因此，直到晚唐五代北宋时期，敦煌道教仍然无法恢复到唐前期的鼎盛状态，道教活动逐渐潜迹，道观被毁，道经被弃。由于当时用纸紧张，一些废弃道经被寺庙或民间用来抄写佛经或书写公私文书，因之而保存至今。
　　在隋炀帝时期，敦煌的道教有了更大的发展。大业年间，炀帝在令裴矩主持张掖互市的同时，还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巡河西陇右。在炀帝到达河西时，西域诸国纷纷前来朝贺，而炀帝本人也是佛道兼崇。“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②帝王的提倡，道教本身的发展兴盛，丝绸之路河西段的再次开通，为敦煌道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这许多因素的有机结合，也正是隋代敦煌道教发展的历史背景。
　　敦煌道经包罗宏富，既有后代《道藏》中收录的经籍，也有许多“藏外佚经”，这点与佛教经籍的情况颇为相似。然而颇为不同的一点是，由于对“道教文献”的定义存在分歧，所以对敦煌道经的数量统计便有了多种结果，其最少者370多件，最多者800多件，相差至有数百卷之多，而以500多件之说较为常见。若据叶贵良先生《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③中的观点，将先秦、两汉道家著作及一些医卜星相之类的杂书剔除在外，而只将“道教成立以后道士假托天尊、道君、祖师等神仙降授的道经以及与之相关的戒律、愿文、类书、义疏等”作为道教文献来看的话，那么“敦煌道经有686件”④。
　　敦煌的道教文献来源有二：
　　一是外地流入者，如S.1513《一切道经序》、S.0238《金真玉光八景飞经》、P.2606《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P.3417《十戒经》、P.2457《阅紫錄仪三年一说》、P.3725《老子道德经》、P.2380《通玄真经》、P.2257《太上大道玉清经》、日本京都博物馆藏《太上业报因缘经》等。根据这些道教经文的题记就可知道，它们或直接出于宫廷，或为京城道观所写，然后辗转流入了敦煌。如P.2380《通玄真经》中“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的题记，就是出于宫廷的明证。
　　二是敦煌道教徒外出请经、抄经得来的。每一种宗教，其信徒都是十分虔诚的，他们为了自己所信仰宗教的发展，可以尽最大的努力来弘扬或布道。从有关记载可知，敦煌的道教徒也曾不辞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外出请经、抄经。如罗振玉旧藏《本际经》卷5有题记为：“冲虚观主宋妙仙入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今为写此经。”另如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第181号有题记曰：“大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九月一日，沙州神泉观道士索□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正是敦煌道教徒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才使许多道教经典能够从京城传到敦煌，并继续在本土抄写流传。
　　不论哪种来源都可看到，敦煌道教直接受京城道教的影响，所以敦煌道教典籍用纸之品质、书法之工整、品式之考究等，都在其他许多写本之上。遗憾的是，道教在敦煌发展的规模和时间均有限，道经也自然遭受到了严重损坏，其背面多为佛教写经或学郎习字之用。
　　伴随着敦煌道教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道教经典，而且还出现了道教徒的活动场所——道观。从现有资料可知，敦煌的道观共有五座，即神泉观、开元观、冲虚观、灵图观和龙兴观。
　　敦煌道教的发展历程，既与全国道教的发展有一致之处，又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从敦煌道教文献的流传及写经题记可知，唐前期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吐蕃占领敦煌后，由于吐蕃统治者只崇信佛教，敦煌的道教在至德以后便逐渐衰落了，再加上敦煌在地理位置上与西域的接触更为密切，受佛教影响更深，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直接。因此，直到晚唐五代北宋时期，敦煌道教仍然无法恢复到唐前期的鼎盛状态。⑤
　　《道德经》乃敦煌遗书中的主要道教典籍，在道教研究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一定的价值。今本《道德经》二卷，乃唐以前的定本。但在唐以前也有以《道经》为下卷，《德经》为上卷者，却不为学人所习闻。敦煌遗书中则有明确的反映，如P.2584、2420、2421，皆题曰《道经下》或《老子道经下》，P.2417、2347皆题曰《老子德经上》。1972年山东银雀山发现的本子也是《德经》上，《道经》下。由此可知，以“德”、“道”为上下是战国以来就存在的，唐写本还保存了旧本，这是很宝贵的。⑥
　　敦煌《道德经》主要是河上公注本。自后汉以来，《道德经》就流传着两种注本：一是王弼注本，主要讲《道德经》的理论，是给读书人看的；另一是河上公注本，是给道士看的。河上公注本往往把道教的许多东西，如《洞玄经》等，都放在《道德经》后面。
　　敦煌另一主要道教典籍为《老子化胡经》。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与道教、儒教发生了关系，并相互批评、攻击。道家反对佛教的东西，最重要的莫过于《老子化胡经》。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老子化胡经》的5个卷子(P.2004、2007、3404、S.1857、6963)，通过对其整理、校勘，可知大概情况。⑦《史记》中记载老子西出函谷关后不知其踪，而《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出关后是到西藏、印度去讲学，结果把胡人都感化了，都从了老子的道，甚至还说释迦牟尼佛是老子的弟子，即所谓“化胡成佛”。除了《老子化胡经》这一种之外，，与之同属于“化胡经”类的还有《太上灵宝老子化胡经》(S.2081、P.2360)、《老子变化经》(S.2295)和《元始应变历化经》(P.2449)等总计10件。
　　《本际经》也是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一重要道教文献，它全称《太玄真一本际经》或《太玄真一本际妙经》，是隋唐时期出现的道教文献。据有关材料可知，隋朝道士刘进喜写出《本际经》五卷，初唐道士李仲卿又续成十卷。此经为唐皇室尊崇，因而流传甚广，是研究唐初道教义理的重要资料。“安史之乱”后，该经已大部分散佚，明代《正统道藏》中所收《本际经》已经是非常少的一点零卷断篇。现行本《道藏》失收。
　　敦煌遗书中的《本际经》写本多达140余件，几乎占已发现敦煌道教写经总数的五分之一，今散藏于世界各地。除法藏最多外(59件)，伦敦、圣彼得堡、北京均有一定数量的收藏。此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这些敦煌写本的发现，既可以弥补现行《道藏》的缺失，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这部中古道家经典。
　　《本际经》表现了隋唐道教所达到的极高水平，反映了中国人对理性智慧和生命理想的不懈追求，因此，它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极大重视。其后的道教类书及其他典籍都曾大量征引其内容，唐高宗、武则天在为其亡太子李弘所写的道经中就包括《本际经》。唐玄宗时，更两次敕令天下道观转写《本际经》经文，从敦煌写本《本际经》的题记来看，也多写于盛唐时期。⑧另外《本际经疏》(P．2361、3027)为唐代道经义疏之仅存者，是研究唐代道经注疏的宝贵资料。
　　① 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载《道教文化研究》第13辑，26页，三联书店，1998。
　　② 《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
　　③ 巴蜀书社，2007。
　　④ 叶贵良：《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58页。
　　⑤ 谭蝉雪：《敦煌道经记综述》，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敦煌道教文献专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⑥ 姜亮夫：《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载《思想战线》，1981(1)。
　　⑦ 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⑧ 万毅：《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录文及解说》，载《道水文化研究》第13辑《敦煌道教文献专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