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地方公文的处理程式——牒文及其处理方式

 
　　从前面的介绍可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唐代州县官文书使用最多者乃是“牒”。因此，下面我们专门以“牒”为例，对唐代官文书的处理情况加以介绍。在出土文书中，许多唐代的牒都写作“*”，将“世”改为“云”，这可能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之“世”的缘故。陈垣在《史讳举例》中说：由于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世改为代，或为系，从世之字改从云，或改从曳。民改为人，或为甿，从民之字改从氏”①。“*”字可能正是“从世之字改从云”之一例。如大谷2840号文书：②
　　1.豆卢军 *敦煌县
　　2.军司，死官马内钱叁阡柒伯捌拾文
　　(中略)
　　8.*，被检校兵马使*称件状如前者。
　　9.欠者，*敦煌县请征，便付玉门军，仍
　　10.*玉门军便请受领者。此已*玉门
　　11.讫。今以状*，*至准状。故*。
　　12.长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典画怀*
　　13.判官郭意。
　　14.十二月十五日录事彻受。
　　15.尉摄主簿 付司兵。
　　16.检案 泽白。
　　17.十六日。
　　18.*，检案，连如前，谨*。
　　19.十二月十六日史郭怀*
　　20.帖追，泽白。
　　21.十七日。
　　(以下余白)
　　本件文书前13行钤有七方“豆卢军兵马使之印”，第14、15行钤有一方“敦煌县之印”。可见前13行是豆卢军的牒文。14～21行是敦煌县的判文。因豆卢军与敦煌县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豆卢军的级别比敦煌县高，故豆卢军下敦煌县的牒文称“故*”(11行)，而敦煌县上豆卢军的牒文称“谨*”(18行)。由此件文书再结合其他资料可以得知，以“故*”形式结尾的牒文，反映的是“上施下”而又不直接统属的关系，以“谨*”形式结尾的牒文，反映的是“下达上”，而且其运用范围要比“上施下”普遍，即使有直接关系，也可用牒文报告情况。③
　　一般来说，牒文的处理程式有六个环节，即署名、受付、判案、执行、勾稽、抄目。如P.3174背《唐高宗总章二年敦煌县传马坊文书》④有：
　　(前略)
　　12.前件驴被差送帛练往伊州，今还至县，请定
　　13.肤第。谨牒。
　　14.总章二年八月廿一日前校尉杨迪牒
　　15.付司，迁示。
　　16.廿一日。
　　17.八月廿一日录事令狐顺受
　　18.主簿 敬 付司法
　　19.连，行白
　　20.廿一日
　　(中略)
　　92.右件人驴频追不到。
　　93.牒，件勘如前，谨牒。
　　94.八月廿 日佐赵信牒。
　　95.程师惪等五人使往伊
　　96.州，计程各违贰日，论
　　97.情不得无责。据职制律：
　　98.诸公使应行而稽留者，
　　99.壹日笞叁拾，叁日加壹
　　100.等。计师惪等所犯，合
　　101.笞叁拾，并将身咨注。
　　102.其不违程者记；其张
　　103.才智频追不到，牒坊
　　104.到日，将返其新备驴
　　105.及今月廿一日所阅马驴，
　　106.并长官检阅讫记。咨。
　　107.行白。
　　108.廿五日。
　　109.依判，迁示，
　　110.廿五日。
　　111.马坊，件状如前，牒至准状，故牒。
　　112.总章二年八月廿五日
　　113.佐 赵信
　　114.尉行
　　115.史
　　116.八月廿一日、廿五日行判无稽
　　117.前官杨迪牒，为夏惠等马送使还，请定肤第，
　　118.总章二年八月廿 日传驴□张德意等辞。
　　(下略)
　　文书的处理是从署名开始的，本件文书中第15～16行的“付司，迁示，廿一日”就是长官署名的一种形式。从大量的敦煌吐鲁番官文书可知，署名的格式一般都是“付司，某示，某日”。
