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产生及发展——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及其成就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我国大批的珍贵文物被外国“探险家”、“考察家”窃去，造成了我国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而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某些领域落后了。这种落后的状况，是由于人民的觉醒，以及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团结奋斗，尤其是两次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才得以改变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些形形色色的外国考察家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频繁出现在我国西北地区。他们把我国的许多珍贵文物和学术资料无条件地捆载而去，而在艺术宝库和文化遗址中留下来的却是斑斑伤痕和残毁弃余。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27年组建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情况却比较特殊，斯文·赫定的主观意图和其他考察家基本一致，但客观效果却相差极大。因此，对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有关情况加以探讨，当是很有意义的。
　　一、考查团的组建
　　提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首先要谈到斯文·赫定。斯文·赫定(1865～1952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立志于探险。1880年4月24日，即在他15岁时，瑞典探险家诺登瑟德乘坐“威加”号船探险归来，回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全城张灯结彩，欢迎这位探险英雄的归来。斯文·赫定说：“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在南岸高处望见全城的景况，使我受了重大刺激，我终身都要记着那一天，我一生的事业便从此决定了。城中各处都满了春雷一般的欢呼。我心中想到：‘将来我也要这样回来。’”①从此他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旅行家去从事探险活动。因此，他大量阅读有关北极探险的图书，甚至画出了他所知道的各探险队的路线图，并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等待着探险机会的到来。
　　1885年，斯文·赫定20岁时从中学毕业了。他说：“我将离校的时候，校长问我愿否到里海沿岸的巴库去担任半年的教职，教一个程度很低的小孩。他父亲是诺贝尔兄弟所雇的总工程师。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想不知等到何时，才有人来供给我赴北极去探险，现在既有机会到亚洲游历，也是不可轻易错过的，我便受了命运的驱使，前往亚洲。”②
　　1886年底斯文·赫定返家后，先后进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斯德哥尔摩高等学校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地理等专业。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当时正在柏林大学任教，斯文·赫定受业于他，这对其以后专门从事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1890年瑞典政府派往伊朗、土耳其的使臣需要一位兼通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翻译官，斯文·赫定由于其卓越的才能而被选中。在出使任务已经完成，即将回国之前，他给瑞典国王打电报，要求允许他从波斯起程东行，到亚洲内地进行游历和探险活动。瑞典国王鄂斯加很快表示赞成，并提供了斯文·赫定需要的全部费用。从此，斯文·赫定就踏上探险之路。
　　斯文·赫定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探险和游历共有八次，足迹遍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内蒙古等地，特别是他多次深入我国新疆、西藏等人迹罕至的沙漠、荒原地带，他的许多著作对研究我国新疆、西藏等地的地理、考古、历史等学科方面的问题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下面仅就他1927年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有关情况加以介绍。
　　1925年8月29日，德国列维佐夫(德皇威廉二世助理官)、弗洛尔曼(德国空军卸任军官)在斯德哥尔摩拜访了斯文·赫定，他们代表当时世界著名飞机设计师容克邀请斯文·赫定访问德国。斯文·赫定应邀前往与容克相见，容克请他协助开辟从德国经由苏联飞抵北京的航线，并愿意提供飞机供斯文·赫定考察中亚之用，且承担一切经费。于是斯文·赫定提出了一个庞大的飞行计划，即经柏林—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蒙古—北京，以平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飞行，全程需飞行54小时。为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考察。斯文·赫定还提出，在考察航线后返国时，再经北京—新疆—苏联中亚—伊朗—土耳其进行科学考察。1926年，容克的公司财政困难，被德国政府接收，上述计划遂告搁浅。但是出乎意料，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愿意资助斯文·赫定的考察拟议，于是斯文·赫定着手筹建考察团③。