　　“付司”的意思就是把牒文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这是长官下达的指示。当然，也有长官立即判署的，即省略了其他步骤，直接批示。如大谷5839B《河西市司使米真陀请纸笔牒》中的长官“付司”项为：“付司，检令式。河西节度买马，不是别敕令市。计不合请纸笔。处分过，楚珪示，廿九日。”文书处理的第二个环节是“受付”，如上引文书第17～18行的“八月廿一日录事令狐顺受，主簿敬付司法”就是明证。据《唐六典》卷30载，主簿还负有“监印”之责，因此，“受付”之际钤上印鉴也自然就是主簿的职责之一了。“判案”是文书处理程式的第三个环节，也是最主要、最复杂的环节，因此人们常常把整个公文处理程式叫做“判案”。如上引文书第19～20行的“连，行白，廿一日”，第109～110行的“依判，迁示，廿五日”就是“判案”的内容。另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31～39页所载《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其第1～10行为唐益谦的上牒，第11～19行为判案，第20～51行是“史”谢忠的牒文，其内容是对所“连”的前几件文书作出的总结报告，以供判官作“判”。
　　除“连”外，还有一种方法，即判官向主典发出“检案”的指示。“检案”就是判官指示属下检覆案文的意思，而主典(即主事、令史、书令史一类的办事人员)在检覆案文后便作出“牒，检案，连如前”这样的答复。主典所说的“检案”是指已经检覆了案文(这与判官所说的“检案”不同)。“连如前”则是指把牒文和前面的案文粘连起来的意思。
　　经过这些程序后，“判案”仍未结束，还需同职官员连署，即判官的“判文”还需通判官、长官的最后裁定。据《唐律疏议》卷5《名例律·同职犯公坐》条：
　　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若通判官以上异判有失者，止坐异判以上之官)。
　　疏议曰：
　　同职者，谓连署之官。公坐，谓无私曲。假如大理寺断事有违，即大卿是长官，少卿及正是通判官，丞是判官，府史是主典，是为四等。各以所由为首者，若主典检请有失，即主典为首，丞为第二从，少卿、二正为第三从，大卿为第四从，即主簿、录事亦为第四从；若由丞判断有失，以丞为首，少卿、二正为第二从，大卿为第三从，典为第四从，主簿、录事当同第四从。⑤
　　从敦煌吐鲁番官文书的判文可知，通判官的判决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故在他们同意判官的判决后都写了“依判，谘，某示”的判署。最后的裁决权当在长官。因此，他们都写了“依判，某示”。这样才算是最终的断案。
　　从判案中的署名也可看出官员的级别和职权。一般情况下，长官和通判官署名、署字。当判官向下属下判时，一般都署字，而当向上谘白时，则多署名。主典吏员则署姓名(有时也省略中间一字)。在判署的用词上，判官用“谘”、“白”，通判官用“谘”、“示”，长官只用“示”，主典用“牒”。
　　“执行”是判案后的一个程序，它一般由判官实施。“执行”的依据就是长官的最后“判案”，或发牒，或下符，或存案。如大谷2836号文书第26～27行的“下十一乡，件状如前。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到奉行”，就是下符执行的例证。另如大谷2839号A文书第23行的“案，为兵曹、法曹等司请黄纸，准数分付事”，就是存案“执行”的例证。
　　“勾稽”是官文书处理程式的第五个环节。勾官“勾稽”的内容不仅仅是粘连在一起的牒文，更重要的是核对发给另一单位的公文。如果没有差错，就在公文上钤上印鉴。
　　判案的最后程式为“抄目”，它也是勾官的职责。一般情况下，“抄目”由三部分组成，即发文性质，来文性质、内容，处理意见、结果。如大谷2835号文书的抄目是：“牒。为括逃使牒、请牒上御史，并牒凉甘肃瓜等州事。”从此“抄目”可知，其公文性质为“牒”，来文是“括逃使牒”，内容为“请牒上御史”。另如大谷2839号文书的抄目是：“案，为兵曹、法曹等司请黄纸，准数分付事”。从此“抄目”可知，其公文性质为“案”，来文内容是“兵曹、法曹等司请黄纸”，处理意见是“准数分付”。
　　经过这样六道程序后，一件牒文才算正式处理完毕了。
　　① 陈垣：《史讳举例》，10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②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8页。
　　③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载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又见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④ 《释录》第四辑，417～428页。
　　⑤ 《唐律疏议笺解》，396～397页，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