　　1926年9月15日，斯文·赫定应邀飞往柏林，与汉莎公司商谈有关探险组织、成员、装备、经费等具体问题。24日，双方达成协议：第一，探险队用瑞典的名义，受瑞典驻华使馆的庇护。第二，汉莎公司选派飞行员、气象专家、摄影师参加，瑞典选派两名科学家参加。第三，探险队负责在乌鲁木齐与北京之间设立四个航空加油站并附设无线电台、气象测候所。第四，探险队第一步的任务是：组织驼队沿既定路线考察，选择合适的地点作航空加油站；派驼队为航空加油站运送汽油；由探险队组织从柏林首航。
　　1926年10月31日，斯文·赫定到达北京后，立即拜访了瑞典驻华代理大使和德国驻华大使，他们十分赞赏斯文·赫定的探险计划，并许以全力相助。11月25日，斯文·赫定在瑞典著名考古、地质学家安德森教授陪同下，拜访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翁文灏表示支持，并建议斯文·赫定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斯文·赫定表示同意。翁文灏还建议斯文·赫定给中国外交部打报告，请求官方应允。随后，斯文·赫定拜访了外交部总长顾维钧，顾维钧看了探险计划后指出：中国政府毫无疑问地同意驼队探险，但航空探险却会被军方阻止。为了取得军方谅解，斯文·赫定又于12月24日拜访了北洋政府的航空部长，部长对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极有兴趣，希望能允许中国官员参加试飞，并提醒斯文·赫定在驼队探险结束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阻力。12月30日，斯文·赫定又拜访了其知心朋友、外交部次长(即副部长)王荫泰，他向斯文·赫定透露，政府已批准了探险计划。过了两天，外交部果然将批准驼队探险的报告转到瑞典使馆，内容大致如下：
　　据贵国大使及您本人所提交的探险计划，中瑞两国的科学家、航空专家拟赴甘肃、新疆两省进行考古调查。第一步探察将乘骆驼于1927年初离开北京，并在沿途为下一步使用飞机探察做可行性研究，您表示不从事违法活动。鉴于中国政府一贯鼓励考古调查，中国政府同意并支持第一步的探险计划，并已令地方当局予以保护和帮助。
　　1927年1月30日，驻扎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接见了斯文·赫定，应允从各个方面支持驼队探险，并给新疆军阀杨增新打电报，通知他探险队抵达的时间和探险的目的。过了几天，张作霖将电报抄本、介绍信转给斯文·赫定④。
　　得到张作霖的支持后，斯文·赫定又与中国的外交、军事、运输等部门分别协商解决有关考察团的护照、持枪证、货物运输等事宜。外交部同意每个团员可持长枪一支、短枪一支和800发子弹，考察团可以带七支猎枪。运输部门特拨两节货车和一节客车供考察团从北京到包头旅行。
　　斯文·赫定与北洋军阀政府的不平等协议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正处在北伐高潮中的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了。3月5日晚，北京学术界集会，反对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考察，呼吁禁止外国人进行考古发掘，掠夺珍贵文物，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领空飞行。并指出，中国的古生物、考古、地质等资料应由中国人自己研究，这些资料属中国财产，应由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为了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许多报纸都报道了有关消息，从而激起了民愤。与此同时，北京学术界发起签名活动，揭露西方探险家的目的是掠夺中国考古及其他学科的材料，应绝对禁止西方探险家涉足中国。面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腐朽的北洋军阀政府却完全置之不顾，反而全力支持斯文·赫定。外交部次长王荫泰甚至对斯文·赫定说，不要理睬学术界的反应，您已经获准出发，除了政府，没有任何机构能阻止您。既然已办好各种手续，就不必等待。⑤
　　面对动荡的中国局势和复杂的社会情况，斯文·赫定明白，要使考察团顺利成行，就不能与中国同行发生冲突，造成隔阂。因此，他便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与中国学术界进行磋商。
　　中国学术界为了加强团结，共同抗议政府的无条件批准，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地质调查所等在京的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正是慑于学术团体协会的威力，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王荫泰致函斯文·赫定说，假如学术团体协会极力反对，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可能收回1月1日签署的同意考察的文件。
　　经过40多天的频繁接触和多次会谈、磋商，双方于1927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签字仪式，与会者有斯文·赫定、周肇祥、马衡、黄文弼、刘半农、徐炳昶等。周肇祥、斯文·赫定分别代表中瑞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至此，终于达成了一项包括19条内容的新协议：决定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考查团名称中谨慎地避开了“探险”字样；设中国及外国团长，参加的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禁止将文物带到海外，采集品留在中国；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不得以任何借口，毁损有关历史、美术等建筑物；本协议办法之解释，应以中文为准。“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⑥。协议的签订使中国学术界异常振奋。有的学者认为“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中国学术界成熟并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的标志”⑦。对此人们奔走呼告，《大公报》和《世界日报》详细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汇集舆论反映，指出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防止文物被“巧取豪夺，潜运境外”。刘半农径直以“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垮台了”的词句率直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大公报》1929年1月23日曾这样写道：“尤有一精彩之处，即该协定之解释，须依中文为准，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斯文·赫定的这次考察活动，从主观上看具有殖民主义意图，因为考查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在新疆的航空权，这种单方面的航空权显然是不平等的，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但当中国学术团体与斯文·赫定制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后，斯文·赫定及其德国团员并没有放弃新疆航空权的企图。这正如斯文，赫定自己所说：“我在少年时就在这里(新疆)的森林、山脉岭和沙漠过了这许多幸福的年代。但是还有许多地方，是我从没能到过的，因此我想，只能用飞机引诱出它的秘密来了。”⑧
　　考查团到达新疆后，斯文·赫定从新疆的有关官员处得知，“在一年之前，北京的外交部给(杨)省长说明我的志愿，并且说，政府本身已反驳了这飞行计划。政府方面却让杨增新立定他的主意，要看在新疆的利益方面怎样好便怎样办”⑨。
　　黄文弼及其他中国团员得知这种情况后，为了捍卫国家权益，向新疆当局多次力争，不能同意斯文·赫定的要求。据黄文弼的考察日记记载，1928年3月12日黄文弼“又至樊(厅长)处往拜，谈论关于本团外国人拟在新疆飞行甚久”⑩。3月20日，“赫定到樊厅长处交涉飞机事项，樊未允诺。赫又提出杨宇霆有承认之意，盖欲以杨宇霆吓将军也，可笑之甚。樊说，我们新疆与当地情形不同，外交财政，不过照例报部而已，就令大元帅命令，也有时不承认也。就是说，即使大元帅认可，也不行。词婉而意重，樊真不愧为外交家也”(11)。
　　虽然如此，但德国团员并不死心，并试图以行贿手段打通关节。3月28日，黄文弼“至徐(炳昶)先生处，惊悉德人活动进行飞行事甚力，杨将军意颇动摇，意料于中牵线者为包尔汉。为系铃解铃之计，乃同徐先生至包处，藉考人种为名，便谈及飞行事。渠态度亦佳，并云德人贿赂各事”(12)。
　　正是由于黄文弼等的努力，更坚定了杨增新省长的决心。4月8日，斯文·赫定又见杨将军，“进说飞行事，被拒绝”(13)。斯文·赫定自己也承认：“从政治的根源上说，省长却以为不得不打消我的企图，中国内部的环境是很明显地要这样办的。”(14)但他并不死心，“复活节那天我和杨增新开了两点钟谈判……包尔汉也在场，却是徐教授翻译。我们对于我的飞行计划再做一次谈判，杨增新很逻辑和平静地给我解释他打消提议在政治上的原因”(15)，“这样我们飞行的计划就要束之高阁了”(16)。
　　关于新疆航空权的谈判失败后，斯文·赫定说：“中国方面既不允许我们飞行，那我却没理由把所有在新疆的飞行家保留着，要带他们中之四人回柏林去，在我的团里的五个德国人都在各气象候所任事。”(17)对此，黄文弼也记其事曰：“连日德人回德声浪颇高，然不足以吓吾辈也，徐先生有电致理事会报告，而将军亦有电至外交部矣。”(18)然而，斯文·赫定毕竟是一个学者型的考察家，新疆飞行之交涉失败后，他虽然很不高兴，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考察，只将汉莎航空公司八人遣回德国，又从其他渠道筹措考察经费了。
　　二、考查团的成就
　　这次中瑞西北科学考查，中国方面共有10人，由北大教务长徐炳昶教授任团长，再就是负责地质工作的袁复礼、担任地质和古生物工作的丁道衡、负责地图工作的詹番勋、承担考古工作的黄文弼等科学家。另外还有摄影龚元忠和承担气象观测工作的四位学生：崔鹤峰、马叶谦、刘衍淮、李宪之。
　　欧洲团员共有17人，除斯文·赫定任团长外，瑞典尚有4人，即队长兰理训、本团医生郝默尔、研究地质并负责作图的那林、研究考古学的贝格曼；丹麦1人，即副队长哈士纶；德国11人，即本团气象主任赫德、本团会计米纶威、本团电影员李伯冷和汉莎航空公司8人：钱默满、海德、韩普尔、马学尔、华志、狄德满、马森伯、冯考尔。此外尚有瑞典人生瑞恒，随本团照料事务，但不列其名于团员中。
　　关于新疆航空权的交涉失败后，汉莎航空公司八人便离团归国，考查团遂又增加了研究地磁学的瑞典人安博尔。由于工作需要，团中又任用了新疆的气象实习生张广福、赵玉春、翟绍武、赵克勤等人，至于团中所用的听差、厨役、采集人、牵骆驼的人则随时雇用，多少不等。
　　1927年5月9日，考查团从北京出发，一个多月后捷报首次传来：我国年轻的地质学者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其“成分必在八九十分以上”，“尤适于近代矿业之发展”。中国团员极为兴奋：“这里或将成为北方的汉冶萍吧!”对矿石的化验结果证实，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铌稀土的铁矿床之一，现已发现有77种元素和114种矿物，我国的大型钢铁企业、稀土生产科研基地——“包钢”，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1928年10月，考查团的又一条消息轰动了全世界，袁复礼教授在新疆挖到7具完整的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法国一家报纸甚至渲染说：“七个活恐龙在新疆发现。”四年中，袁复礼教授在乌鲁木齐以东博格达山至天山北孚远一带挖出大量爬行动物化石，较完整的有72具，其中有7个新种，古脊椎动物学家将其命名为：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水龙兽、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龙。另外还发掘到一具宁夏结节绘龙化石。这是当时我国发现恐龙化石最多、最完整的一次。
　　在此之前，只有外国人在中国零星发现过几块白垩纪恐龙化石，大批爬行动物化石只在南非的卡鲁地区发现过。这次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短时间内竟发现这样多的二、三叠纪古爬行动物化石，比过去的发现提前了一亿多年，这怎能不使全世界的学者为之震惊呢?这些发现使中国的古脊椎动物研究跃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建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发现之下”(19)。考查团中国团长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中也说：西北科学考查团“最重要的发现，则为袁希渊(复礼)在新疆……所得之恐龙化石。此化石……在亚洲尚属第一次发现，并可以推倒从前地质学家天山东段无动物化石的断定。瑞典有一地质学家对赫定博士说：‘你们费巨款，作考察，即使止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20)
　　西北科学考查团另一项震惊中外的考察成果是一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发现，它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考查团发掘的地区，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即东经100度至101度，北纬41度至42度间。在额济纳河下游，有一名叫黑城的废墟。在此废墟东南方有汉代遗址，据推测此地可能就是张掖郡的居延县城，所以沿额济纳河广大地区出土的简牍，统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地区，是汉代重要的军事边防区，在汉武帝开发河西及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经过2000年的风风雨雨已无法得知其具体情况了。黄文弼根据其实地考察及丰富的历史、考古、民族、地理知识推测：“古代安置烽墩，即以为塞，人民悉沿塞住。汉筑居延塞，以处居延人民，故在烽墩附近发现了汉代瓦片。”(21)并对居延塞与遮虏障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自肃州以东，若金塔、天仓、额济纳等之烽墩，皆谓之遮虏障。跨甘、肃二州境地，在甘州者为居延境(即今额济纳境内)地，故称居延塞；在肃州者为内地边境，故称遮虏障。《通典》于张掖、甘州著居延塞，于酒泉、肃州著遮虏障，实皆为一类，因地而分耳”(22)，“居延县者，以安处所获居延人而置”，“至于居延县城在何处，尚未发现，余颇疑黑城即是，黑城西有一小城疑即居延县城”(23)。
　　震惊世界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黄文弼先生在此考察时，就已经找到了几枚汉简。1927年10月24日，黄文弼偕助手庄永成在黑城考察并画图后，又从一土堡内“拾汉瓦片数块，复在西北隅高坡上以手刨之，见一木简，上有汉文字迹，惜近漫灭，以笔画形势度之，其为汉晋木简无疑。若是，则此一带为汉晋旧障，无可疑者也”(24)。这时已到了晚上7点，他们不得不返回营地。第二天，他们二人又在昨日所掘之处及其附近发掘，从上午10点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所掘地面东西十一英尺，南北十二英尺，深三英尺。上为浮沙土，尺余抵红泥冲积层地面，下为黑灰土，木简即出于其中。……计所得残木简三根。一为庄(永成)掘出，上有阿本二字，余模糊。余皆为余掘出，一为双行字十余，字迹为土所淹，不易辨识，仿佛为‘七足下闻子口必为书翰以通旁经’者。后寻许久，方觅见另一简，有数字，但已模糊，尚有无字木片数段”。并根据其考察推断说：“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决不止此也。详考字迹，与斯坦因等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物。”(25)
　　黄文弼发现这几枚汉简后，再未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发掘，而是转入其他地区考察了。居延汉简的大批发掘及其重大学术价值的发现，是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率我国采集员靳士贵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古成就。1930年4月20日贝格曼找到了一枚汉简，不久又发现了大批简牍。考察团在居延地区共发掘60区，主要的有21区。出土文物多达586包，其中有木简者463包(26)。这批汉简按照协议于1931年5月运至北京，由北京大学教授兼故宫博物院文物馆副馆长马衡及贺昌群、余逊、劳干等分别作了部分考释，贝格曼博士也因研究这批简牍携眷在北京住了两年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的沦陷使这批国宝面临被毁劫的厄运。沈仲璋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们辗转运往香港，以后又被运到美国，现存台湾，劳干研究这批汉简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于1958年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同时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2～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又在原简发掘处破城子一带发掘了汉简2万多枚。到目前为止，居延汉简已出土3万多枚了。(27)
　　考查团还有一项成果，即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古活动。
　　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第一个进入新疆的考古学者。他考察的重点是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古代遗址。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察，除了南部东段外，几乎都踏查遍了。他重点调查和发掘的地区有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于阗、皮山、叶城、巴楚等地，发现遗址极多，采集也非常丰富。
　　吐鲁番地区，由于发现了大批的吐鲁番文书而闻名于全世界，并和敦煌文书的发现、研究一样，形成了吐鲁番学。古代人类在吐鲁番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交河、高昌和柳中。吐鲁番文书主要发现于高昌故城附近的哈拉和卓(二堡)和阿斯塔那(三堡)。高昌故城，维吾尔语称作“亦都护城”。据《高昌王世勋之碑》称：“亦都护者，其国王号也。”当地维吾尔族有这样一个传说：古代维吾尔国的国王派遣一名叫哈拉和卓的大将去征服高昌，哈拉和卓勇敢善战，率大兵包围了高昌王城，高昌国王亦都护塔克洋努士在重兵威胁下，派人与他讲和。哈拉和卓提出，要亦都护将公主嫁给他当妻子才可以停战。高昌国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答应了这一要求。三年以后。哈拉和卓被高昌国人处死，并将其尸体扔在井里，后来，哈拉和卓的家人找见了尸体，并计划用骆驼运回故国安葬，但当骆驼行至阿斯塔那后就不走了。于是，他的家人就把哈拉和卓安葬在阿斯塔那。由于哈拉和卓生前驻扎过二堡，为了纪念他，便把二堡称为“哈拉和卓”。“阿斯塔那”，维吾尔语是“首府”的意思。首府，本来是指亦都护城。但自元代以后，高昌故城废弃，首府移至故城西三堡，三堡也就叫阿斯塔那了。(28)
　　黄文弼先生于1928年和1930年两次考察了吐鲁番地区，根据其考察日记记载，1930年3月26日，“今日闻说胜金口有碑1方，雇人引导，骑马前去，胜金口在北，距此约30里，石碑在大道东山麓，刻于一岩石上，为民族古文字”(29)。4月1日，“上午余到胜金口，锥拓摩岩石刻，彼等在土峪沟路北发掘古坟院，出砖2方，一为章和七年平远府参军；一为河西王通事舍人”(30)。4月4日，“余复带引导及汗木多往查石碑，碑在鲁克沁东北，使力克普沟口。……有一土墩，甚高峻，四周有像遗迹，已毁。塔中有弄，上书红字，有贞元年号及‘僧辨真画’等字。知为唐代之物。……转西过沟，山上有破房遗址及碑刻字者三四。有一石上飧‘国力年安’，疑即‘王国万年’之联写，旁有龙字，下疑为朔字，想为唐代人所书”(31)。
　　黄文弼先生不仅详细考察了吐鲁番地区，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尤其是他发掘的大量墓表，对高昌史的研究有极大的价值。他根据这些墓表及其他材料排列出了麴氏王朝世系、年代和官制，使高昌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黄文弼先生对交河故城的考察及研究，更具有重大的意义。交河故城是汉代车师王前庭所在地，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黄文弼先生在故城西部干河床岸上的古墓区里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出土了完整陶器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随葬品。其中有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刘士恭的墓表一方，墓表上书：“卒于赤山之南原礼也。东则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长岸。”
　　由于黄文弼先生采用了科学的考古方法，对发掘地域划分明确，内部层次清楚，编号记录严密，从而判明，沟北区和沟西区包含了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文化。沟北区应在汉通西域以前，从出土陶器特点，可以看到既受依兰文化的影响，也受汉文化的影响。沟西区据所出墓志的年代多为公元6～7世纪，其形制特点主要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黄文弼先生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东西文化两期推进说，即公元前二世纪至前五世纪为东西文化向新疆的第一期推进，西方文化主要通过西北荒漠进入新疆，中原文化对新疆也有影响；公元前1～3世纪为东西文化的第二期推进，汉文化由于汉通西域而大量涌入新疆，西方文化由波斯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南部。由此，他以自己的研究有力地驳斥了新疆文化完全来自西方的论调”(32)。早在《高昌陶集·序》中黄文弼先生就指出：“新疆文化关于宗教方面，如艺术、语言、文字，受西方文化最深，凡关于政治方面、与农垦有关之货币及工艺品，受东方文化最巨”，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与爱国热忱。
　　正是由于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黄文弼先生被视为我国吐鲁番学的奠基者之一，这从其有关吐鲁番的著作中就可得到证明。他在《吐鲁番考古记》一书中指出：“由于吐鲁番位置之特殊，反映其政治和文化之多方面的发展。在历史上无论汉人、匈奴人、突厥人、西藏人、回鹘人、蒙古人，挟其政治或军事力量西进，而印度人、大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罗马人或土耳其人，拥其宗教或宗教艺术东来，莫不以吐鲁番为焦点。而留其残迹。”再加上这里气候干燥，适宜保存地下文物，故其“不特为研究我民族历史之重要地点，亦且为研究亚洲历史可珍贵之宝库矣”(33)。黄文弼先生还对吐鲁番考古发掘所得文物、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在《高昌》一书里，公布了墓砖目录、发现墓砖的经过及新疆发现古物概要。在《高昌砖集》中，对其所获124块墓砖分类刊布，并对50余块砖文进行了考释。《高昌陶集》一书，不仅详载吐鲁番发掘报告、所获器物介绍及研究，而且还在所获800多件陶器中择出精品100余件，经过分类排列，影印出版。《吐鲁番考古记》一书，详细介绍了有关古文书写本及绘画情况，还附有大量图版和地图。以上诸书，全面系统地公布了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发掘所得文献文物及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吐鲁番学研究。
　　举世闻名的罗布泊地区，以前仅有少数几个外国学者考察过，黄文弼于1930年春踏上了这个地区，从而第一次印上了中国学者的足迹。他最富有成果的发现是一座西汉烽燧台遗址，出土了一批西汉简牍。这是汉通西域后最早的一批简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黄文弼先生在新疆三年多的考察，获采集品80余箱，于1930年秋取道苏联西伯利亚返回北平。在北京大学为黄文弼先生举办的报告会上，代理校长陈大齐教授说：“黄先生此行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辛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沈兼士教授指出：“我国的科学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才、经济及环境均有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机关渐注意考古及民俗学之研究，但在六七午前，只有北大同人注意及此，不但开通风气而已，今果有伟大成就。”(34)
　　考察结束后，黄文弼即在北大国学研究所从事采集品的整理研究，1931年出版了《高昌砖集》，1933年出版了《高昌陶集》。1933年、1943年、1957年他又多次入疆，根据罗布泊沿岸的考古发现，论证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对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罗布淖尔水道变迁等，对该地区诸古国的兴衰及丝绸之路等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并出版了《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年)、《西北史地论丛》(1981年)、《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84年)、《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1989年)、《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90年)等。
　　另外，考查团在德国专家赫德博士领导下的气象观测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全部观测记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和高空探测资料两大本(德文)，成为此后二十余年间中亚气象权威性的资料。
　　三、考查团的影响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从其组织的初衷及主观愿望看，的确具有殖民主义的倾向，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西北的开发。正是由于这次考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遂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家刮目相看。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由于在古生物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考查团中国团长徐炳昶教授，也因出色的组织领导工作获得了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中国政府为了表彰考查团的功绩，特为该团发行纪念邮票一套，这是我国为学术界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斯文·赫定博士在其叙述这次考察的日记——《长征记》序言中写道：“至于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我在这里只须提明，他们的合作使我一月一月地愈是觉得，怎样地不可少与怎样地贵重”，“中欧间的这种善意地、友谊地合作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愉快的源泉；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有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
　　以上仅仅叙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一些具体成绩，而其最重要的影响则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正如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中说，在一切具体成绩之外，“还有两件很好的结果，深应注意：第一，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对于工作的强固意志及丰富能力，并不像欧洲近视眼的外交家所说：‘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京!’第二，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我国人并无盲目排外的意思，如为夸大狂所蒙蔽之欧美人所宣传。这两件证明实已足在精神界开一种一纪元”(35)。当考查团到达包头的第一天晚上聚餐时，斯文·赫定曾讲演说：“我们将要证明，白种和黄种能够和好地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科学是处在国界和各民族之间的偏见之上的。破坏的倾轧或近视的国家主义我都不能忍耐，是在我旅行团的，大家都是朋友，中国人同欧洲人享受同等的权利。不过中国人是在家乡里，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中，我们却是外来宾客。我希望，各人各尽他自己的义务，因为如果考查团每个分子都拿出本事做事，那我们所得结果将要有益于人类的。”(36)中国科学家在政治上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但在科学考察上，中外团员却配合得很好。斯文·赫定曾说：“最后还得感谢北京的‘反对派’——中国学者们，他们由我的敌人转成我的朋友和合作者。”(37)“我们在一起工作如手足一样，没有丝毫的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际和种族，唯一的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38)
　　这次考察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绩，也与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分不开的。斯文·赫定也不得不承认：“考查团始终欣幸中国政府有力的保护。”(39)当考查团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徐炳昶教授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主编曾通过鲁迅先生向徐炳昶约稿，请其将前一阶段的考察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以便于中国学术界了解西北。
　　这次学术考察，推动了中国学术界认识西北、研究西北、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的热潮，自此以后，我国科学家不断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发掘、研究。尤其是直接促使了丝绸之路学的发展与兴盛，促使了中国吐鲁番学的产生和发展，并在间接方面促使了我国敦煌学、简牍学等各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我国学术界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
　　① 斯文·赫定著，孙中宽译：《我的探险生涯》，2页，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1933年10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印行。
　　② 斯文·赫定著，孙中宽译：《我的探险生涯》，2页。
　　③ 林世田：《斯文·赫定与中亚探险》，载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集》，1988年8月印行。
　　④ 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3)。
　　⑤ 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3)。
　　⑥ 杨镰：《斯文·赫定的探察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3)。
　　⑦ 杨镰：《斯文·赫定的探察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3)。
　　⑧ 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长征记》，285页，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1937年12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印行。
　　⑨ 斯文·赫定著，李述礼泽：《长征记》，285页。
　　⑩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74页，文物出版社，1990。
　　(11)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76页，文物出版社，1990。
　　(12)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77页，文物出版社，1990。
　　(13)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78页，文物出版社，1990。
　　(14) 斯文·赫定：《长征记》，285页。
　　(15) 斯文·赫定：《长征记》，288页。
　　(16) 斯文·赫定：《长征记》，286页。
　　(17) 斯文·赫定：《长征记》，290页。
　　(18)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78页。
　　(19) 徐恒、王忱：《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60年纪念》，载《人民日报》，1987年5月21日。
　　(20) 徐炳昶：《西游日记》序言，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21)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03页，文物出版社，1990。
　　(22)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04～105页，文物出版社，1990。
　　(23)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05页，文物出版社，1990。
　　(24)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05页，文物出版社，1990。
　　(25)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106页，文物出版杜，1990。
　　(26) 林剑鸣编译：《简牍概述》，14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27) 徐恒、王忱：《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60年纪念》。
　　(28) 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1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29)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527页，文物出版社，1990。
　　(30)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528页，文物出版社，1990。
　　(31)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年)》，529～530页，文物出版社，1990。
　　(32) 黄烈：《大漠风尘觅学问——黄文弼先生的治学道路》，载《文史知识》，1991(5)。
　　(33)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1～2页，中国科学院，1954。
　　(34) 黄烈：《大漠风尘觅学问——黄文弼先生的治学道路》，载《文史知识》，1991(5)。
　　(35) 徐炳昶：《西游日记》序言，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36) 斯文·赫定：《长征记》，6页。
　　(37) 斯文·赫定：《长征记·序》。
　　(38) 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序》。
　　(39) 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序》。